今日折磨非洲的内战是一系列小型化、无休止、受害者众多、目的不明的武装冲突；领土争端、部族仇恨、信仰差异与资源纠纷缠绕在一起，如同热带丛林中的藤蔓植物，没有战场，没有冲突区，没有尽头。

　　13岁的伊夫林·阿皮奥被天主抵抗军绑架了6个月后获得解救，但他心灵上的创伤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复

　　2012年4月，在放上YouTube不到4天后，一段由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看不见的孩子”制作的公益广告片《科尼2012》的浏览量就突破了3000万大关，制作者杰森·拉塞尔和博比·贝利说，这部宣传片的目的在于提醒整个世界，在中部非洲丛林中，一位名叫约瑟夫·科尼的残暴军阀和他属下的“天主抵抗军”(LRA)犯下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屠杀、绑架、胁迫青少年成为士兵，仅仅在2009年12月，科尼的“天主抵抗军”就屠杀了超过3000名无辜平民，行刑的凶器是棍棒、砍刀。在本地，他们被称为“Tonga tonga”，意为“悄无声息的袭击者”。80年代中叶，天主抵抗军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抗议乌干达政府压制该国北部的阿可里部落，力图实现地区自治，但很快，它迅速堕落成了一股无因的暴力源，被政府军逐出国界后辗转于刚果、南苏丹、中非共和国之间。

　　为了敦促联合国安理会与奥巴马政府对科尼造就的人道主义灾难进行干预，“看不见的孩子”苦心孤诣地发动一场持续的网络全球宣传，然而残酷的现实在于，约瑟夫·科尼的天主抵抗军，只不过是这股横行在非洲大陆上、流向不明的暴力浪潮中的一朵黑色浪花，从刚果、索马里、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到乍得、尼日利亚，至少有20场以上的内战冲突在全球媒体与国际组织忽视的角落里延绵了10年以上。

　　无因的暴力

　　2009年，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第三世界研究专家维杰·马哈扬曾撰写了一本《非洲的崛起》。非洲发展银行乐观地估计，在过去的30年中，非洲大陆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增长了300%，突破3亿大关，到2020年，非洲GDP总额可能达到2.6万亿美元，在达喀尔、拉各斯、内罗毕等大城市，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和高速公路制造了一派欣欣向荣的乐观气氛。然而，从另一面看，这只不过是大片黑暗中闪烁的少数光点。“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尼安加拉，在比利时殖民时期，这座位于刚果东北部的小城市因咖啡、棉花贸易而兴旺发达，人口稠密，然而在常年内战的破坏与侵蚀下，今日的尼安加拉是一座死城。”《肮脏的非洲战争》一书的作者、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教授、非洲政治研究专家威廉·雷诺教授对我们回忆说，“弹痕累累、屋顶全无的殖民时期建筑无人居住，残破不堪的泥泞道路上除了少数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的专用车辆外，只有一些骨瘦如柴的当地居民骑乘着破旧的自行车和摩托匆匆而过。”

　　尼安加拉的街景仿佛是今日整个非洲大陆充满挫折的缩影，截至2004年，刚果内战已经造成超过390万人死亡，在塞拉利昂，内战已经造成至少30万平民伤亡，另有115万沦为难民。在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失败国家”中，非洲国家赫然占据了前60位超过一半的名额。4月，在办公室遭到汽油炸弹袭击后两天，津巴布韦财政部长滕达伊·比蒂警告说，他的国家可能正处在另一场卢旺达式的大屠杀的边缘。他公开表示：“我只是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成为又一个卢旺达——一个军事统治下混乱无序又充满暴力的国度。”

　　作为“争取民主变革运动”(MDC)的领袖之一，比蒂反对由总统罗伯特·穆加贝所领导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2008年，MDC在选举中击败了穆加贝，但总统拒绝下台。最终在邻国南非的斡旋下，双方同意联合执政。尽管两党应在政府中享有同等的权力，但在最近几个月，MDC成为威胁、绑架及政治边缘化的牺牲者，已经实质上被踢出了政坛主流。穆加贝依旧独揽大权，双方在下层都拥有大量分属不同部落的武装分子。在首都哈拉雷街头，AK-47突击步枪低沉的“啪啪”声几乎持续终日，内战，已经迫使这个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枪炮、战争与选票》中论述说，现代化国防涉及复杂缜密的科层分工、技术进步与税收制度，从而将推动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而非洲国家毫无技术含量，长期的低烈度战争则适得其反，这些由AK-47突击步枪、RPG-7榴弹发射器与载有无后坐力炮的丰田皮卡充斥的武装冲突只会增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软化中央政府权力与公民认同感。更糟糕的是，由于长期战乱导致的人口锐减，大部分缺乏明确政治意识主张与拥护的小军阀只能通过绑架青少年来组成一支军队，并用依靠巫术、残酷的刑罚和毒品来维持忠诚：他们的优点是无畏、忠诚，易于指挥驾驭。

　　在苏丹政府的调停下，乌干达政府曾与LRA在苏丹的朱巴就签署停战协议进行谈判。图为2006年8月1日，南苏丹副总统里克·马沙尔和LRA副司令文森·奥迪(右)在和平谈判期间交谈

　　“在刚果和中非，我亲眼看到那些不到12岁的青少年士兵，在出击之前按照首领的吩咐，虔诚地用棕榈油涂抹身体，祈求不被子弹击中。”雷诺表示，即便在被国际NGO机构拯救后，他们也需要长时间的心理辅导与矫正，许多孩子会因为入伍后频繁的杀戮与暴力行为而陷入自闭或者进行自残。2007年，伊什梅尔·比赫，一位侥幸逃脱了魔掌的前塞拉利昂叛乱武装少年兵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漫漫长路》，在书中，他透露了一些令人胆战心惊的细节：为了使少年兵彻底断绝家庭与温情的纽带，部落军阀首领常常勒令新兵参与射杀、虐待自己的家人。

　　“非洲上一代号召武装斗争的民族主义领袖，反抗的是殖民主义、冷战、独裁统治或者种族隔离制度，诸如埃塞俄比亚的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卢旺达的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雷诺说，“虽然他们并不完全是西方国家偏爱的、成长于议会民主政治体系中的民选政治家，但许多在西方宗主国受到系统而全面的教育，对于国家的制度成长与经济发展有着系统性的纲领与意见。然而新一代非洲内战的发起者都是一群毫无长远政治考量、缺乏跨越地区与种族支持的短视者。”例如90年代以其短暂、残暴统治而著称，拥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利比里亚总统查尔斯·泰勒，拥有波士顿本特利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成功地把自己塑造为一位美国与西方盟国青睐的、要求普选政治、改善民众生活的激进学生领袖，然而在当选后，旋即以前所未有的暴力和腐化使得利比里亚成为非洲最为混乱的地区，而在泰勒的支持下，邻国塞拉利昂在长达10年的内战中损失了超过20万人口。

　　殖民、冷战与反恐——播撒仇恨的种子

　　如何解释今日非洲悲剧的源头？“这些匆忙划定的非洲国家边界十分荒谬，罔顾地理环境与民族部落分布现实。”雷诺告诉我们，许多在殖民主义时代被居心叵测的宗主国煽动，结下了不解深仇，或者由于缺乏必要经济与社会联系，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族与部落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必须站在同一面国旗之下——在尼日利亚1.5亿人口中，北部的穆斯林和南部的基督徒之间的摩擦日益剧烈；英国殖民者故意只从北部的豪萨－富拉尼部族中挑选高级文职官员，而从南部的伊博人中挑选军官。在索马里，西亚德·巴雷总统只将财富和权力在自己出身的达鲁德部族首领中分享，从1969至1991年，他将国际援助的75%都纳入自己和家族近亲的腰包，并从跨国公司手中拿到了将近1.5亿美元的回扣与贿赂。这些仇恨如同大批埋藏在浅地表下的火药，只要一颗火星就会引发爆炸。

　　更糟糕的是，“冷战”在90年代初的突然结束，导致美国和苏联迅速终止了在非洲大陆许多地方的政治与军事存在，徒然留下了一批单纯依靠超级大国的支持而勉强存在的军阀独裁者，诸如索马里的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刚果的蒙博托、埃塞俄比亚的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毫无例外，这些被抛弃的腐败“代理人”政府迅速被国内反对派的武装起义所推翻，然后这些国家就浸泡在无休止的内战与恐怖中。“冷战”时期美苏援助的大批武器此刻派上了用场，更何况由于非洲漫长绵延的海岸线和毫无管制的广袅领空，迅速成为国际灰色武器走私贸易的乐园。

　　雷诺用了一个单词“碎片化”，来描述这场非洲旷日持久的私人迷你战争：“在‘冷战’时期，如果说美国和苏联的干预有什么正面作用，就是缩减了部落军阀与叛乱头目的数量，最好在一个国家、一个特定地区只需要与一个强大的代理人打交道。”雷诺告诉我们，今天，即便在大的军阀部队内部，也因种族、部落与地域细分为无数小派别，由于缺乏跨越地域与社会阶层的号召力与系统组织能力，现代非洲军阀往往只能依托部落与地区号召力，从而形成一种脆弱而不稳定的结构。“战事一旦展开，就很难结束，因为没有一张谈判桌能够容下如此之多而诉求不同的对手。”更糟糕的是，这些军头暴君只要向控制区的居民提供最基本，哪怕微不足道的公共事业与生存保障就能够存在下去：“一点饮用水、电力，堪比集中营的治安，和克扣后所剩无几的国际粮食人道主义救济，谈不上国家与社区建设，更遑论改善民生和实现民主。”90年代初，索马里的主要反政府力量，诸如艾迪德的索马里联合大会、索马里民主运动以及索马里拯救民族阵线，都是一些在巴雷执政时期依附于政府，并通过裙带关系获取了大量土地与经济利益的地方强权人物，在2.5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进驻索马里，在《联合国安理会794号决议》授权下开展“重建希望”行动时，仅在首都摩加迪沙就有7支部落武装，超过40支人数不同、彼此仇杀不已的叛乱派别。

　　同时，日益发达的全球网络通讯技术也充当了帮凶。雷诺告诉我们，在10年前，只有当一个军阀拥有了足够大的有效控制区域与人口，积累了几场战斗胜利，才会有所在国政府代表、联合国工作人员或者西方媒体深入丛林前来拜访。然而在今日，只要拥有一部笔记本电脑或者卫星电话，任何叛乱头目都能轻易让非洲乃至全球听到自己的声音，并宣示自己的存在。2010年7月，几十名刚刚从“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分离出来以及其他阵线的叛军闯入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北基伍省瓦利卡尔附近的十几个村落，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强暴罪行，受害者超过300人。惨案发生一天后，一名绰号“什卡”的年轻部落军阀就通过卫星电话表示对这起惨案负责，并信誓旦旦地说其目的只是为了昭示自己与老东家分道扬镳，并要求政府在未来的议会中给自己留下一席之地。

　　“这些新军阀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茫然无知，即便上了联合国苦心孤诣安排的和平谈判桌，他们对自己手中的筹码和目标也是一头雾水。”雷诺告诉我们，2007年在联合国主持下，达尔富尔和平问题圆桌谈判在利比亚苏尔特举行，在谈判现场，他惊讶地发现，前来参加谈判的叛乱首领最感兴趣的，既不是和联合国官员的一对一磋商，也不是与政府代表的圆桌会议，而是宾馆随时开放的自助餐：“即使在会议时间，餐厅也挤满了身穿迷彩军装、头戴白色缠头的当地军头，不停地畅饮冰镇百事可乐，往手中的盘里满盛烧烤、水果、蛋糕，以及满是坚果、葡萄干、羊肉粒和肉桂粉的当地特色米饭，并对窗外的繁荣港口和街道发出赞叹，但如果你上前询问他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未来，你通常得不到什么明确的答案。”

　　2001年9月11日之后，非洲骤然成为美国全球反恐战略中的新热点，在阿富汗被击溃的“基地”组织迅速在炎热、混乱的非洲找到了全新的立足之地，从而为非洲的内战增添了额外的助力。2008年，五角大楼正式宣布组建了美军非洲司令部，以便在对这块资源丰富的大陆实现有效控制的同时，打击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卡特·汉姆将军警告说，至少有5至6个非洲国内激进武装派别，诸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与索马里的阿尔－沙巴布(Al Shabab)，与“基地”组织残余建立联系与合作关系。阿尔－沙巴布以索马里东北部城市迈杜古里为基地，号召建立一个政教合一、严格遵守什叶派宗教律法的穆斯林国家，在其恐怖袭击中罹难的不但包括政府官员、警察、西方跨国企业职员和平民，甚至包括相对温和的其他教派信徒。阿尔－沙巴布甚至拥有自己的Twitter账号，每天播放关于“全球圣战”的视频宣讲，还毫无顾忌地展示触目惊心的酷刑图片——断肢、投石与斩首。尽管2011年底，索马里政府军在非洲联盟各国的支援下，从其手中夺回了已经成为残垣断壁的首都摩加迪沙，但阿尔－沙巴布在撤退之前用几百枚汽车炸弹制造了最后一起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并依旧控制着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地区一些重要的港口，其赖以生存的黑市贸易和武器走私线路仍然没有被切断。

　　丰饶的苦难

　　许多国际政治和经济观察家曾一厢情愿地认为，非洲所拥有的大量自然资源，必将促使这块热带大陆在21世纪实现经济起飞，最终保证其繁荣和稳定，然而在雷诺看来，这些天赐之物却制造了一场“丰饶的动乱”，并最终成为这些绵延不休的战火背后的助燃剂。“在80年代后，非洲一些国家的中央政府都不可阻止地军阀化了，由于矿产资源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高涨，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需制定复杂的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只要将石油、钻石、金属矿藏、木材等一切硬通货资源通过私人寻租关系垄断，或匆忙出让给跨国垄断企业，就能维持自身的存在。”雷诺说，“与之相对，他们允许军队中形成针对中高级军官个人的忠诚，并漠视任何不能带来短期回报的长期社会建设。”2000年，世界银行在给从乍得通往喀麦隆海岸的一条石油管线贷款时设定了限制条件，要求政府官员和各部族武装首领要把贷款放进一个特别账户而非国家预算，而且所有支出都必须公布，提款必须用于卫生、教育或其他社会事业。然而很快，世界银行的代表就发现，自己无法阻止地方军阀们将管线收益用于黑市武器贸易，于是2008年，这个项目被迫取消。

　　在这场因丰饶资源而引发的战乱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尼日尔三角洲，它拥有尼日利亚20%的人口以及40%的石油储量，是95%政府外汇贸易收入的来源。1995年，曾获得戈德曼国家环保奖的当地民权运动家肯·萨洛·威瓦由于谴责跨国石油公司窃取尼日利亚资源、造成污染以及政府的腐败而被处决，从而激发了以伊博人为主的尼日尔三角洲解放阵线、伊贾青年联盟阵线、尼日尔人民志愿军等抵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破坏输油管线与油气钻探站，绑架西方石油公司雇员，以及袭击政府军巡逻队与据点，并私下将控制地区的原油廉价出售至国际黑市。10年来，装备有武装巡逻艇和直升机的政府军每天都在尼日尔三角地区与配备有自动武器和火箭弹的叛军进行激战。由于动乱，2009年尼日尔三角洲每天的原油产量仅为160万桶，比正常配额减少了一半，而频繁的恐怖袭击和武装冲突，以及当地割据部落的野蛮开采，导致多达5.46亿加仑原油泄入尼日尔三角洲的河流与土地，严重损害了当地生态环境。去年，脆弱的乔纳森联合政府再次向尼日尔三角洲的地方武装发出呼吁，以提高石油收入分成和接纳进入联合政府为条件，试图开启再一轮多边和平谈判，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隧道尽头的和平之光依旧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