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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凉山州买一个孩子只要2万至3万元，在河北卖出的价格却高达5万至7万元。而民间盛行的“两非”，为在该地区进行贩婴，寻找“医疗合作者”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已导致了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在农耕经济为主的邢台、邯郸等地尤为严重……

　　本刊记者/徐智慧(发自石家庄、邢台)

　　“这起河北省自行发现的、‘2012·4·19’专案是一起深度经营的特大拐卖案件，由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合力侦破。”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科科长刘玉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昌平诊所进入公安机关的视线，时间并不长。

　　今年1月，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警员在日常巡视中发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经常有一些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他人陪同下出入昌平诊所，有时就在诊所里生产。

　　这些孕妇一看长相就是外地人，有的说四川话，有的说当地人听不懂的语言。而陪孕妇来诊所的，总是两个年轻女子，操着四川口音。

　　这一点引起公安机关警觉，平乡是国家级贫困县，外来人口本就不多。而孕妇通常在就近医院检查，这些外地孕妇为何千里迢迢到地理位置偏僻的平乡县一个小诊所做体检呢？

　　据平乡县公安局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动用一些侦察手段，对这些操方言和四川话的妇女进行暗中调查。经过四个多月的侦察，发现了一个涉及河北、四川、内蒙古、北京等7个省区的特大贩婴网络。由于案情重大，公安部将此案列为“2012·4·19”部督专案，并部署七个涉案省区开展秘密侦探工作。

　　至7月1日前，他们摸清了这个拐卖儿童团伙为首的是季小芳、杨学花，二人均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该团伙是家族式作案，团伙成员还有季小芳的男朋友阿发、杨学花的母亲沙尔喝等人。

　　7月2日夜，在公安部督导下，河北省公安机关分赴平乡、威县、广宗、巨鹿4县，抓获包括医务人员和儿童亲生父母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儿童16名。“2012·4·19特大贩婴案”告破。

　　供需市价差织起贩婴网络

　　季小芳33岁，到邢台10年了，开始在酒店里打工。后来她的表妹杨学花也来到邢台，在平乡、威县等地打工，今年刚20岁。

　　据平乡县公安局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犯罪嫌疑人季小芳、杨学花在审讯中交代：她们在打工过程中发现，有不少河北人愿意花数万元买个孩子；而她们也很清楚老家四川凉山州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很多人生育不受限制，孩子“不值钱”——在凉山州买一个孩子只要2万至3万元，在河北卖出的价格却高达5万至7万元。利用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价差，只要做成一单买卖，可赚3万元左右！

　　由于中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举措日趋严厉，尤其是随着交通运输环节打拐力度的增加，季小芳、杨学花发现，抱着孩子坐长途车来河北，半路上很容易“露马脚”。于是，她们便改变策略，先在凉山州寻找孕妇，劝说其出售腹中胎儿。说服之后，便在孕妇分娩前一段时间，陪同孕妇乘长途车来到邢台。

　　负责“运送”孕妇的人主要就是季小芳和杨学花两人。

　　孕妇在诊所鉴定完胎儿的性别后，买卖双方即约好时间地点见面。因为胎儿尚未分娩，买方看的不是孩子，而是孕妇。

　　据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科科长刘玉成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买方要根据孕妇漂不漂亮、健康与否，来跟犯罪嫌疑人谈买价，碰到好的“货色”，犯罪嫌疑人会抬高价格，甚至会导演一场“拍卖”，让几个买方竞价。

　　事实上，当孕妇还在“运送”途中时，身处河北的团伙成员已经在联系买家。为了扩大销路，他们学会了像传销一样发展“下线”，分头去打听“谁家想要孩子”，“下线”中介成一笔生意可得5000元左右。昌平诊所附近的一家烟酒店老板就是季小芳、杨学花发展的“下线”。

　　“2012·4·19”案中，“下线”们通过QQ、网络、电话等工具四处联系买家，藉由这种方式，把贩婴网络的买方市场扩大到北京以及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区的11个地级市。

　　这家邢台市平乡县仿古街已被抹去痕迹的小诊所，作为贩婴网络的枢钮，曾是买方和卖方信息汇总的地方。

　　不起眼的诊所

　　7月2日夜里，昌平诊所女“医生”郭彦芳和其房东史淑萍被公安机关带走。位于诊所左边隔壁的电脑修配店店主吴国栋第二天注意到，昌平诊所已卷帘门紧闭，一直没有再开过，很快就有几个自称是广告公司的人把“昌平诊所”招牌摘下来带走了。

　　昌平诊所位于平乡县城的昌平街中段，街口竖着一座做工简陋的仿古牌坊，当地人又管昌平街叫仿古街。街道两旁零星散布着一些卖杂货的商铺，少有人光顾，店主们闲聊着且开着黑洞洞的门，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生意。偶而有收费两元的“面的”在夏日正午的街上飞奔，随叫随停。

　　吴国栋1989年出生，他的电脑修配店已开业半年，他只知道隔壁是家不起眼的小诊所，没有任何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

　　他和昌平诊所打过两次交道。一次是郭彦芳拿着百元钞票来换零钱。另一次，他去昌平诊所帮女朋友拿止痛药。那是他唯一一次走进昌平诊所。

　　在他的记忆中，诊所看起来很简陋，只有一间房，用布帘隔成前后两半，一进门的墙边立着一个不大的药柜，再往里就用布帘隔开了。得知新闻后，他推测，布帘后面应该放着B超机，用来鉴定胎儿性别，并给孕妇做一些检测。

　　吴国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昌平诊所平时也对外营业，卖一些非处方药，附近头痛脑热的村民会去看一下诊。

　　房东史淑萍54岁，吴国栋说她是平乡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史淑萍将临街的门头房租赁出去，自己住在后面的房子里。之前吴国栋就感到纳闷，他经常能看见史淑萍，她不去县医院上班，倒是经常在诊所里一呆就是一天。

　　吴国栋对这个邻居的印象是“比较冷淡，很少讲话，打照面都不会打招呼”。

　　在平乡县卫生局看来，昌平诊所涉嫌拐卖儿童犯罪，充当贩婴网络的枢钮，是平乡卫生部门的耻辱，案发第二天就派人摘掉了诊所的招牌，以此“抹掉”它存在过的证据。

　　贩婴链中的“医生”

　　据平乡县公安机关审讯犯罪嫌疑人得知，季小芳、杨学花将孕妇从凉山州“运送”到河北邢台后，有意挑选一些像昌平诊所规模的有B超的小诊所，以便鉴定胎儿的性别——男女婴儿价格不一，通常男婴价格5万至7万元，女婴价格3万至5万元。

　　昌平诊所就这样进入了贩婴网络之中。史淑萍和郭彦芳得知了对方的意图后，一方面利用诊所有B超的便利条件，同时帮忙联系买家，赚取“中介费”。

　　平乡县卫生局副局长李现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捕前，史淑萍是任平乡县医院皮肤科医师，而她曾在县医院妇产科做过医生，可能从那时她就发现，把没人要或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卖给别人有利可图。

　　平乡公安机关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有证据表明，史淑萍参与了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而不仅仅是“提供医学专业技术支持”这么简单。

　　那么，昌平诊所的经营者到底是谁呢？

　　吴国栋一直以为昌平诊所是郭彦芳开的，因为日常在诊所里只有郭彦芳一个人坐诊，史淑萍不上班的时候也在诊所。

　　但《中国新闻周刊》从平乡县卫生局了解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平乡县卫生局副局长李现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示，郭彦芳毕业于邢台医学专科学校，学的是护理专业，当时她只是一个护士，而非执业医师。

　　而诊所的经营者必须拥有执业医师资格，昌平诊所在卫生局注册时用的名字是李香粉。李现革表示，李香粉确有县卫生局颁发的执业医师证，但她实际上并不在诊所。日常就是郭彦芳打理诊所，史淑萍名义上是她的房东，但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透露，史淑萍可能是昌平诊所的幕后操控者。

　　案发后，平乡县卫生局已经吊销了史淑萍的执业医师证，并报请河北省卫生部门吊销郭彦芳的护士证。

　　让人惊讶的是，昌平诊所在卫生局注册的全称是“昌平儿科诊所”。

　　李现革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B超是妇科用仪器，儿科诊所不应该有B超，昌平诊所拥有B超，已属于超范围营业。一般的处理方式是，由卫生主管部门下发监督意见书，对B超机就地封存。既然牵涉犯罪，B超机已经被公安机关当作罪证查封。

　　《中国新闻周刊》在平乡县了解到，由于“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非法中止妊娠(简称‘两非’)”的在民间普遍存在，该县卫生部门每年都要进行打击“两非”的专项行动。

　　由于昌平诊所和医务人员涉嫌犯罪，该县于7月11日启动“医疗机构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内容的前三项是：一、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或骗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的。二、超范围执业，未经许可使用B超的。三、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或非法终止妊娠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样做是犯罪”

　　相比以往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2012·4·19”专案的突出特点就是诊所和医务人员涉案，而贩婴网络吸纳医务人员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其掌握的医学技术和仪器，为胎儿进行性别鉴定，为孕妇的分娩提供必须的医疗保障。

　　而邢台民间盛行的“两非”，为在该地区进行贩婴，寻找“医疗合作者”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由此也不难理解季小芳、杨学花为何会和史淑萍、郭彦芳结成了贩婴网络的利益共同体。

　　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吴美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两非”年年喊打，却屡禁不止，如今做胎儿性别鉴定已经不需要到诊所，有人把B超、超声波等仪器装在车上，组成流动的“检测车”，给打击“两非”增加了难度。

　　《中国新闻周刊》在平乡调查得知，“两非”的盛行，已导致了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在农耕经济为主的邢台、邯郸等地尤为严重。据2005年公布的数据，河北省出生性别比最严重的某地级市达到134.3，即每出生1000个女孩，就同时出生1343个男孩，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全国平均的118。

　　河北省社发展研究所所长周伟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她在邢台、邯郸等地调研时了解的情况：重男轻女在河北民间有其文化原因，出殡时必须由男孩“摔罐”“打幡”，甚至闺女出嫁也必须由舅舅主持。重男轻女不光在民间根深蒂固，在各个社会层面都冥顽不化。这已经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落后，因为很多富裕起来的地方，重男轻女思想仍然严重，甚至在一些高知阶层，也有这种观念。

　　“有些领导同志，嘴上说着‘坚决计划生育，男女都一样’，背地里却想方设法地让第一胎生男孩。”周伟文说，她在河北见过很多这样的官员，甚至有些官员级别“很高”。

　　周伟文表示，由传统观念导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了多年，其严峻的后果将在随后几年显现出来，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河北省的有些贫困村庄已经逐渐变成“光棍村”，姑娘想借出嫁摆脱贫穷，而固守家园的男子则娶不到媳妇。

　　在周伟文担任副会长的河北省人口研究学会已连续几年向政府建议，采取措施以减轻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造成的社会的问题。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拐卖儿童犯罪在河北省很多地区大有“市场”，据刘玉成透露，“ 2012·4·19”案有一个新的特点：女婴“售价”虽然偏低，但甚至比男婴还“抢手”。“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说。

　　“2012·4·19”案覆盖7个省的贩婴网络构成一个泯灭人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尚未出生的胎儿被当作“商品”，被议价、运送，拍卖、银货交割。偏远、贫穷的四川凉山州成为拐卖婴儿的输出地，它反映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另一个侧面：社会资源、生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亲生父母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当作“商品”出售。

　　平乡县公安局副局长闫须利刚从四川凉山州办案归来，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凉山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都非常落后，这是拐卖输出地特殊的社会基础。

　　“盐源县最好走的是一条省道，120公里长的路，足足走了3个小时。好不容易找到那些出卖亲骨肉的父母，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样做是犯罪。卖一个孩子可以赚2万至3万元，这笔钱在凉山是笔巨款。”闫须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