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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7月9日，首鼠两端的石友三保安队开进卢沟桥后，蒋介石的思路已经清晰：“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10日，他在庐山写道：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他有每周做一反省录的习惯，他告诫自己，中国已经到了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　

　　7月8日：中国军队集结

　　1937年7月8日是星期四，蒋介石到庐山休养已经有数月，住在海会寺大营房的团长室。7月8日上午，来自北平市长秦德纯的特急电报，摆在蒋介石的案头，也同时发给了正在重庆巡视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不慎摔伤了背部骨头，专门到庐山休养。每天下午，他会在观音桥别墅的茅草亭静静思考，宋美龄则在旁边钓鱼，钓到后，他会轻轻鼓掌。治疗期过了，马上就投入到第一期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培训，专门把庐山海会寺大营房腾出来，集中了6000学员的庐山暑期训练团开学典礼在6月26日，他自任训练团团长，副团长兼教育长为陈诚。

　　开学还不到半个月，7月8日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就传到了山上。早上升旗的时候，陈诚宣告诸学员：7月7日晚日军已借口向我卢沟桥发动了军事进攻，我军寸土不让，战斗激烈。他还说：“我辈军人，只有马革裹尸，为民牺牲，来保卫祖国。”当天，每人每餐只有一碗饭。他们谁也想不到，战争会来得如此仓促。

　　8日收到卢沟桥冲突的消息后，虽然对日军意图不很清楚，蒋介石还是立刻指示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为什么要防备事态扩大？何应钦报告蒋介石的密电里，提到了一个惊人数字。在深夜的冲突中，中国军队虽士气极盛，但是死伤人数已经达到180名，按照秦德纯向何应钦的密电汇报：日军在当地的示威已有多日，这次应该是有计划的行动。

　　1937年8月27日，法国《世界之镜》杂志关于抗日战争的报道。中国守军第29军大刀队士兵在战壕中准备拼杀的照片登上杂志的封面。中国士兵年轻的脸庞，视死如归的表情和闪亮的大刀，都向欧洲读者传递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向宋哲元发完第一份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向26军总指挥孙连仲发出向石家庄集中的电报。他要求孙连仲由平汉路发两个师的力量集结在石家庄和保定。然后又要求庞桂勋部和高桂滋部也向石家庄集中。这之后，他要求宋哲元立刻回保定指挥，此时的宋哲元还在山东乐陵老家休养。

　　为什么要求宋哲元去保定？实际上，蒋介石对宋哲元回到北平后与日本谈判非常担心。他不能确定宋哲元会对日本人做多大的让步，他在日记里问自己：日本人是要“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而战争准备尚未完成，他接着问自己：“决心应战，此其时乎？”不过，他认为日本尚未准备好，“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与此同时，蒋介石决定要“以事实来确定解决的办法”，除了调集军队，他还抽调了高射炮部队，在长江沿岸实行戒严。

　　当时驻守宛平县城的是37师219团的年仅28岁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的侄子。7月8日凌晨5点30分，日本军队大队人马占据了龙马庙和永定河铁路桥头堡，吉星文在8日入夜后，冒着小雨去自己在城外的第3营，率领一支150人的敢死队，带着手枪和大刀，利用夜色掩护，终于在9日凌晨夺回了阵地，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不过突击队员损失了将近大半。

　　吉星文率部守卫卢沟桥一带直到7月26日换防为止，撤离数小时后，卢沟桥失陷。

　　8日，宋哲元在收到蒋介石电报后，立刻回电。除了表示自己秉承“钧座"不丧权，不失土"的意旨”继续周旋外，还试探性询问，中枢大战是否准备完成。10日，蒋介石又发电报给宋哲元，告诉他，守土要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诈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之原则”。还要求宋哲元赶紧构筑工事，接着，他又于12、13、16、17日，一直到28日，11次发电报给宋哲元，原则始终不变，就是丝毫不能丧失主权“刻刻严防，步步留神。”

　　7月11日：日本内阁决定出兵中国

　　当7月9日，首鼠两端的石友三保安队开进卢沟桥后，蒋介石的思路已经清晰：“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10日，他在庐山写道：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他有每周做一反省录的习惯，他告诫自己，中国已经到了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

　　蒋介石的和平解决之心，在7月11日彻底消除。7月11日，日本参谋本部将派兵5个师团的方案首先提交五相(首、外、陆、海、藏)会议讨论，以便随后在内阁会议上提交，上午11时30分，在首相近卫文麿官邸召开了五相会议，陆相杉山元的态度强硬，要求中国方面确保道歉，所以应该火速抽调关东军和朝鲜军中准备好的军队增援驻屯军。同时，日本国内军队放弃退伍，抽调5个师团迅速派往华北，海相军内光政支持陆相，事实上，派兵等于全面战争的开始。

　　其实，在两天前，陆军部就提出了派兵计划，只是在临时内阁会议上被其他阁僚否决了。当时日本内阁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不扩大派主要观点是，日本最大的敌人是苏联，如果在准备不充分情况下派兵，会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但是，扩大派人数众多，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认为，只要日本宣布进入内地动员，或者集中大批兵力进行保定会战，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7月9日，不扩大派的观点曾占据上风，他们要求中国方面道歉，处罚当事人，中国军队撤退，并且发电报给天津驻屯军，要求他们从丰台撤退到丰县，勿使冲突扩大。

　　而天津的牟田口廉也联队认为，撤退是交战军队的最大耻辱，他们没有遵守命令，而日本军部也对内阁不扩大方针非常不满，于是有了11日的会议，陆相的方案被通过，“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下午的内阁会议，只用了40分钟，就决定要“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且说服天皇：苏联不会从背后进攻，中国将会迅速屈服。这一天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随即，日本陆海空各军种都做了紧急动员。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这一天18时30分，宋哲元已经到达了天津站。当时日本虽然通过了派兵的决定，但因尚未完成部署，一直在散布“现地解决不扩大”的烟雾。12日，宋哲元在天津发表声明，声称自己主张和平，他说：“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

　　蒋介石认为，即使与日本谈判，也应中央掌握主导权，他不断提醒宋哲元“必不能和平解决”、“中央决定宣战”，并要求宋哲元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宋哲元还是派出张自忠等人作为自己的代表，与日方谈判。

　　蒋介石一方面认为日本人系“外强中干”，另一方面也在日记里写上了“但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

　　7月13日：周恩来上庐山与国共合作

　　蒋介石一直以为，建国运动要在国难中完成，而建国方略之一，就包括取消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共同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国民革命同盟会。这是他从1937年5月开始思考的问题，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3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蒋介石一直怀疑共产党的诚意，他生性多疑。“政治情形事关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欲求一事之彻底，非所能也，勉之。”晚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过，13日中国共产党的表态，至少说明大体可定，双方的纷争，基本集中在军队的领导权属上了。

　　实际上，从“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已经逐步放弃了“剿共”的重点，5月，他提出了“对共方针”七条，主题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放宽，但是军队必须严格限制，并且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党名，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国民革命会。后来又将新组织命名为“国民革命同盟会”。

　　6月5日开始，周恩来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双方纷争在于共产党军队改编后军事总机关的设立，蒋介石不同意这点要求，劝周恩来“要共党减低目标，改变观念，勿与领袖为难”。他既要优容中共，又要严厉监督中共，防止它“夺取群众”，他既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的影响和势力的发展，内心充满了矛盾。

　　7月14日，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双方可以讨论由周恩来起草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纲领。但是第二天就争执起来，原因在于，6月份的时候，蒋介石曾提出，中共部队3个师以上，可以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之，中共中央勉强接受了这一意见，可是周恩来这次上庐山，蒋介石又改变了注意，要求中共部队归军委会行营直属。周恩来在15日向蒋介石写信表示，这个工作他难以做通，不仅是他自己失信于党内同志，“恐碍以后各事之进行”。蒋介石见信后大怒，在日记里写道：共产党态度渐恶，惟有顺受之。所谓顺受，是不得不接受了中共的要求。

　　1937年7月19日，对“七七事变”抱和平解决幻想的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中脱帽者)由天津返回北平

　　23日，蒋介石在庐山表示，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经过艰难的谈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

　　形势日趋严峻，让蒋介石不得不做出新的部署。按照战时体制，7月13日，他开始以海陆空总司令的名义号令全军、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7月下旬，南京政府开始将重要的中枢机关和军事企业，包括重要的工厂逐步迁往内地。

　　也是13日，何应钦官邸开始继续召开军事会议。为了全方位了解战况，何应钦要求秦德纯至少每日电报3次战况。不过，军事会议上，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永昌还是希望中央给宋哲元以妥协标准，能够让他与日本人进一步商谈。因为准备并不充分，不能稳操胜算。

　　毛泽东的态度，比起国民党阵营则要果断得多。他7月13日出席了延安共产党员和机关人员紧急会议，号召每一位抗日的革命者，准备随时到抗战前线去，并致电叶剑英，中央决定先派4000人开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他当日还为抗战方略题词：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

　　也是在13日，新上任的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日本陆军省报告，表示将在20天内完成进攻29军的各项部署，以达到消灭29军的目的。香月是取代已经垂危的原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而宋哲元不了解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反而被这些缓和的表象所迷惑。13日，他下令北宁列车正常运行，北平的戒严解除，并且释放了被捕的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并且他还向日军通报了这些决定。

　　7月17日：庐山讲话，全民抗战的开始

　　从7日到17日的庐山讲话发表，蒋介石对宋哲元的态度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觉得宋哲元即使为个人考虑，也应该不会屈服；但是也不排除可能屈服，那么程度到底如何？另外，对日本军队始终没有正式开战，而只是徘徊威胁，他一直判断为“外强中干的暴露”，因此，在16日晚上，他在日记中记载：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7月7日后，全国各地的社会名流纷纷上庐山参加恳谈会，军政要员和各省地方官员纷纷出席作陪，大家都在议论，认为有重要政策要出台了。16日，第一次恳谈会在庐山牯岭的图书馆举行，王云五等20多人自由发言，他们表示，民族生存高于一切，全国服从政府一致抗日。主持会议的是汪精卫，他对抗战保持悲观看法，但是毕竟是这种场合，不能敞开谈自己的思想，他只是老生常谈式地说，要将全国的心力、物力融成一片，精诚团结来对抗危机。大家觉得没什么新意，没想到，17日的恳谈会一开始，蒋介石的讲话《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就让所有参会者为之一振。一开场，他就表示：“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是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接下来，他谈了四点。第一点是关于外交方针。讲了过去国家之所以保持和平，是因为中国是弱国，国家为进行建设，必须保持和平。但那是因为没有到最后关头，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点是关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说这并非偶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已经有了几年。“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的百年故乡，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第三是关于抗战的态度：“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肩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应战。”而一旦战争既开，则没有妥协的机会。第四点，则是具体解决“卢沟桥事变”的立场，再次强调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表示这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牺牲到底”这四个字反复出现在蒋介石的讲话之中。讲话引起了长时间的鼓掌，这是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讲话，也是全中国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一直期待的蒋介石的表态。“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提法，成为中国八年抗战的主要基调。　　同一天，中共党员代表团与蒋介石的谈判正式开始；炮兵第七团开往保定，商震部队的一个师开往石家庄；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下决心拥护中央，李宗仁等桂系军官表示“拥护委座抗战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在不久后赶到南京，商讨抗战大计。

　　蒋介石发表谈话后，当晚在日记里记载道：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因为“表决心之文书，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所能知也”。

　　也就是在庐山讲话之后，日本军部对29军发出最后通牒，陆相与参谋本部交换意见后，要求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责任者，并且要求中国军队撤退部队，如果不答应，则在19日发动攻击。也就是这份通牒，终于促使宋哲元开始由和向战转变。此前，何应钦一直告诫宋哲元，认为他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对军事准备频现疏漏，因为如果在丧失主权原则下谈判，则恐怕不是中央政府所愿。而且更可怕的是，谈判未成，大兵已经压境，则强力压迫下的城下之盟更不可取。

　　何应钦还将阎锡山的一封信带给了宋哲元，阎锡山劝说宋哲元接受中央军援助，协同作战，不可妄听汉奸挑拨。阎锡山还举了自己的例子，表明中央军当初入晋，并不以侵犯自己领地为目的。日本的通牒，加上阎锡山的劝说，包括蒋介石的讲话，使宋哲元在17日晚上打电话给在保定的中央军的参谋次长熊斌，表示自己绝对不做丧权辱国之事，请中央不要相信谣言。

　　不过，这之后，宋哲元又陷入了混乱。18日，他拜访了香月后又觉得和平有望，并且下令将北平城内各要口准备巷战的沙包等设施一律拆除，20日，又向北平市民宣布谋求和平解决的讲话，并下达安民告示。22日，开始查禁抗日报刊和书籍共计60种。他完全不知道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正向华北地区进发。直到24日，熊斌将情报提供给了他，告知一周内将有大规模战争，他才彻底下令终止与日方的谈判。

　　7月24日：和平已晚？

　　研究抗战军事史的学者认为，日军开始争夺卢沟桥与北平之间的广阔区域，实在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两边都有中国军队把守，如果一意孤进，则不免被中国军队拦腰截断，尤其是在缺乏大批增援的情况下。但是到了24日，这情境已经改变日本驻扎在平津的部队已经由不足万人增加到了5万人，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兵力，表面暂缓了国内动员的日本军部，实际上已经有把握将29军击溃了。

　　17日之后，下定迎战决心的蒋介石已然不再盘算和平解决问题。他下令释放了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沈钧儒等七君子，他的政策已经彻底转变为“团结对外，共同抗敌”。

　　20日，他离开了可以带给自己一点静意的庐山，飞往南京，开始筹划直接对日作战。宋美龄帮助其筹备空军，他称赞妻子的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匹也。

　　1937年8月28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七七事变”中东交民巷“使馆区”情况的报道。日军袭击了南苑的中国兵营，一辆插着星条旗的轿车让受伤的中国士兵攀附着车体开进北平

　　南京得到的种种消息还是晚于北平现场，就在宋哲元已经下令终止谈判的时候，蒋介石才得知了宋哲元的交涉内容，他疑惑于倭寇求战忽而又求和的心态，觉得外交与军事瞬息万变，是不是自己也不可执一而终？“但不能不有一定之目标。”同时，他觉得自己派遣中央军入冀，打破了日本军队妄图使华北地区独立的阴谋，觉得己方战略战胜了日本的战略，只是“无人得知”。

　　确实，军事和外交瞬息万变，就在蒋介石以为日本求和心态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25日，廊坊又开始了一场中日军队冲突。按照当时29军226团团长崔振伦的回忆，这场冲突起因是日军的一列兵车开向廊坊。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让日军经过或者进站，但是不能出站进入街道。如果敌人不遵守怎么办？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事实上，从上到下，没人知道，究竟应该怎样与日军交涉，只有一个原则，不能先于日军开火。日本军队要求在廊坊出站台宿营，双方又开始谈判，谈判前还合影留念。终于磨到了夜晚，双方开始交火。这是一场又被动又主动的战斗，主动的地方在于，在日军步步紧逼下，226团终于把刚出火车站的敌人压缩在狭窄的战区里开了火，不过26日清晨，27架日军飞机的轰炸，使得短暂的胜利彻底改变。“27架飞机轰炸了一天，敌人的步兵占据了营房后，没进一步的攻击。只有机枪大炮向我们不断扫射，那天我们共伤亡了50名左右，团部和第三营的行李全部丢光，只把文件带出来了。”

　　7月26日：焦灼的外交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26日，当英美外交部门向日本外交部要求华北地区的战争不能扩大后，蒋介石觉得，似乎日本的态度变缓和了一些。

　　英国一直奉行“先欧后亚”的抉择，加之早年侵略中国的历史，蒋介石对英国的政策一直并不寄予期待，可是在20日回到南京后，他还是首先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告诉他，当今的局势，只有期待英美两国从中设法，可以转为和缓，东亚的和平才能维持，希望许将此意转给英国政府。英国首相艾登由此约见了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他告诉吉田，中国虽然极其愿意和平，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不可能一忍再忍。

　　可是，话虽然如此说，因为注意力在欧洲，所以在中国，英国的原则是不和日本摩擦，甚至在之后的“八一三”抗战中，英国也仅提出了将上海设为中立区的建议，英国人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制止日本人在中国的破坏。24日，蒋介石再次召见许阁森，提到中国对日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点，不可能再同意任何条件，再次请求许阁森和美国合作，使战争之祸不要蔓延，可是英国没有做出任何努力。

　　相比之下，美国的态度更激烈。美国国务卿赫尔若干次声明，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他声称敌对战争会使各国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并且说美国将根据其他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减来增减军队。由于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影响，赫尔乃至罗斯福在1937年中日战争之初只能笼统谈及“不干预政策”，随着战争进一步升级，美国在表面上执行中立法案，但是鼓励商船向中国运送军火。　　德国则继续出口军火给中国，据统计，在抗战之初的几个月，80%的中国军火来自德国。“七七事变”后不久，孔祥熙在德国会见希特勒，希特勒表示，卢沟桥只是地方事件，可以和平解决，他们既不愿意日本独占中国，使德国丧失在远东的利益；又害怕日本完全陷于对华作战，不能起到牵制英、法等国的作用。所以，德国虽然与日本同属于未来的轴心国家，但是在对华战争开始时，并没有站在日本一边。

　　回头看，在7月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是国民政府和苏联的关系。7月13、16、19、26日，在蒋介石催促下，孙科、陈立夫和张冲先后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见面，商谈苏联给南京军事贷款和军火供货协议，鲍格莫洛夫表示，中苏关系过去一直不够友好，如果中苏关系发展太慢，这不是苏联的错误。但是，他提出不能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只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因为他的理由是，中国得到苏联的武装军火后，会不会反之用来攻击苏联？蒋介石保证，中国绝对不会进攻苏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双方会谈实际上从1937年初就开始了。苏联一直担心日本征服中国后，会从中国进攻苏联，鲍格莫洛夫表示，可以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协议”。提供给中国大约1亿美元的贷款，包括提供飞机和坦克，可是蒋介石担心苏联借机“赤化”，一直很犹豫，直到“卢沟桥事变”之后，双方的谈判才加快速度。8月21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的有力支持。

　　从7月7日开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一系列外交判断，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在日后的世界反法西斯格局中的位置。

　　7月27日：日军的进攻

　　26日夜间，在轰炸廊坊一整日后，香月清司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在27日中午前退出北平，宋哲元拒绝了这一要求。就在26日下午，30余辆日本汽车从天津出发，已经开进了广安门，在广安门外已经发生了剧烈冲突，此时此刻，再没人相信，谈判可以解决华北问题了。

　　27日中午，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主动进攻，冯治安指挥的37师和赵登禹指挥的132师主攻丰台；张自忠带领38师主攻天津海光寺；同样是在27日中午，日本的第二次增兵计划通过，华北大规模增加兵力，3个日本精锐师团向平津增援。

　　27日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日子，宛平城外是大片大片的青纱帐。29军军事训练团的张寿龄教育长和赵登禹在南苑碰头，他印象中赵登禹是个身躯魁梧的人，可是这天见到的实在是消瘦，和当年判若两人。当天下午，已经陆续有敌人向南苑外进攻，仓促迎战的29军和1000多名参加暑期军训团的男女学生击毙了一名骑马靠近城墙的敌军，其余敌人逃走了。可是这种胜利在日军的优势武器下太微乎其微了，到了28日凌晨，黎明中有若干黑点向南苑移动，敌人的飞机轰炸开始了。

　　在飞机和大炮在密集轰炸后，虽然只是盲目射击，可是29军也无法抵抗。张寿龄回忆，他和副军长佟麟阁见面，他们急忙和在军部的赵登禹联系，可是，军部电话已经不通了，附近的营房也已空无一人，只有防空洞还有一名士兵，这时候，一名传令兵跑来告诉他们，赵登禹已经撤退，军部要求所有南苑单位立即撤退回城，由于没有统一部署，青纱帐里全是零乱的撤退的单位。敌人飞机在空中不断轰炸，他们离开了公路，开始走小路，走向大红门，那里有座小土山，有个瞭望所，观察各部队的撤退情况。

　　此时已经临近午后，在大部队撤退结束后，佟麟阁和几个随从开始进城，刚走了一小段，侦察兵报告说日军正向这个方向袭击，他们赶紧进入青纱帐。没有想到，虽然日军没有发现他们，但是流弹还是击中了佟麟阁。后来才知道，先于他们撤退的赵登禹走到大红门玉河桥被日军伏击，也牺牲了。

　　在北平的宋哲元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死守，但是平津地区失去了先机，无险可守，29军可能彻底被击溃，连老本都丢失；或者离开平津，但是无法向国民政府交代。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赵登禹、佟麟阁牺牲的消息传来，他彻底崩溃，大喝道：断我左臂，此仇不共戴天。

　　南苑失守，其余几路日军的进攻也没能抵挡住。当日，10万日军集体进攻，关东军由热河向北平北侧进攻；由朝鲜调集的川岸师团向南侧进攻；河边旅团向东侧进攻；还有第5师团配合海军，向天津进攻。

　　蒋介石在27日的日记中记载，今日见各国大使完，他也不再相信外交努力能免除战火了。不过更让他愤恨的是：北平城四郊已经陷于战火，宋哲元自此才开始着急。“平时不信余言，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廿五日前，敌人对北平包围之势早成，而彼犹燕雀处堂为安，要求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乎。”

　　28日上午，丰台和南苑短暂被收复，原河北特种警察部队，也就是河北保安团脱离了汉奸殷汝耕的控制，电告全国在当日起义，并且控制了通州，抓住了殷汝耕。但是蒋介石知道，大势已去，没有全盘布置过的守卫不堪一击。所以虽然周围人欣喜若狂，他“今日心神不安日甚”。同时决定，北平如果失陷，则宣言自卫，“对倭不能片面尽条约之义务矣”。

　　在后来的战役总结中，蒋介石对于29军未经过长期训练，一听到爆炸和炮声就心怯胆寒极为不满，不过他还是要求宋哲元撤退到保定，保存最后的实力。宋哲元临走时去电蒋介石，要求让张自忠管理冀察代理委员会。蒋介石觉得非常可悲，因为他觉得这是宋哲元对倭尚未心死的标志。29日凌晨，宋哲元撤退到了保定，此后他一直生活在悔悟中，直到1940年患病死去。蒋介石并没有责怪他，一直对外声称他是在按照中央的指令行事，丢失平津，中央也有责任。

　　更多的士兵在宋哲元撤退后才退回北平，黑暗中北京城里还有不少行人，马路两侧还摆放着西瓜和馒头，士兵们有些羞愧地食用了这些老百姓准备的食物。有些士兵撤退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花丛中，全部是废弃的长枪，还有破坏的汽车。拿到路费后，官兵们被要求从西直门出发，去保定集中。

　　7月29日早晨，蒋介石知道，从凌晨3点开始，北平的电话已经无人接听，宋哲元部全部撤退。蒋介石日记说：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则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之处置，不足惊异也。

　　天津傍晚尤在激战中，日本对天津的轰炸甚惨。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试看暴日究竟能横行到几时。30日，天津失陷。“烧杀惨状，不忍闻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