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审判“第一夫人”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6月30日 08:34 经济观察网 微博
重新打量江青被判死缓的过程，你会发现，不管历史多么情有可原，对一个犯罪嫌疑人的量刑问题，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由政治家来决定，与我们所崇尚的法治原则，总有点格格不入。
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学博士
1980年11月26日上午，北京市正义路1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判长话声一落，65岁的江青，迎着照相机的镜头，步入法庭大门。从进门到被告席，很短的路，很短的时间，江青连续挣扎了三次，试图甩开押送她的女法警，这个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可能不愿意自己被押受审的镜头留在人世间。
被告席是一个木制的围栏，里面放着一个凳子，旁边摆放着一个“被告人”的牌子。进入木栏不足三分钟，她扭头看了看屁股下面的凳子，想坐下来，法警制止了她。想坐一坐都不行，这对江青来说，差不多就是从天堂坠落地狱的象征。
曾经，她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她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代组长，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女人。而今，她是中共已故最高领导人的遗孀，一个涉嫌危害国家、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阶下囚。
从不可一世到阶下囚的分水岭，可能是她的丈夫的离世。丈夫去世的第二天，丈夫生前指定的最后一个接班人，开始秘密联络其他中共要员，策划清剿“四人帮”的行动。“四人帮”这个词，是她的丈夫生前创造的，说的是她和另外三个政治局委员，警告他们不要搞小宗派活动。丈夫去世二十几天后，一批认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正在变本加厉的政治家，在军人的帮助下，在一个晚上，冲进她在中南海的家，宣布对她进行隔离审查。那天晚上，“四人帮”的其他成员，也一一成为阶下囚。
出庭，是她成为阶下囚后第一次走向公众，走向照相机。演员出身的她，对美的热爱，对形象的追求可能相当强烈。自从23岁成为毛泽东夫人，这个20岁前就参与共产党活动的女人，一直是个受人尊敬的女性，现在她要作为历史的丑角，接受法庭的审判，这样的落差，可能是她不能接受的。
法庭上，她不是很合作。法庭调查阶段，面对审判长的提问，她不是说“不知道”，就是回答“不记得”。当她昔日的政治盟友，“四人帮”的另一个成员，向法庭供述的时候，越听越激动的她，慢慢坐不住了，突然，她打断审判长，喊着要方便一下，审判人员犹豫了一下，愣在那里，可能没听明白她说什么，也可能一时不知如何处置，她急了，又大喊了一声，说她要方便一下，审判人员同意了，法警过来送她上厕所，法庭内传出低低的哄笑声。
法庭对她的审判，围绕“集团罪”和“个人罪”展开。所谓“集团罪”，说的是，她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意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所谓“个人罪”，说的是，她伙同政治盟友诬陷迫害刘少奇，致使堂堂的国家主席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此外，她和政治盟友还迫害其他人，使一些人悲惨死去。
一个多月后，法庭宣判了。判决书很长，据说一万多字，三个审判员轮流着读。法庭认为，她是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基于此，特别法庭判决她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
读着，读着，终于读到“判决如下”这一段，照本宣科的庭长口气严肃地念道：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
戴着耳机，侧着脑袋，认真聆听的江青，顿时失态，大喊大叫，连呼她在“文革”中反复呼喊过的口号，什么“坚决不承认反革命的法庭判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法庭出现了骚动，审判长命令把她押下去，腰里别着手枪的法警，把呼天抢地的江青拉出了法庭，恼火地问她听清楚了没有，死刑后面，还有“缓期二年执行”。
显然，这回，江青听清楚了，她不闹了。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简称死缓，是一项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建国之初，新政权掀开了镇压反革命的帷幕，考虑到国家建设需要保存劳动力，反革命势力需要分化瓦解，新政权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斩监候”，对那些应判死刑，可是民愤不大，手上没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只要两年内不故意犯罪，死缓就能变成无期徒刑，留下一条活命。
江青当然知道死缓意味着什么，但她未必知道，这个死缓与陈云有关。
据中共党史研究者公开披露的文字，这位赞成对江青等“四人帮”成员采取断然措施的中共元老，坚决反对杀掉江青。在“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氛围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江青的量刑问题。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力主不杀，理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一场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他回应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末了，陈云对与会者说，如果你们坚持要杀，请在会议记录上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陈云的观点不仅成为那次会议的结论性意见，还受到中共党史专家的好评。作为一个后来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从政治家的角度去考察，我觉得，陈云是了不起的，有远见卓识的。然而，换一副法律人的眼镜，用21世纪的法治观，重新打量江青被判死缓的过程，你会发现，历史充满了局限。不管历史多么情有可原，对一个犯罪嫌疑人的量刑问题，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由政治家来决定，与我们所崇尚的法治原则，总有点格格不入。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共元老曾一再强调，对江青的审判，是刑事审判，不是政治审判，目的是建立法制，使我们的国家变成法治国家，不是无法无天，不是政治代替一切。遗憾的是，对江青的量刑，多多少少，染上了一点政治审判的色彩，毕竟，审判江青的时候，刑法有了，刑事诉讼法也有了，量刑权属于人民法院，已是白纸黑字的法治原则，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由于情势的需要，历史老人将审判江青那年刚刚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打了个折扣，将“刑事案件的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律规定，悄悄变通了一下。
重提旧案，不是为了嘲讽历史，苛责先人，而是希望这样的往事，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天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关于量刑规范化改革，法律人研究了很久，从理论到经验，从大陆法国家量刑模式到英美法国家量刑模式，法律人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如果量刑权属于法院属于法官这个天条可以动摇，如果法官之外的人员决定量刑的故事一再上演，我们的法律人还傻乎乎地研究量刑规范化改革干什么？
(参考资料：李峰：“审判‘四人帮’日记摘抄”，《北京党史》2003年第5期；张金才，“陈云力主不杀江青”，《党史博览》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