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发生在拆迁签约现场的巧家爆炸案，无论当地警方如何努力解释与拆迁无关，仍然无法打消弥漫在百姓心目中的不信任。

　　对于这个西南小县城来说，征地拆迁、加速城镇化是为数不多的发展路径之一；而对于以打零工为生的青年赵登用来说，生命就像一粒尘埃，只在最后消逝时方才昙花一现。

　　爆炸，最后的清晨

　　海拔840米的巧家县城，夹在金沙江和大山之间，清晨吹过短暂的凉风之后，一旦太阳爬上山头，就变成30多摄氏度的热锅。

　　5月10日，清晨7点，26岁的青年赵登用从他的出租屋出发了，骑着那辆崭新的黄色银翔牌摩托车，照例来到红卫街灯塔下，这里是县城唯一一个打零工者聚集的劳务市场。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除去偶尔回老家的时间，他几乎每天早晨7点钟准时出现在这里，一直到天黑才回出租屋。

　　差不多同时，30岁的妇女冉祎也出门了。她的家在县郊的迤博村六组，门前是一片刚刚平整过的土地，不久的将来，房地产开发商会在这里建起新的小区。长年的操劳，让冉祎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额头已经有了深深的皱纹。她在距离劳务市场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小饭馆，丈夫李维友告诉我们，平日里妻子总是早早出门去菜市场购置一天的菜料。这一天，冉祎吩咐了别人去买，她着急去县城另一侧的花桥社区排队，等待工作人员上班后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花桥社区居委会在县城偏僻的角落里，以前曾是消防大队的院子，后来巧家县城规划区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指挥部在这里设了一个工作站。5月10日，是迤博村最后一批房屋被征收户签补偿协议的第一天，在这之前，迤博村已经有两批村民签署了这份协议。一位六组村民向我们回忆，按照指挥部的说法，5月15日是最后的期限，再不签协议就会强行拆迁。“眼瞅着已经板上钉钉了，还不如早去签了拉倒。”有的村民为了获得一点奖励，甚至忙活着在前一天搬空了家里的东西，只等协议一签，推土机进场。

　　8点钟不到，在县国土局地质环境股上班的刘明也赶到了花桥社区。等他把便民服务大厅里的两张桌子擦干净摆好的时候，同事胡宗玉和张迎波也来了，他们都是被工作站临时借调过来帮忙，第一天来这里上班，主要负责在一楼的大厅为前来排队的村民编号。

　　直到这时，赵登用、刘明以及冉祎，并没有任何命运的交集。

　　7点半左右，赵登用等来了第一个活儿，一位姓马的老板过来叫走了他和另外3名工友。其中一位工友林国财向我们回忆，那天马老板的活儿是把黄硫装上车，可是最后价钱没有谈拢，四人又回到了灯塔下继续等活，时间大约在8点30分。

　　在家里接到妻子打来电话的时候，李维友刻意看了看表，也是8点30分。冉祎让他赶紧骑摩托车赶到花桥社区签字，拆迁协议上的户主是李维友的名字。

　　几乎同时，在灯塔下等活的林国财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从坡下走上来，他背一个牛仔质地的双肩包，想搭赵登用的摩托车去花桥。没有零活干的间隙，赵登用也会抽空做些载人的活儿。男子提出车费3元，赵登用不愿去。价钱没谈成，男子背包向前走去，走出没多远，赵登用喊了句“5块钱送你去”。男子停下，赵登用发动摩托车骑过去，男子跳上车，两人往花桥方向开去。

　　这是赵登用留给工友们最后的背影。不止一人向我们回忆，当时赵登用只穿了一件浅绿色军用衬衣，并没有穿深色外套。

　　太阳越来越毒辣，穿一件篮球背心的刘明，坐在桌子后面不停地擦汗。胡宗玉坐在中间，右手边是刘明，左手边是张迎波。来签协议的村民陆续多起来，院子里零零散散聚集了六七十人，他们先在一楼的桌子前编完号，然后以三户一组上到二楼会议室签字。

　　李维友赶到时，冉祎已经排在了桌子前，他们家的编号是13号。除了李维友夫妇，这时候，桌子前还有几个人：62岁的邓国英，她是李维友的嫂子，背上还背了1岁多的小孙子；唐天荣，邓国英家的上门女婿，也就是那个小男孩的父亲，25岁。他们家排到的号码是14号。刘明他们告诉李维友，再等一户家庭，三家一起上楼去签协议。也许是觉得签协议算件大事，唐天荣这天早晨特意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色短袖衬衣，还装了一包平日里舍不得抽的玉溪烟。他抽出三根分给桌子后面的刘明、胡宗玉和张迎波，虽然大家都不认识，但香烟架起了桥梁，大伙边抽烟边随便吹着牛皮。

　　时间就定格在9点钟前后的这几分钟。公安局提供的现场监控录像，展现了赵登用的部分活动轨迹。5月18日下午，在巧家县委宣传部的会议室里，我们反复、仔细地又观看了几遍这些视频资料。

　　赵登用最早出现在镜头里的时间是8点59分18秒。四号摄像头的记录显示，赵登用里面还穿着那件军绿色衬衣，外面却多了一件深色外套，有点类似带帽子的运动服。敞着怀，没有拉拉链，左侧衣领外翻，差不多露出整个左上臂，左手缩在袖子里，右手则放在胸前，随意地拉着双肩包的一根包袋。赵登用的步伐奇特，走路像是轻飘飘地踮着脚后跟，不急不慌，并不像是径直来找人或办事的样子。8点59分33秒，赵登用走出监控范围，9点零38秒左右，他又连续两次出现在屏幕右下角，转身的时候，他后背的双肩包完全暴露在镜头之下——深色，从包内物品的轮廓大致可以判断，是一方形物品。

　　与此同时，一号摄像头也做了同步记录。从8点59分18秒至9点3分，赵登用背着双肩包在大厅前的水泥路上来回徘徊，至少转了两圈。其间，他没有与人交谈，没有接打电话，有点漫无目的，又有点心神不宁。左侧拉下来的外套一直没有提上去，左手也一直没有暴露在视线之内。

　　9点4分6秒，赵登用缓步走上了便民服务大厅的台阶，在迈向第二个台阶前，赵登用一只脚踏在第一台阶上，迟疑了足足三四秒钟。然后，他站到了大厅的墙角处，从位置上推断，也就是刘明他们登记编号的桌子前，身子被墙壁遮挡，只露一个双肩包在镜头中。

　　时间仿佛凝固了。赵登用的右手边，可以看见背着小孙子的邓国英和穿着白衬衣的唐天荣，唐的前面就是冉祎夫妇……9点4分39秒，一团白色耀眼的强光，黑屏，爆炸了。

　　刘明记得，唐天荣给的那支玉溪烟还没抽完，就失去了知觉。“一声脆响，人像个皮球一样被重重摔了出去。”躺在巧家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刘明边向我们回忆边一个劲儿地抽烟，他解释说是为了缓解紧张和恐惧，直到现在如果病房的门关重了还会吓一哆嗦。50岁的刘明当过兵，当年还曾上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他很快回过神来，凭着一股子猛劲儿，一骨碌爬下了台阶，“害怕有连环弹啊”。

　　李维友挣扎着坐起来，脑子里嗡嗡响，好像一时间世界恢复了宁静，其实是耳膜被炸穿听不见了。不远处，嫂子邓国英趴在地上，想使劲站起来却一次次失败，足足尝试了两分钟才爬起来。背上的小孙子并没有哭，大概是还没有反应过来。没看到唐天荣，李维友拼命喊着妻子冉祎的名字，过了好一会儿，他看到了妻子，仰面躺在不远处地上，嘴巴使劲一张一张，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爬下台阶的刘明瘫在花坛边上，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桌子和凳子完全没了，一块木头都不见了”，文件夹一角插进了张迎波的脖子里，胡宗玉则完全没了知觉。更恐怖的是，开始恢复痛觉的他，伸手摸了一把脸上，竟然满是肉屑。大厅墙壁和天花板上，散布着鲜血、肉屑和残缺的器官；地上，一只胳膊、半条腿、两根脚趾头还在不停地抽搐……有人开始当场呕吐起来。

　　传言，待解的疑点

　　镜头记录下了爆炸发生后人们的反应。随着一次剧烈的震动，烟尘腾起，楼里的人先是本能地蹿了出来，呆呆地站在花坛边，望着一片狼藉的大厅，足足有一分钟，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此后，才陆续有人往大门外跑，有人逆向往里跑，大概是去找自己的家人。很多人捂起了耳朵，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这次伤员普遍的病情是耳膜穿孔。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光着膀子站在花坛边上，过了两分钟才反应过来，让旁边的人给他清理后背上扎进肉里的玻璃碴子。

　　工作人员很快拿来锁头把大铁门从里面反锁住。十几分钟后，警察赶到，只准医护人员进入院子抢救伤员。李维友至今耿耿于怀：“医生只带了一个氧气瓶，先去忙着救国土局的人了，等第二辆救护车赶到，我老婆的嘴巴已经不动了。”冉祎的妹妹冉晴接到姐姐被炸死的电话，半天没反应过来。这一天是农历四月二十，恰好是冉祎30岁的生日，她还特意为姐姐买了一套泳衣，准备下班后一起去游泳，晚上再去唱歌庆祝。院子外，亲属们和看热闹的村民陆续赶来，空气中夹杂着疑惑、焦躁和愤怒，公安局的车拉走现场目击者回去做调查笔录，各种传言也开始慢慢扩散开来。

　　被紧急送往昆明救治的胡宗玉，当天傍晚即去世。20点半左右，县里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通报，称死亡人数升至4人，其中还有一名尚未确定身份。第二天一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消息，把爆炸矛头指向了一名“背小孩的李姓女子”，并描述此人在签约现场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随后引爆了藏在小孩被子里的炸药……这一说法虽然没有得到官方正式确认，但在县城百姓间却已传遍，大家深信不疑。

　　直到这时，赵登用这个名字仍然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过，实际上在当天夜里，警方就已经取得了突破。紧急调动起来的400多名警察展开地毯式排查，当天22点多，刚刚关灯准备睡觉的彭子祥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六七个警察。“他们问有没有一个叫赵登用的住在这里。我想了想，应该是小赵。”房东彭子祥告诉我们，虽然赵登用是在这里租住时间最长的一个人，前后有两年多，但直到出事才知道他的全名。两个警察把彭子祥叫到堂屋问话，其他人则进入赵登用的出租屋开始搜查。“不知道他们没有钥匙是怎么进去的，我到院子里喝水朝他屋子多看了几眼，还被勒令立刻回到堂屋里。”彭子祥回忆，搜查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具体带走什么东西不清楚。凌晨1点多，又有一帮警察前来，其中一位据说是来自省公安厅的爆炸专家，对赵登用的租住屋进行了第二轮搜查。可是，直到此时，彭子祥也没有把赵登用与爆炸案嫌疑人联系起来。

　　现场的分析处理也在紧张进行。当天21点多，在医院打点滴的李维友，听说警方准备转移尸体，便和亲属们来到现场进行阻止。“我们就是想看看，按照当地的习俗，在现场烧点纸给死者。”冉祎的亲属告诉我们，政府调动了大批武警前来维持秩序。最后谈判的结果是，“可以看，但不可以烧纸”。家人看到了躺在尸袋里的冉祎，“面目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明显伤痕”。僵持到凌晨3点多，尸体才被运往殡仪馆。残肢拣了鼓鼓囊囊一尸袋，由两个壮实的警察吃力地抬上了车。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百姓向我们回忆，当天晚上有号称是公安专家的人指出，未确定身份的死者是一具无名女尸，这更印证了先前的传言。

　　5月11日上午，当地警方通报，爆炸案嫌疑人是赵登用，此前的李姓妇女是误传。当晚，新华社记者作为媒体最先看到了现场部分监控录像，进一步肯定了赵登用的嫌疑人身份，警方解释他的作案动机是“报复社会”。引起一片哗然。

　　也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警方开始极力证明赵登用作案的合理性，直接的证据包括具体爆炸点和尸体的损毁程度，推断炸药就在赵登用所背的双肩包里；间接的证据则指向赵登用，“性格孤僻，言行极端，悲观厌世……”甚至把他两年前发表在QQ空间里的言论也搬了出来。莫不知，这样一来，反倒激起人们更大的不信任。“他们是变色龙。”我们在饭馆、学校、街头随机采访的十几位当地人中，没有一个人相信爆炸与拆迁无关。

　　即便可以确定爆炸物就在赵登用背的双肩包里，还是有一连串的疑问没有解开。

　　首先是炸药的来源。当地警方公布当天的爆炸物属于硝铵炸药，这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修路、开矿等领域的工业炸药。在巧家县城，街头和公厕里随处可见写着迷药、枪支、手机监听卡等字眼的手机号，相信炸药也并非遥不可及之物。只是，如果赵登用购买的是成品炸药，那必定可以追查到来源；如果炸药由赵登用自制，也可以追查到相关的蛛丝马迹，更何况，不管是家属、工友还是房东，都不相信老实巴交的赵登用有能力自制炸药和爆炸装置。

　　其次是引爆方式。当地警方公布当天的爆炸是由赵登用自己管理、自己控制，否定了遥控引爆，也就间接否定了有第三者参与。可是，我们采访到的工友，非常肯定地说那天早晨曾经见过赵登用去劳务市场等活，而且最后接触他的人就是一位背双肩包的男子。“赵登用那天来等活的时候没有穿外套。”工友们说。“从来没见过赵登用有深色双肩包。”家人说。如果以报复社会来解释赵登用的犯罪动机，又怎么去解释那天早晨他毫无反常的出工生活？

　　整个巧家都被一种奇怪的不信任感所笼罩。街头巷尾的百姓不断延伸出各式各样的传言，比如，院子里的六个摄像头是爆炸前一天才安装完毕的；爆炸发生前一周，县公安局刚刚发出通知要各派出所注意收缴爆炸物；爆炸发生前几分钟，赵登用背着包想上二楼，结果被一位征地的工作人员拦下；一个国土干部还掏出电话报了警，说闻到了药子(当地话，指炸药)味，“再不来人就出大事了”……警方以案件尚在侦破为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我们无法准确考证，每当我们追问某个人，他是从谁哪里听说的，像一场无休止的接力赛一样，谁也说不准第一个信息源是谁。

　　拆迁，巧家的机会

　　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饭馆、车站，只要有人提及爆炸案，就会迅速形成一个小小的舆论加工厂，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到最后，落脚点仍然是拆迁，没有人相信一个毫无关联的人会去拆迁签约现场搞自杀式爆炸。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向我们坦言，担心这个突如其来的刑事案件会让征地拆迁和城市建设慢下来；而涉及拆迁的百姓们则乐见其成，他们形容像是：“大热天喝了口冰水一样，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征地拆迁，一直是这个狭长的小县城在过去8年里的主题。2003年，新县长上任，以修建堂琅文化广场、过境线等为契机，巧家走上大兴土木之路。《巧家县志》记录，直到上世纪80年代，县城只有0.5平方公里，到本世纪初，已经扩张到2.5平方公里。一位参与当年征地的干部告诉我们，以2.5万元/亩的价格征收县城郊区的农田和宅基地，将之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就可以2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卖给开发商，其间巨大差价，就是县财政的一大来源。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巧家，去年的财政收入大约1.3亿元，而支出达到15亿元，绝大部分依靠国家扶贫款、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自筹。虽然巧家周边的大山上矿藏丰富，但开采成本高、难度大，县里并没有什么规模工业。城镇化的土地收益，成为这里为数不多的发展机会之一。

　　2006年，第一轮大规模开发暂告一段落，占地81亩的堂琅文化广场建成，四车道的过境线贯通，成为县城唯一开阔的主干道，包括花桥园区(即现在的花桥社区)在内，县城里建成了四个社区。但是，腐败问题随之而来，主持建设的县长被调走，后来被法院认定犯受贿罪，但因情节较轻免予刑事处罚；财政局长被判6年，建设局长辞职，政府办主任受牵连下海经商，国土局长也被判了6年。

　　官场地震之后，当时的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方宗辉上任代理县长。当地政府官员告诉我们，方宗辉是云南镇雄人，早在2001年就调至巧家，从纪委书记做起，一直做到现在的县委书记，在当地官场经营多年，“县里各个部门，尤其是公安政法战线，几乎都有镇雄人做领导”。方宗辉治下的巧家，工程开发仍然是主要基调，除了县城的扩张，8条通乡柏油路也是主要政绩。“几乎每一个地产项目和道路工程，都能看到镇雄人的影子。”这位官员介绍说。

　　城镇化是财政来源的动力，也面临上级政府的压力。巧家宣传部副部长潘勇向我们介绍，按照云南省的规划，到“十二五”末全省城镇化率要达到45%，而巧家现在的城镇化率只有15%左右，是昭通市城镇化率最低的一个县，要完成这个任务，征地拆迁的步伐必须加快。县城里遍布着各色工地，除了这次爆炸事件所涉及的农村转城镇，还有至少5处工地是旧城改造项目。

　　除了城市开发，巧家还迎来了一个更大的机遇——白鹤滩水电站。2008年左右，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准备论证，作为三峡水电站重要配套工程的白鹤滩水电站项目正式启动，大坝就建在距离巧家县城40公里外的大寨乡，建设周期12年，年发电量达到1200万千瓦，将成为中国第三、世界第四大水电站。电站所涉及的8万多移民中，巧家县就占了6万人。巨型电站也重新改写了县城的规划，将来县城西边金沙江畔825米以下全部淹没，东边玉屏山1400米以下全部成为规划区。巧家提出了打造水电站后勤服务基地的设想，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县郊人口最多、共有14个村民小组的迤博村，已经消失殆尽。在医院采访受伤的邓国英时，她和同屋的伤员们一起，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那天的遭遇，可是当我们问及对拆迁补偿满不满意时，她一下子咬紧嘴唇不讲话了，眼泪顺着满脸的皱纹流下，继而号啕大哭起来，病房里陷入一片死寂，旁边的村民也开始默默擦泪。

　　由于云南省规定一家五口人的房屋置换面积不超过150平方米，所以，当地百姓一般选择货币补偿。按照失地农民重置价计算，县里给出的标准是1100元/平方米，可是，这个补偿款只计算生活用房，“也就是得有床、有人住的房子”。对于百姓来说，家里的牲口房、柴房、灶房、杂物间都成了违法建筑，只能给予40%的建筑成本补偿。邓国英家的房子，折算下来补偿款不足30万元，政府会划一块60平方米的地给她家，允许最多盖起高6层的房子。“把房子盖高，把占地面积缩小，为的是节约出更多土地搞开发建设。”上述当地国土干部告诉我们。

　　邓国英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她家里两亩多耕地，前两年已经以6.5万元/亩的价格被政府征收，现在房子又要拆迁，这笔钱就成了全家老小未来的生计所系。大家的情况差不多，但除了有五六户人家坚决不签字闹着要上访之外，巧家的征地还算顺利得多。老百姓一听说“逾期不候”，尽管心里不情愿，还是大清早就迫不及待地赶去排队签字，生怕错过这最后一笔全家的活命钱。

　　赵登用，尘埃般死去

　　赵登用的老家位于县城以东140多公里的包谷垴乡，只有30多户人家的张家梁子村民小组，趴在巨大的堂琅山山脉上，房前就是四五百米深的悬崖，远看只是山水画里的一个小黑点。从县城驱车至此，至少要3个小时，这里看不到任何征地拆迁的影子。可是，5月10日，他以自己的死，生命中第一次跟“拆迁”二字联系在了一起。

　　追索赵登用的生命历程和内心世界，几乎是徒劳的，因为他太过普通，普通得就像一粒谁也不会注意到的尘埃。

　　赵家弟兄三人，大哥赵登结早早去到昆明打工，因为超生，已经6年没有回过老家；二哥赵登贤当过兵，算是见过些世面，日子过得还可以，是村里第一个安装太阳能的人家，一年多前去曲靖的煤矿下井；老三赵登用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初中时成绩突飞猛进，2004年考上了县城的巧家二中。这或许是他与同龄人最大的不同之处，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生。

　　在他的高中老师康明华眼里，赵登用留下的印象只有一幕，那就是他似乎常年只穿两件衣服，一件军用衬衣加一件军绿色外套，都是二哥从部队替换下来给他的。高二分科时，赵登用还进入了全年级前100名所在的尖子班。虽然努力，不过他的成绩不再拔尖，他不爱说话，也不违反纪律，平日只有下象棋一个爱好，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平凡得像透明的空气一样，谁也不会记起他哪怕是一件小事儿。

　　2007年，赵登用参加高考，结果只过了专科线，被玉溪师院录取，他不死心，又回来复读一年，可是，第二年又未能如愿。复课班的班主任李春华对这个学生印象更加模糊，甚至都想不起他第二年有没有过三本分数线。也许，这个结果和赵登用的心理预期相差很大，他选择放弃，去昆明打工去了。

　　曾建花甚至已经记不起当初与赵登用初次相识的情景。她13岁小学毕业就一个人离家去打工，当时才15岁，在昆明一家肥料厂做工，赵登用则靠帮人送啤酒为生。当曾建花知道了赵登用的求学经历后，她决定嫁给这个要强的青年。说是嫁，其实两人并没有正式登记结婚，甚至在老家连场酒席都没摆。曾建花对这些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都很漠然，她唯一记得的日子，就是儿子出生的那天，2010年农历七月十五。

　　孩子是在赵登用老家出生的，他们两个决定回到家乡发展。赵登用去县城，平日打零工，有活的时候一天能赚到80～120元。他也曾经想过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今年2月还去县城的一家水厂送了3天水，可是，因为要时不时回老家照看庄稼，他辞职了，对工友们则解释说是因为工资太低。

　　孩子出生不久，曾建花母子也来到县城，一家三口租住在偏僻的彭子祥家，一楼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子，一张双人床，一个跛脚的破沙发，一台电扇是唯一的电器，墙上的几件衣服没有一件是完好的。彭子祥家有十五六件出租屋，租客频繁流动，只有赵登用住了两年之久，租金从最初的每月80元涨到了今年的105元。屋子外那两只竹背篓，就是赵登用平日里的谋生工具，他经常以150元的价格包下一拖拉机沙石，然后一篓篓背到二楼或三楼的建筑工地，妻子在底下负责装，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争取一天背完。

　　相信进过这间屋子的记者，都会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所淹没：一边是极其破败简陋的陈设，一边又透露出温馨的生活气息。曾建花爱画画，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是她画的树和鸟，旁边还有一串自己折的纸花。两本象棋书是赵登用的唯一爱好，几本法律书籍是前年二哥和村里人打架后，赵登用买来研究打官司的，考虑到要花几千块钱，官司最终没打。还有一本《初次怀孕生产必读》，是小两口为迎接儿子所做的准备，在封面上，赵登用写下了“想开宝马(微博)、奥迪”几个字，曾建花解释说，那是两人刚在一起时，有一次跟叔叔打电话时无意中说出的新婚愿望，赵登用便用心记了下来。一张阿拉伯数字贴图、一个充气的橡皮小鹿，就是儿子全部的玩具。

　　2月24日，赵登用拿出几乎全部积蓄，花了3980元，刚刚换了一辆新摩托，颜色是县城少见的黄色，样式也很新潮，有点像赛车的样子。他跟曾建花说，换辆新车或许能容易多拉些活儿。4月底，三人回了趟包谷垴的老家，一张车票要70元，不舍得买，每次都是赵登用骑摩托车载她们娘俩，要5个多小时才能到。这次回家的主要任务是收苞米，在老家那间昏暗的土房子里，墙上贴着8张奖状，已经被烟熏得黝黑，新收的苞米还摆在屋子中央。临走前，赵登用还花将近1000元买了两头小猪仔。曾建花回忆，以前多少总还有一两千元的剩余，现在则几乎一分不剩。她在家照看猪仔，5月4日，赵登用一人回到县城。

　　没有人能够完整描述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赵登用都做了些什么。工友们回忆，这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会来等活，跟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一天傍晚，彭子祥看赵登用拿着两片透明的玻璃瓦回到出租屋，问他做什么用，他说是人家拆房子不要的东西，将来拿回老家去装在屋顶上，好让屋子里透进一点阳光。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很难深入赵登用的内心世界，他沉默平淡的生活背后，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从来没有跟工友提起自己“辉煌”的求学经历，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距离大学只有咫尺之遥。在出租屋的一个笔记本上，曾建花写下这样一句话：“青春有好多美好时光，自己的青春有不同的时光，有烦恼，有开心，还有快乐，有幸福。”落款是2012年1月。而老家的一个笔记本上，赵登用则用英文写下几句话，大意是：“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生命短暂而宝贵，万事都是开头难，我期望未来能比现在过得更好。”

　　我们离开赵登用老家的那天下午，遇到县公安局的人送曾建花和儿子回家。18岁的曾建花，黝黑，倔强，大概是前天晚上被公安局叫去问了整整一晚上话，她捂着肚子蹲在山间土路上，有气无力地抽泣着，好长时间才站起来，跌跌撞撞走回家。她说公安局的人告诉她，爆炸就是她丈夫干的。连续几天来的诉说，她已经没了力气，只是重复着“不可能是他”这几个字。

　　乌云突然袭来，飘下几个雨点，赵登用的母亲说，这是今年的第三场雨。我们要走了，车子爬过几道弯，赵登用的老房子已经在不远处的脚下，远远望见曾建花在院子里搅拌猪食的娇小身影，旁边是尚不懂事的儿子，不知他们未来的路会如何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