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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夫市集是一种‘替代性食物流通体系’，它注定了不能服务大多数人，不能成为社会主流。但从长远看，它还是能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另一部分人的信仰问题。这两样加起来，便是一个民间自建的‘食物共同体’。”

参加农夫市集后满载而归的顾客

农户坚持传统的种植方式生产农产品，顾客大多是摊主的“粉丝”、网友

　　跟常天乐认识还是在2009年某次绿色和平组织的食物讲座上，彼时她是一个名叫“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的美国公益组织的驻中国代表，同是住在北京的上海人，相互客气地寒暄几句就道别了。再见到是2011年的3月，她告诉我，她正在组织一个“北京农夫市集”，简单说就是组织一些小农户到城里直接卖给人菜，这让我很感兴趣。因为在美国和欧洲，我也逛过一些农夫市集，这是种令人身心愉悦的假日活动。

　　但第一、第二次的市集并不算太成功，农户们在方家胡同支起几个小摊儿，路过的大爷大妈首先疑惑这是不是无证摊贩，之后问了价钱，全都摇着头走了。稀稀拉拉来光顾的是一群客居在北京城里的时髦老外，这令常天乐有点沮丧：“我不希望来买菜的都是老外，我更希望农夫市集的消费者主体是本地人。”

　　1979年出生的常天乐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专业，之后在美国新校大学攻读国际事务专业硕士。她对农夫市集的感情来源于在纽约留学期间，常常跟同学一起去联合广场的农夫市集吃喝散步。“当时觉得在市集上逛的人都特别高兴，而那些摆摊卖东西的农民也跟印象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很不一样，第一次感觉到，做农民也可以是个非常体面的生计方式。农夫市集更多像是一个农民展示自己作业方式的平台，让你觉得，当农民也是份很不错的工作。”常天乐说，纽约这个农夫市集给她留下的另一大印象是农产品很贵，当时自己作为穷学生是买不起的，反而是那些现场制作的小吃又便宜又美味，所以当时她在农夫市集上的消费基本就是，每次一杯饮料，一个现做的三明治。“这是我在纽约最美好的购物体验。”

　　毕业后，有一份工作找到了常天乐，是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的驻中国代表。“这是我与农业的缘分。”常天乐说，“是那位所长亲自找到了我，并推荐我看了一本名叫《Stuffed and Starved》的书(中文译名为《粮食战争》，拉吉帕特尔著)。从书名便知，这本书讲的是世界粮食分配不均衡问题，有10亿人过胖，另外10亿人食不果腹。所长给我看这本书的意图是，食物是扶贫很好的切入点，而我在美国读书期间，本来也对“三农”问题比较关注，这让我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这个工作。”

　　搬家到北京，开始在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上班的常天乐一开始工作非常积极，她跑了十几个省，与各地农民交流，但不久，她便感受到了国际机构在国内工作受到的种种局限。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她无法永远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用一种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仅做点评述的工作。“说简单点就是这种工作让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跟农民聊聊天，然后写点不痛不痒的报告，这一点都不符合我的性格。”

　　这时候，常天乐遇到了日本人绘美和加拿大人迈克尔(Michael)，他们是一对艺术家情侣，正在北京做农夫市集活动。这唤起了常天乐关于农夫市集的美好回忆，她毫不犹豫加入进去，三人携手办了第一、第二次农夫市集，但零星的老外客流让常天乐迅速发现了问题：“绘美和迈克尔让北京农夫市集有了很好的架构，可以请到一些产品质量不错的农户，但普通的中国消费者还是太少了。既然是北京农夫市集，就该有更多本地居民来买菜。”

　　绘美和迈克尔所设计的北京农夫市集，跟所有国外的农夫市集一样，是“新农夫运动”的产物。所谓的“新农夫运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运动到了七八十年代的一个细小分支的延伸，在庞大的工业化农业体系下，依然有一群活跃的小农户不屈不挠坚守着他们高成本的田园生活，与机械化程度已非常高的主流农业对抗。一些在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且从未有过农耕生活经历的年轻人回归到乡下去务农，他们自然不可能扭转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但一部分未踏上主流的濒临破产的小型农场却在他们的努力下起死回生，以一种特殊的经营方式扭亏为盈。更重要的是，这让一群有相同价值观的人找到了他们可以一直继续下去的惬意的生活方式。

　　农夫市集是一种“替代性食物流通体系”(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它注定了不能服务大多数人，不能成为社会主流。但从长远看，它还是能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和另一部分人的信仰问题。这两样加起来，便是一个民间自建的“食物共同体”。“你必须承认，现如今中国的社会也有这样的需求。”常天乐说，“除非你选择对地沟油和假鸡蛋视而不见。确实是有一部分人，他们试图从大超市和国营菜场以外寻找对食物所产生的安全感。”

　　2011年4月，常天乐为北京农夫市集(微博)注册了微博账号，她觉得这种方式更利于市集与本地消费者进行实时沟通。“那时候，我觉得农夫市集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社会实验，我很想知道一个具有社会价值的东西能在多大程度上自发地在社会空间内成长。通过微博，我也想知道普通老百姓可以把这个事情推动到何种程度。”她在微博上发布很多关于市集的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谁谁在市集上买了新鲜蔬菜，回家炒成了特别漂亮的一盘菜的照片；又比如市集上的“微服私访”，一位跟农户攀谈的小个子台湾女士，其实是正好路过北京出差的著名美食作家韩良忆。

　　微博的影响力让北京农夫市集名声大噪。到2011年6月，几乎每次市集都人头攒动，并且来的大多数是本地客人，还有许多人在微博上留言，“想成为北京农夫市集的志愿者”。这让常天乐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与此同时，作为市集最早发起人的绘美和迈克尔慢慢淡出了，但他们还是会参与一些有关的艺术项目，比如设计市集海报之类。“但遇到一些深层次问题，我还是会去找他们多聊聊。”现如今负责了大部分市集日常事务的常天乐说，“在北京农夫市集上，老外的志愿者与本地志愿者的区别在于：老外更关心农夫市集骨子里的‘精神’，他们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文艺青年，比较不看重利益。而本地志愿者，他们聪明、机灵、直接、简单，干活很麻利，做事很务实，但同时我也不得不说，其中一些人，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市集可以带来的一些利益。”为此，常天乐精心地筛选市集的全职工作人员。“必须是有热情，有能力，并且不是那么看重利益的。”她无奈地说，“短时间内，市集没办法发出工资来。”

　　现阶段北京农夫市集的全职工作人员不超过5个。总是在市集上跑前跑后协调各种关系的齐大福，本是公司做行政的普通白领，她最早就因为在市集上买到了一只肥美的鸡，回家炖汤后觉得味道非凡的美，这才成了市集的志愿者，后来因为老跷班跑来帮忙，就干脆辞职全身心投入了市集。而原本在公益组织工作的马小超则是市集最年轻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在农村工作过，是市集中少有的真正有下乡经验的成员。俞露则是市集“小厨房”的负责人，她曾经在加拿大生活，后来嫁到北京，最早也是市集的顾客，只不过这位顾客很擅长做菜，每次买了市集的食物，都会第一时间做成美美的菜发在自己的微博上。作为消费者代表，她也特别积极地骑个自行车跑来开过几次市集工作会议，顺道给大家带点自己做的小饼干什么的。“小厨房”的概念来源于某次市集需要500块钱的场地租金，常天乐坚持说，不能让农户出钱，这样不太合理，但农户们又坚持要为市集场地出自己一份力。最后结果是，农户们自发捐了些食材，由俞露把它们做成了三明治、汤、沙拉、豆浆，在市集上直接售卖，结果这一块的收入相当好。常天乐由此想起了自己在纽约农夫市集上的“完美购物体验”，提议大家把这个项目保留下来，就让俞露来主理“小厨房”。这个项目的意义有二，一是从侧面告诉来市集的顾客们，本地食材也能做出非常好吃的东西；二则是用来为市集本身筹经费。现在，只要是场地条件允许，“小厨房”在农夫市集上都会格外抢眼，因为它主要卖一些在普通超市里比较难买到的手工食物：猪油、罗勒酱、茶叶蛋什么的，夏天有酸梅汤，秋天则有鲜肉月饼，大家在市集上看到了新鲜出炉的食物，都兴致勃勃地踊跃购买。而每一次，“小厨房”也都会把制作这些食物的配方向顾客们公开，以公示这是没有其他添加物的纯“自家制”产品。

　　北京农夫市集自去年8月走上正轨以来，每星期办一次活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市集的消费者，除了最初那些纯粹寻找“别样购物体验”的年轻人之外，更多的中高消费人群进入市集，成为中坚的消费力量。“一开始很多小青年觉得农夫市集是在大城市里每逢周末的赶集，是一种全新的买东西方式，跟玩儿似的。但可能他们买的菜就那么一两样，并且由于太过年轻的城市人，他们根本很少在家里开伙，所以买菜只是一种新奇的尝试，很难持久。但后来，那些带着孩子的夫妇和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在农夫市集上出现得越来越多，比例也越来越大，我觉得这群人才是农夫市集最稳定的客户。”常天乐说，这样的顾客不再像那些年轻顾客，总是追着农户问“怎么会想到去种地的”之类的问题，他们更认真地比较各种产品之间的差别，追问农户作业的方式，想知道农夫市集以何种手段来把关农户和产品的质量。“这些顾客是较真的，是苛刻的，但我也非常清楚，如果农夫市集给了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将在很长时间内追随市集。”

　　农夫市集如何对自己平台上的农户及他们的农产品把关，这是农夫市集产生至今争议最大的问题。国外各类农夫市集依靠的大致是考察与诚信结合的“愿打愿挨”体系：其工作人员会对入场的农户做一些基础的考察，如农场的规模、产品的质量，以及是否按照承诺的方式种植等。但假设农户真的想在某一环节偷工减料，所谓的认证系统是很难发现的。“诚信是农夫市集最重要的基础，消费者在农夫市集上与食品的生产者面对面，听他们讲述，品尝他们的食物，从彼此陌生变成相熟的老朋友。在一段彼此信任的友谊中，朋友会带来更多的朋友。而如果这种信任因为一次作假受到了质疑，那你不仅会失去客户，还会失去朋友。”我曾经走访过的几个农夫市集，如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农夫市集，美国洛杉矶农夫市集等，在这样的市集上，一家小农户所开设的摊位，最大供应量平均是100个到150个客户，基本是你可以认识和记住的朋友数目的最大值，这种本地小农与消费者直接连接的供销模式建立起一个类似亲朋好友的圈子。而建立在这种诚信系统上的农夫市集并不比建立在认证系统上的更脆弱。

　　“北京农夫市集的农户们所负责的顾客圈子跟国外农夫市集也差不多，我们也是先做各种前期考察，花比较长的时间确定一个农户究竟是不是符合市集标准。但一旦农户进入了市集这个平台，他的留存是由客户来全权决定的。”常天乐说，“一个农户撑死了为100多个消费者供应产品，他可以认识他所有的客户，他的经营可以相当人性化，一旦出现投诉，农户们会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靠口碑来吃饭的。你当然有权利质疑这样的诚信系统‘很虚无’、‘不靠谱’，但选择到农夫市集来买菜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你愿意接受老掉牙的与种植者和养殖者面对面交易的商业模式。钱锺书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吃到好鸡蛋，并不需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但事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跑去超市里买东西，塑料袋上印的一串日期和产地对某些人来说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字符，这种时候，如果你能看见那只供给了你鸡蛋的母鸡，那感受仍然是会有点不一样的。你吃的东西来自一个你认识的农户，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跑到他家里去看他的运作方式，也许他出示不了各种认证和许可，但你的祖母在菜园子里种出一个南瓜，然后给你做了南瓜派吃，在这个过程中，认证和许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这让我联想到，在某次阿德莱德农夫市集上，我走过一家水果摊，摊主正在推销他家种的樱桃。我问：“你们家的樱桃是有机的吗？”摊主摇摇头：“不，不完全是有机的，因为我用一点点农药，不过量非常小。”很多人觉得农夫市集上小农户的产品“有机”是理所当然的，但阿德莱德农夫市集的负责人却说：“我们的农夫市集并不会过分强调‘有机就是更好的’这个概念。首先，有机种植的要求非常高，我想只有少部分小农户才能负担得起这个成本。其次，有机并不能完全与高质量的产品画等号，相反，有所控制地使用一些化肥和农药，其实也能生产出非常优质的农产品。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农夫市集上，有机与否，农户都会非常坦白地告知，作为消费者，你有绝对的选择权去决定你想要买哪种。”

　　而北京农夫市集也面临着“有机与否”的问题。常天乐一开始为市集注册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名字，现在又犹豫不决是否要把“有机”两字去掉，单纯的“农夫市集”听上去更简洁而不矫饰。“‘有机’的概念目前在国内明显是被滥用了，各种超市、便利店、网站都宣称自己的有机产品有认证，有质量保证。其结果是，消费者们迅速地‘一边倒’，唯有机食品才是王道。这种消费理论不仅让一些假冒伪劣的有机产品满天飞，也使那些正常使用化肥和农药的产品受冷落，迫于无奈，只能谎称自己也是有机。说到底，这还是信任感缺失的问题，而在这样一个到处是信任危机的时代里，要维持好一个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农夫市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市集仍然经常有充满温情的小故事发生，这让常天乐不时地受到鼓舞。比如有个叫做“三分地”的市集农户，在情人节的时候自制了一批把蔬菜捆成玫瑰花状的大礼包，其实这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工人们捆了一宿才完成所有的礼包，第二天连送货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老板就亲自开着奔驰车去一家家送货。冬天的早晨，有顾客为老板这种亲力亲为的态度而感动，不由得赞扬了几句，而老板傻愣愣回答：“我又不是不收你钱，你别那么激动呀。”“三分地”的老板也是半路出家，本来做别的生意赚到一些钱，后来因为对吃有兴趣，便转行做了农民。每次市集，他们家都是家人上阵，卖菜收钱，跟熟客们拉家常聊天，看着特别温馨。而常天乐也特别注意保护这种农户与市集、顾客三者间朴素而温暖的互助关系。她坚持市集的生意再好，也不向农户收场地费，或是从农户的收入里抽成。“我个人觉得，这个互助关系是很宝贵的，不能被破坏掉。现在我们是凭良心向大家提供好产品，在微博上也不遗余力为好的农户做宣传，农户们也通过努力地卖菜，遵守运行规则来支持我们。一旦跟农户们收几百块场地费，那这种关系就马上变味了，大家在一起努力的基本立场就变了。”常天乐说，在这样的关系下，农户们真的很为市集工作人员着想，有时候他们会给工作人员留点菜，有时候主动留下来帮忙收拾场地。“你们是志愿，我们是自愿。”这是有个农户发明的口号。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描述，农夫市集的动人之处在于复原了一个市场的原初形态：“它的简朴无法超越，货品来自附近村庄而保持了自然新鲜。”一语概括了农夫市集最大的魅力：本地化、人情味和安全性。“首先我很清楚农夫市集不是这个时代农业的主流，在大农业之下，农夫市集只能是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但这种自给自足的食物共同体倡导的是简单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如今的社会里保持这样的一份朴素的人与食物的关系，我个人觉得是可贵的。”是以北京农夫市集走到今天，虽然自己还跌跌撞撞，却一有机会就做些公益。比如贵州有个地方叫流芳村，村里种植某个古老品种的水稻，而一位种植水稻的农户的孩子得了白血病，农夫市集上正好有农户在销售这个村子的水稻，于是就特别做了两场“小厨房”义卖活动。“这样的公益活动，不仅是想为这个孩子尽点微薄之力，更想告诉大家，其实小农户是很辛苦，且没什么保障的。”常天乐说，

　　“而市集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这些种菜、养猪、养鸡、挤牛奶的小农凑到一起，为他们提供一个技术交流的平台，为他们找到赖以生存的客户，同时也整合各种资源，帮助他们更好地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目前市集上这些本地小农户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整合送货的物流，二是如何调剂各自的产品。前者的问题体现为，有些农户咬牙买了辆冷库车，但全北京地跑，就为了送些牛奶，觉得太亏。另一方面，有些农户自己没车，为了送货只能花钱租车，有时候只送几户人家，也得付一天的租车钱。后一个问题则更加普遍，因为小农户的产品都比较单一。有些客户给某一家农户付了一年的菜金，结果到了冬天周周都只能吃白菜，到了四五月份则周周是茄子，如果加入了市集，农户之间互相调配一下，这个情况就会改善很多。

　　北京农夫市集将正式注册成为一家公益性企业。常天乐说：“我们所有盈利都将用来支持那些诚信耕作、诚信种植、诚信制作手工食品的小农户们。”而初来乍到北京的意大利慢食协会也选择了北京农夫市集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之一，借此来宣传他们自己所推广的本地食品运动。不过，在与慢食协会开了几次会后，常天乐马上发现了他们的问题：“跟农夫市集刚创立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一群老外在激烈地争论中国小农户的未来，让人觉得有点好笑。”

　　“我觉得自己是个很温和的人，也没有太大野心，唯一想的就是把农夫市集这件事情做下去，有更多一点点的人来买菜，有更多小农户可以通过市集把自己的生意搞得好一点。老实说，我对那些连锁大超市卖的农产品并不感兴趣，但也一点不会去反对。有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纽约联合广场的农夫市集在生意好了之后，在他们的对面就开了一家全食超市(Whole Foods，美国大型连锁有机食品超市)，明摆着是要来唱对台戏的。有些农夫市集的拥护者就会骂全食超市，但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最好就是展示自己的权利：全食超市有展示自己产品的权利，同样的，那些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进入连锁超市系统的小农户也有展示自己产品的权利。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卖东西，用不同的方式，但这种权利是平等的。世界很大，会有很多张饭桌，农夫市集只是其中一张小饭桌而已，但它小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