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武汉自行车事件”成了近期一件“轰动性的小事”，堂而皇之地登上各地媒体头条，并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记者 　应琛

　　河源啓一郎找回了他在武汉丢失的自行车，继续踏上了骑车环游世界的旅程。这件本该令人高兴的事，岂料却让许多丢过车的国人内心纠结，更让武汉警方陷入尴尬境地。

　　诚然，在一个全国每年有数百万辆自行车被盗，破案率微乎其微的社会里，武汉警方仅用3天时间就追回日本环球旅行者丢失的自行车，办案效率不可谓不高，也让这位日本小伙儿肃然起敬，为中国警察赢得了赞誉。

　　但如今，自行车是找到了，那些同样丢过车的人们却不干了，发出“原来自行车丢了不但能找得回来，还这么快”的感叹。许多网友认为，假如这类事落到国内的普通老百姓的头上，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很可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于是，“武汉自行车事件”成了近期一件“轰动性的小事”，堂而皇之地登上各地媒体头条，并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如果说出现自行车窃案是城市治安的一个“破绽”，寻回失物、物归原主理应是再正常不过之事，从这一点上讲，武汉市警方本不应受指责、遭非议。之所以成为话题中心，恐怕只能归咎于一些地方在“外宾丢车”时补救之积极和其在市民丢车时的“一慢二看”间的鲜明对比。一时间，有关武汉警方“选择性执法”的说法沸沸扬扬。

　　外交无小事，民生亦无小事。或许，我们需要找回的不应只是自行车。

　　警民联动齐寻车

　　“日本人河源啓一郎骑自行车环游世界，三个星期前到达武汉。前天，他将车停在汉街入口处，短短两三个小时，陪他游世界的车竟然不见了……”2月19日，新浪网友“PrincessDina_晓萌姐”发布一条微博，自称是河源的朋友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没想到，这条微博在当天引来近7000次的转发，在网上掀起了一股“寻车热”。

　　近日，记者辗转联系到了该事件的主人公河源啓一郎。他向《新民周刊》回忆了爱车从“痛失”到“寻回”的前后。

　　原来这名28岁的日本小伙儿来自东京，曾就读于日本大学会计专业，在随学校志愿者队伍到柬埔寨，看到当地1名小孩因缺医少药不得不截肢后，改为学医，毕业后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

　　“那次的经历深深触动了我，我始终不能忘记，决定骑车环游世界，支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河源告诉记者，“我打算花4到5年时间来完成这次旅行。之所以选择骑车的方式，是因为通常情况下那些贫困地区交通不发达，只有自行车才可以到达。”

　　河源称，之所以来中国，第一是“因为去年日本地震时，中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其次则是因为地理原因，“我不喜欢坐飞机，中国离日本比较近，而之后去欧洲和非洲也必须经过中国”。据了解，此次旅途，他一共带了7个背包，其中一半是医疗物资。

　　2011年11月，河源从日本横滨出发，坐船来到中国上海，先后骑行走过杭州、苏州和南昌，2012年2月初抵达武汉。

　　2月17日，他和朋友打算前往武汉“新名片”——楚河汉街游玩。由于汉街是步行街，不许自行车入内，而且这辆改装过的车也没有脚架，所以就把车靠墙停在了外面，并和戴红袖章的大爷约好20时前取车。岂料，当河源一行游玩结束前去取车时，自行车不翼而飞了。

　　“在之前的行程中，我都是很小心地看管自行车，都将自行车停放在有人看管的地方，没有发生过被偷的事情。所以那天，我也询问过当时看车的老大爷是否可以停放，有无人看管。”河源回忆说，在得到大爷肯定的答复后，他便将车停靠在墙边，“没想到的是，车最后还是不见了。那位老大爷居然称没见过我，也没见过我的车。”

　　不过，据现有媒体报道，当天是由于河源一行逛得忘了时间，直到20时30分才回去取车。那位看车的大爷也向媒体表示：“河源的车没有停放在规定区域并且到了下班时间也不见他来回取车。”

　　随后河源选择了报警，他告诉记者：“虽然身边很多朋友都说找不回来了，劝我别为了一辆小小的自行车大费周章，但我的自行车是我的挚爱，我的女朋友，就像失去亲人一样的心情，我想把它找回来。”

　　河源在其博客上也称，“这次旅行中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自行车昨天被盗，损失了22万日元(2930美元)，但我没有失去希望，我内心坚信它会再次回到我身边的。永远永远不要放弃！”

　　据武汉市公安局(微博)介绍，2月17日晚，武昌公安分局东亭派出所接到日本来汉旅游的河源啓一郎报警，称其自行车在汉街入口处被盗。河源啓一郎自称这辆改装的山地车价值约合人民币1.7万元。按照规定，案值超过1000元的盗窃属于刑事案件。18日东亭派出所向武昌公安分局呈报此案，获准立案。

　　而据当晚接警警员回忆，在简单描述事发经过之后，河源啓一郎话锋一转，自称骑车环游世界，走了十几个国家，唯独在中国、在武汉，自行车被盗了，而且失窃地点还是楚河汉街这样一个被称作武汉新名片的地点。

　　“一个外国人当众批评中国的治安状况不好，确实给我们(警方)构成了一定的压力。”上述警官向媒体坦承，东亭派出所决定立案后，当晚便派出多位民警前往案发地，先后找到汉街保安、附近自行车停放点管理员问询，并调取案发时当地的视频监控，寻找被盗自行车流失方向的线索。

　　事实上，18日和19日，警方的调查没有实质性进展。

　　但伴随着19日的那条登上微博热门话题榜的寻车帖彻底将武汉市民的爱心激发出来。短短2天时间，这条微博被转发了5万多条，网友们都在为寻找自行车积极提供线索，并出谋划策。其间，湖北一家电视台报道了这起丢失自行车事件。

　　20日晚11时，经武昌警方侦查，案件告破。

　　记者注意到，当晚湖北经视主持人江涛(微博)曾发布微博称：“晚上，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的一个朋友是一个自行车爱好者，无意中买到了河源啓一郎丢失的那辆自行车，当这哥们儿确认此事后，表示愿意归还给河源……”

　　事实上，最终失窃自行车失而复得，确实得益于武汉一名自行车爱好者向警方提供的线索。东亭派出所万姓分管副所长曾表示，这条线索对接下来找到自行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警方还在继续追踪偷盗自行车的不法分子。

　　而对于短短三天时间就寻回爱车，河源由衷地表示：“感谢武汉警方、热情的武汉市民，还有媒体的帮忙，我的骑行梦想才得以延续。”他进一步表示，自行车的寻回更坚定了他继续完成环游世界的决心，接下来他计划前往沈阳等地，随后往欧洲前进。

　　质疑声四起

　　自行车找了回来，“丢车事件”本该告一段落。

　　2月21日凌晨，武汉市公安局新浪官方微博“平安武汉”发布微博称：“日本来汉游客河源啓一郎被盗自行车找到了。20日晚11时，办案民警在武昌南湖附近将被盗自行车追回，并连夜发还给河源啓一郎。河源啓一郎对警方及时为其找回爱车表示感谢。此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武汉警方可能不曾想到，“三天找回自行车”的“圆满结局”却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围绕此事的争议拉开了序幕。

　　有网友提出，在找寻失物一事上，武汉警方存在区别对待的问题，“如果不是外国友人的车(而且还是辆自行车)，而是中国平民百姓的车，警方会受理吗？并且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侦破吗？”

　　有人说，是为了武汉人的面子，河源这辆单车走过了10多个国家，唯独在武汉丢了，影响武汉的形象；也有人说，是因为河源的车贵，价值17000元的自行车在武汉很扎眼……在许多网友看来，“小案不接，案小不破”几成公安机关内部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自行车被盗成为“都市第一偷”的情况下，一些派出所受警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根本无暇顾及居民丢失自行车的这等“小事”。

　　或许，上述的这些理由都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武汉警方对这件案子的态度无疑是破案神速的关键。偷车确实丢人，如果存在选择性执法就更丢人，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正如《中国青年报》就曾评论道，河源啓一郎的这辆自行车好似为武汉警方挖了一个“坑”，你把它填平了，网民说你“内外有别”；如果跨过去视而不见，它确实也有碍路面平坦。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之前丢自行车这样被警方认为“稀松平常”的案件并不是侦破不了，更多时候是不为也。

　　面对公众质疑，武汉警方回应称：“对群众受到侵害的案件，不论大案、小案，公安机关都将竭尽全力侦办。”

　　“我们经常接到电动车被盗的群众报警，我们也立案侦查了，也在努力寻找破案线索。”一位办案的民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很多案子破不了，并不是公安机关不重视，而是受客观条件所限，有针对性开展工作的措施不强所致。”

　　河源则告诉记者，对于网上的质疑，武汉警方曾告诉他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他不便多作评价：“我想更多的是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好的原因吧。我非常感谢他们。我希望日中关系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武汉警方进一步强调自己不存在“选择性执法”的行为，并不是日本游客丢车了，警方才重视。只要所涉案件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警方都会立案。自行车能迅速找回原因的之一，是“自行车本身的外观特征非常明显，辨识度较高”。但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被媒体广泛发布后，人民群众的力量被发动起来。

　　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社会学者陆震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则表示，将丢了的车找回来事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根本不应该受到媒体如此的关注。

　　“引发热议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他是外国人。第二，则是找回的速度之快，失物居然只是一辆不起眼的自行车。但这是因为报道了此次事件，现实生活中找回来和找不回来的案例都是存在的。可以说，这次主要还是靠微博的力量，有很多人愿意主动提供线索。”陆震希望网友能够更理性地看待这次事件。

　　找回的不应仅是自行车

　　其实，名人案件高效侦破不乏先例。早在2006年5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笔记本电脑在广州街头被窃，广州警方成立了“级别很高的专案组”，上百警察参与侦破，仅历时十天就将笔记本寻回。

　　网友也纷纷晒出自己丢车的亲身经历，更有人表示：“有的接到相关报案后连登记都懒得写，甚至指责被盗者‘谁让你不注意看管了？’”

　　对此，有社会学专家评价，受资源有限和警力有限的制约，出于某种社会影响的考量，警方办案有所侧重也在所难免。

　　但是，这种“侧重”，是取决于案件本身和公共社会利益，还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值得反思。

　　记者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经典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穷人家庭，失业已久的男主人公意外地得到了一份贴海报的工作，但前提是他必须拥有一辆自行车。于是，在和妻子商量之后，他们决定用家里仅有的六条床单换钱买车。谁知道，在工作的第一天，他的自行车就被偷了。接下来，男主人公就带着不足十岁的儿子满城寻车，因为警察懒得管这样的小事。最终，父子俩找到了小偷，但对方却也是个穷人，而且一帮穷人为他做假证。最后父亲决定偷一辆自行车，他被抓住了。

　　“这男的也忒苦逼了。”这是记者看完影片后的第一反应。但深思之后，这个心酸的影片的背后想要告诉人们的是，在环境的逼迫下，一个痛恨偷车贼的人，最后也不得不成为偷车贼，这或许就是普通人的命运。

　　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车子丢了之后，并不是选择报警，即便是报警，也只是一种侥幸心理，没有人会抱有找回的希望，在人们的心里能找回的几率不比买彩票能中500万高。更为普遍的做法是到黑市再买一辆。从表面来看，自行车黑市确实为人们提供了便利与实惠，但本质上却是为销赃打开了方便之门，丢车的受害者最后往往又成偷车的推波助澜者。

　　过去，很多大城市街面上都流行过一个说法，比如北京版的是，没丢过自行车的人不是北京人，后来，版本升级为，丢过一辆自行车的人不是北京人。自行车被盗或与市民素质无关，也并非武汉独有的现象，却值得每一个人思考自身的责任。

　　在陆震看来，“武汉自行车事件”只是一个特例，并不会改变中国的现状：“在从前，自行车还是一个家庭财富的大件时，丢了就是件大事，人们很重视。而现在虽然大多数人都丢过车，还不止一辆，但其中有多少人报了警并且紧盯不放？如果这点改变不了，以后丢了车大多数还是找不回来。”

　　有人问，是谁在纵容这样的政府管理？东西被偷只是小事，但如果所有的人都去报警，都去积极要求警方跟进，都去抗议警方办事不力，那么，政府部门会不会重视起来？不认真的警察会不会失去工作？

　　当这些问题有了明确答案时，这个社会或许就能一点点向文明推进。正如河源也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当所有人都说自行车找不回来时，我没有放弃，我坚持报警，坚持要把自行车找回来。”(张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