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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他的克格勃生涯，是所有人的好奇。“专业人员”普京以及他那一代克格勃新人，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职业尊严？

上世纪80年代，普京在朋友的乡间别墅做客

1970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普京与同学艾琳娜在一场聚会上跳舞

　　叶利钦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已经失业两个月的普京去莫斯科，寻找工作的机会。这次看上去很有把握，他的朋友将他介绍给尼克莱·亚格罗夫。在莫斯科，亚格罗夫给普京看了一份总统任命草稿，说下周这份任命他做政府主管的草稿，将由叶利钦办公室签字，然后，普京就可以上岗——做亚格罗夫的副手。 “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普京问。 “飞回圣彼得堡。签完字我们再找你！” 普京离开莫斯科，三天后，他看到报道：亚格罗夫被免职，丘拜斯接替了他的位置。那份许诺的工作，被撤消了。这并不是普京寻找工作机会的第一次失败。

　　克格勃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他不可逆转的改革之旅。

　　这时候，普京完成了他在莫斯科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的特训。这是普京第二次接受对外情报工作的训练。训练的目标很明确，结束后他将赴国外担任情报工作。在苏联，情报官员大致要接受过两门学科的高等教育，流利地掌握一门外语，同时经过若干次特别训练，然后才有可能获得去国外工作的机会。那个时代苏联的精英培养，莫不如此。

　　这次在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的特训，对精通德语的普京而言，结果一开始就很清楚：他将有机会去德国工作。问题只是，他要去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如果去联邦德国，按程序，则必须先在克格勃总局工作一年至三年。”在自传《第一人：普京自述》里，他解释说，“而去民主德国，则可以立即起程。我拿定主意，立刻外派。”1985年，33岁的普京，决定去到民主德国，开始了他的国外情报工作生涯。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他的克格勃生涯，是所有人的好奇。

　　当年培养他的红旗学院的老师曾这样告诉媒体：“我认为他不是一心钻营的人。但是，我记得我也在他的评语中写了几条负面特点。在我看来，他当时多少有些内向，不善交流。这既可以看成缺点，也可以看成优点。”

　　那么，在克格勃的标准里，如何拿捏“内向”与“外向”呢？同是这位接受采访的老师说：“我们曾经有位学员完成任务像钟表一样精确。他的分析能力非常出色，所以他很快就能找到最佳解决办法。事实上，他的速度实在快，有时候你觉得还没提问，他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他学习结束时，我给他打的评语是不适合从事情报工作。不幸的是他的个人品质——出风头……虽然对这位学员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他因此无法从事情报工作，他不能成为外派特工。”

　　克格勃，尤其是对外情报人员的素质——“职业情报人员要学会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在任何环境下都让自己感到自然和随意，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卓尔不群，同时能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并监督周围的人。职业情报人员不仅应当聪明，而且还要非常值得信赖。”很显然，普京符合这样的标准。比较之下，克格勃的标准，警惕的是“外向”——出风头。

　　有意思的是，普京在自传里，对自己的评论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汇：“过低的危险感。”在回答“在关键时刻能保持镇静”这一问题时，普京说：“我能保持，甚至过于镇静。后来我读情报学院，在那里接受过一次测试，他们认为我‘过低的危险感’是负面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缺陷。你必须在关键时刻迅速动作，才算反应良好……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靠危险感工作的。”克格勃生涯所塑造的普京，特别是他的个性特征，是我们认识他的关键。

　　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带着1岁半的孩子，跟着普京一同去到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在国外工作，对当年的苏联人，是一种荣耀。柳德米拉的记忆更感性：他们(民主德国人)每周都要清洗窗户。商品丰富——虽然赶不上联邦德国，但总比俄罗斯强。有一个细节我很惊讶，是一件小事，清晨上班前，大约7点，德国各家的妻子来到后院，在两根柱子中间拉起一道绳，然后她们把洗好的衣物晾出来，一件一件，非常整齐，大家都是一个样子。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人工资比我们高，当然我们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为的是攒钱买一辆汽车。真的，我们坐在皮箱上梦想回家。最初我们非常想家……

　　5年的国外情报生涯，生活方面，普京的记忆只有一件：“我们常去一个叫做拉德堡的小镇，那里有民主德国最好的酿酒厂。我经常要一个3升的小桶，把酒倒进桶里，装上龙头，然后可以直接从桶里喝酒。所以我每周喝3.8升啤酒。我的体重因此增加了25磅，达到了165磅。”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爱慕德尔”的啤酒小店，店主还记得普京，“他一次也没喝醉过”。俄罗斯旅游公司由此推出了德国的“普京之旅”，拉德堡小镇的这个小酒店，被命名为“普京角”。

　　民主德国5年时间的情报生涯，改变了普京的体重，还改变了他什么？

　　大学毕业，普京即分配进入克格勃，这是1975年。在第一次参加特工们的讨论，拟定出工作计划时，普京的意见让老特工很意外：“这样不行！为什么？不合法！”法律系毕业的普京的这个反对理由，让老特工吃惊。“什么法？……我们有上级指示！”“菜鸟”普京遭到老特工的讥讽与教导，“对我们来说，上级指示就是法律。”普京由此开始职业生涯。只是，这种开始并不让普京感到愉快，他说：“我的同辈人都有同感。”

　　在苏联，搞情报工作的必须是党员，但对普京这一代克格勃而言，“党的干部不受欢迎。专职党务干部调入情报部门后，结果都是一事无成，不是混官做的，就是野心家。那里有各种党务干部，他们一般都是自我膨胀的人。他们把自己看成大领导，不想做具体工作。所以他们引起专业人员的怨恨，也是自然的事”。

　　“专业人员”普京以及他那一代克格勃新人，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职业尊严？

　　可以在国外工作的情报处始终是克格勃里最让人神往的组织，只是，在国外工作，即使在同一社会主义阵营里工作，仍不免价值观遭受冲击。对于情报人员，最困难的是，从国外回来后很难习惯苏联的现实。普京的解决之道是寻找老一些的同事交谈，“当然不是斯大林时代的老同事”。这条解惑之途，在相当的意义上开启并拯救了普京。

　　“我有位朋友在阿富汗工作，负责安全事务。他回国后，我们什么都问。你还记得当初这里是什么样的吗？凡是与阿富汗有关的东西都能引起‘乌啦！’我们都觉得有种强烈的爱国热情。所以我们才找他谈话，问他在阿富汗工作的感受。要知道，在阿富汗发射导弹需要他的签名，没有他的签名，轰炸绝对无法实施。他给我的答案使我大吃一惊：‘你知道，我衡量工作结果的标准是有多少文件没有签字。’这确实令我震惊。经过这类谈话之后，我反复思考，这些人都是权威，他们是我尊敬的人。忽然他们的观点与人们习惯的既定说法背道而驰。当时在情报部门，我们允许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说一般人不允许说的话。”

　　“衡量工作的标准是有多少文件没有签字”——拒绝才是一种能力，一种评判工作的标准。这当然让人惊讶。绝对忠诚之下，普京很偶然发现了可以摆脱控制形成自我的“自由”。这或许让普京自己都深觉意外。极权体制下的情报人员，是制度性逸出僵化意识形态控制的那一小部分人。欧洲人，包括俄罗斯人在研究苏联变革的起点时，共同的认定是，改革开始于同样是克格勃出身的安德罗波夫——“他对苏联真实状况，比任何领导人都知道得多。”可惜他在位时代太短，只能由他选择的接班人戈尔巴乔夫来完成苏联变革。 

　　部分政治研究者在分析普京时，注意到了情报机构这种特殊性，但在此途上寻找普京后来演变的轨迹——以求解答“普京之谜”，结果很难找到他“自由主义”的倾向。因为，研究者忽视了情报人员的制度塑造条件：只有忠诚之下才有“自由”。忠诚，是第一位的。

　　在自传里，普京描述自己在民主德国的情形：“我是高级官员，接下来我的工作是处长助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后来我又晋升高级助理，再也没有更高的职位，我上面是高级管理层，我们只有一个老板。后来，我被选为克格勃驻民主德国办事处党委委员。”那么，普京究竟具体做什么呢？“通常的情报工作！”这个话题，就此打止，普京不再给出任何解释。他拒绝将他的克格勃经历传奇化，虽然这或许能为他赢得更多关注。

　　可是，所有人都好奇他在民主德国干了些什么。研究者能够找到的只是“环境证据”。

　　苏联内部的控制模式，共识性的看法是：显性部分是意识形态指导之下，由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进行；隐性部分，则由秘密警察，亦即克格勃控制。那么，戈尔巴乔夫开始自己的改革之旅，要整肃僵化的各级党组织，将他们转轨，由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结构，他需要依靠什么样的制度性力量来帮助他呢？这是真正深入观察苏联变革，以及后来无可逆转崩溃的极有价值的思路。在俄罗斯极有声望的德国研究者阿列克塞德尔·拉尔由此着手，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里的“德国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书里，描述这一过程：

　　在改革时期，在克格勃那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即增加新的职责：在一党制的领导下促进改革，把市场经济成分灌输到由党控制并操纵的那种僵化结构中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戈尔巴乔夫依靠很久之前的靠山——安德罗波夫的人数众多的顾问、专家，用克格勃机关来拆掉由党组织任命的干部队伍。由于克格勃内部拥护政治改革的人的积极活动，那些习惯于追求豪华奢侈生活、工作极不认真的共产党官僚们的位置开始动摇了。因为，戈尔巴乔夫通过克格勃掌握了能够损坏他们名誉的证据确凿的事实。

　　表面上看，这当然是人事更迭。但实质的戈尔巴乔夫变革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视，更重要的是，又因为克格勃的秘密性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亦被广泛忽略。比较起来，见多识广的克格勃，尤其是情报人员更容易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思想。

　　那么，克格勃作为改革“先锋”部分，他们在国外如何起作用呢？德国人拉尔描述说：“莫斯科竭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处在第一线的民主德国寻找新的、目光远大的党务活动家，把忠于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人与能够改革社会所有制的人结合起来，力求在变革时代不至于丢失政权。”

　　已经公开的材料表明：1987年，苏联情报总局局长秘密访问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和东柏林，他公开支持民主德国实行社会制度民主化的思想，建议让更年轻的中央书记取代现任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的做法一如国内：不换思路换位置。但是，这次情报总局局长的民主德国之行——换帅之举未获成功。于是，克格勃制定了一项名为“光线”的行动计划，用更隐蔽也更直接的办法达到目的。

　　普京参加了“光线”行动吗？

　　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了克格勃的秘密行动计划，德累斯顿的民主德国安全部门负责人，很愤怒地指责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从事这一“反德”行动。德国方面的研究者认为：这时已向普京发出逮捕令。但是，世事难料。由克格勃发起的“光线”行动，结果却是民主德国人民的反抗，1989年，柏林墙倒塌，德共由此失权；这时，正是刚刚向普京发出逮捕令之际。政权倒闭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是，德累斯顿的民主德国安全部门负责人选择了自杀。类似更换他国领导人这种高度机密的行动，因深知内情的当事人自杀，所有直接证据就此中断。这段历史，沉入深幕。

　　“有报告说你参加了‘光线’行动？”“没有！”后来，普京的回答很明确。

　　以秘密组织克格勃调查并制约腐败的党组织领导，并以此策略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内部瓦解，势在必然。但是，共产党组织的瓦解，同一结构里的克格勃系统能置身事外？

　　柏林墙倒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989年底，愤怒的民主德国人聚集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办公楼前。这是普京难忘的经历，他回忆当年：

　　人群越来越愤怒，我走出去问他们想得到什么。我向他们解释，说这是苏联军事设施。人群里有人高喊：“那你们在停车场的汽车为什么挂德国牌照？你们在这儿到底干什么？”他们好像在说：“我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解释说我们之间有协议，允许我们使用德国牌照。“你是谁？你的德语说得这么好。”我回答说我是翻译……我集合了周围的保卫人员，说明目前的形势，有人告诉我：“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现在莫斯科保持沉默。”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武装人员赶来了，人群四下散去，但还是那句：“莫斯科保持沉默！”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消失了。很清楚，苏联正在生病，而且得的是不治之症——权力瘫痪。

　　“莫斯科保持沉默！”看起来，克格勃国外情报组织即使没有被国家抛弃，至少也被暂时遗忘了。这一结果，会给像普京这样勤力的克格勃情报人员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呢？

　　至少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里，普京的克格勃生涯是国内外媒体的兴趣焦点。普京曾很认真地回答了一位意大利记者对此的问题：“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中有一种特别的氛围。人们几乎一生都生活、居住在国外。他们能够看到，苏联发生了什么，国外这里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模式，它们如何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情报机关里被培养出了对祖国、对国家的爱。这是全体情报人员必修的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课程之一，我相信，它对我是积极的，其帮助的成分要比妨碍的成分多得多。”

　　相信普京的这一回答是诚恳的。只是，我们回到那个历史现场，“莫斯科保持沉默”时刻，普京对国家的爱与忠诚，将如何寄托呢？

　　离开民主德国，普京回到了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以副市长身份接待过基辛格。追问之下，普京不得不告诉基辛格自己曾是克格勃情报人员，在民主德国工作。似乎当时普京不太好意思提及这段经历，但他却得到了基辛格一个意外的反应：“体面的人都是搞情报起家的。我也是。”在“莫斯科保持沉默”时所遭遇的“忠诚”如何寄托之惑，这时，从一位美国政治人物那里，普京得到了另种回应：“你知道，由于当时我在苏联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我至今还在受人非难。我相信，苏联不应该这么快地放弃东欧。我们正在改变世界均衡，速度过快，我认为这可能导致我们不想看到的后果……开诚布公地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普京告诉记者：我从未想过我可能从亨利·基辛格——传统意义上苏联的对手那里听到这样的话，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及苏联崩溃的叹息。

　　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大国的崩溃，它给所有苏联人带来的心理上的震撼与创痛，或许远远超过我们旁观者的想象。比如普京，他的“忠诚”，寄托给谁——典型的国家认同危机，是我们理解当年的苏联人，尤其是普京的一种理路，而且对理解他后来的行为模式，作用更大。

　　1990年了，即使没有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逮捕令，普京也不得不离开德国了。“如果德国反情报部门知道你在民主德国的一切活动，这就意味着他们也知道你在情报小组的一切事情，知道与你工作的每一个人，你的整个特工网络也就毁了。我们毁掉了一切——所有通讯记录、接触记录和特工网。我自己又烧毁了大量材料。我们最后把炉子都烧炸了。”

　　普京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到他的出生地圣彼得堡。他们用在德国的所有积蓄购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带回一台德国邻居送他们的旧洗衣机，这台洗衣机，他们又用了5年。想家的柳德米拉告诉媒体：“我们当时从电视里知道了一切关于苏联改革的情况。但回国后，我没发现任何变化——人们还在排长队，还要领配给卡和购物券，货架上还是空空的。”

　　市井生活

　　一个国家的剧变时刻，不只有像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那样的残酷而戏剧性的政治斗争，还有像普京这样基层官员的生存现实与心理困惑。而且，他们的生存经验，对未来俄罗斯的走向，更具研究价值。

　　当然，我们还不知道普京为什么会选择克格勃，成为一位谍报人员。

　　在2000年竞选俄罗斯总统之际，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普京”是谁，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梅德韦杰夫邀请了《生意人报》三位记者，对普京六次采访，以完全问答的体例完成迄今普京唯一的一本自传——《第一个：普京自述》。

　　在这本自传的一开头，普京讲述了他的祖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祖父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山找到了一份工作，那里住的是列宁和乌里扬诺夫等人。列宁去世后，祖父调入斯大林的一处别墅，在那儿工作了很长时间。他没有遭肃反清洗，而且，他活得比斯大林还长。

　　按苏联一般惯例，领导人的厨师为内务部成员，大体上也可算在“秘密”战线上工作。这是普京选择克格勃的动机？当然不是。

　　普京的父亲出生于1911年，出生地就是圣彼得堡。17岁那年，他结婚了，之后不久去当兵上前线。在普京的回忆里，父亲当兵后，母亲生活很苦，“全靠我舅舅帮她，他总是从自己的配给中省一份给她。他有一段时间调到外地工作，我母亲就到了饥饿的边缘。有一次她饿昏了，人们以为她死了，把她跟尸体放在一起，所幸她及时醒过来，不住呻吟。她又活了过来，真是奇迹。她就这样从被困的列宁格勒活了下来”。当时，当过高级领导人厨师的祖父也帮不上普京的母亲。“那时人们一般不求人，而且环境也不允许。我祖父有一大帮孩子，而且他的儿子们都在前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不只是受困于圣彼得堡(列宁格勒)里的普京的母亲。在前线的普京父亲，是内务部下属爆破营的士兵，他们去执行一次到德国人后方的爆破任务，结果空投到目的地的28个苏联士兵被德国人包围了，最后逃出包围圈的只有4人，其中包括普京的父亲。回来后，他又参加战斗。“在小涅瓦，他们又被德军包围了。我父亲受了重伤，双腿被弹片穿透了。他如何穿过涅瓦河，回到我军阵地是最大的困难。碰巧有个战士是我们家过去的邻居，他看见我父亲，一句话没说，就背着他趟过了结冰的涅瓦河。他们成了敌人的靶子，但竟然谁也没死。那位邻居把父亲背到医院后，告诉他：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显然他不相信自己还会活着回来，也不相信我父亲能够活下来。”这个故事，在普京的讲述里，让人觉得温暖的部分是结果：“后来，我父亲没死，邻居也没死，他搬到了另一座城市，20年后，他回到列宁格勒，在大街上，他们两人竟然相遇了。”因为这次相遇，沉默少言的普京的父亲，向普京讲述了这个故事。普京也记住了这个故事。

　　从涅瓦河撤下来回到医院，普京的母亲在医院找到了他！“父亲看到她瘦成那个样子，就把自己的食物给她吃，还怕护士看见，结果还是让护士发现了，她不让他这样做，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让母亲去医院看他。后来，两个人都活了下来，只是父亲伤愈后成了瘸子。”

　　1952年，在战争期间两个孩子夭折后，41岁的父母生下了普京。

　　这一家住在圣彼得堡普京父亲工厂分配的一间宿舍里。普京的老师后来跟媒体描述那间宿舍：“他们公寓糟糕透了，大家住在一起，没有任何设施。没有热水，没有浴盆。厕所能吓死人。厕所门正对着楼梯，非常冷，楼梯边上安的是冷冰冰的铁扶手，而且楼梯也不安全，没有一处是平的。”

　　在这样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普京，他自己描述有“大院气息”：“在楼梯的平台上，我深刻理解了困兽一词的含义，而且终生难忘。楼梯入口处有成群的老鼠。我的朋友和我经常拿着棒子追老鼠。有一次我发现一只大老鼠，一直从楼道把它追到了角落。老鼠无处可逃了，它突然掉过头向我扑来。我吓了一跳，然后老鼠开始追我，我跳过平台冲下楼梯。还好，我比老鼠快了一步，在它进来之前关上了房门。”

　　工厂宿舍、筒子楼、共用厕所与厨房、追赶老鼠为乐的童年……这些中国人并不陌生。稍有不同的是，5岁的时候，普京母亲为他洗礼了。这件事还瞒着父亲，因为他是党员，还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

　　在这里长大的普京，“不怎么想上学。我喜欢在外面玩”。当然，学还是要上的，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普京都在走路离家只有4分钟的193学校读书，虽然如此近距离，“我第一节课总是迟到”。即使是总统竞选前的“自述”，普京对自己调皮的童年，仍然津津乐道：“即使在冬天，我穿的也不多。因为穿衣服跑到学校，然后再脱掉大衣，这需要很多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我从不穿大衣。就像子弹一样，射到学校，立即坐到桌子后面。”

　　193学校的老师去家访，跟普京的父亲说得很委婉：“您的儿子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你听他怎么说？‘那我能怎么办？杀了他？’”老师又说：“我们来一起帮助他，您在家里，我在学校，他的成绩可以超C。”虽然老师与家长达成了协议，但后来老师告诉来采访的媒体：“最后我们也没有发挥特别的作用。”这位老师说，在六年级的时候，普京终于发生了变化，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而且很轻松，并且在这时候加入了少先队。

　　变化因何而来？普京自己这样解释：“我十一二岁时开始学体育。我发现自己好斗的天性无法使自己在院子里或操场上称王，于是决定学拳击。但我学的不长，我的鼻子让人打破了，疼得要命，我连鼻尖也不敢碰。尽管大家都让我去做手术，我也没去医院。我知道创伤可以自愈。果真是这样，但之后我对拳击失去热情。后来我决定学摔跤，那种柔道和角力的苏联式结合。开始时学摔跤，后来才学的柔道。我碰到了一位出色的教练安那托利·西姆耶诺维奇·拉科林，他在我的生活里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体育，我不知道后来生活会怎样，因为体育，我才摆脱了市井生活。说实话，大院对孩子来说不是很好的环境。”

　　显然，少年普京，身上有一点戾气，这是他性格里的一部分。很久后，仍能见到它的影子。普京的好友、他孩子的教父回忆当时已经参加工作的普京：“我们在车站等车，有几个人走上前来，不是恶棍，只是几个酒后的大学生。其中一个说：‘给根烟好吗？’我没吱声，但普京回答：‘不！不给。’那个家伙说：‘你为什么这么回答？’普京说：‘没有原因。’接下来发生的让人难以置信。大概有人动手想打他，猛然间不知是谁的袜子在我眼前闪过，几个青年不知逃到哪去了。普京转向我，静静地说：‘我们走吧！’然后我们走开了。我喜欢他摔翻那家伙的动作！一出手，那个人就腿朝天了。”

　　在回答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问题时，普京承认自己也做过傻事，记者追问什么傻事？

　　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母亲在咖啡店里得回的不是零钱而一张国家发行的彩票，结果她抽中了一辆日古利牌小汽车。很长时间普京一家不知如何处理这辆车，他家并不宽裕，而这辆车价值3500卢布，卖掉它，对月收入只有100多卢布的普通苏联人而言，可以挣一大笔钱。但是，年轻的普京看到这辆意外得来的车，实在是乐疯了。那一代苏联人对小汽车的热衷，实在可用狂热来形容。而且小汽车所引发的故事以及改变的命运，实在是多且精彩。后来，父母决定宠儿子一次，他们把车送给了普京。

　　“傻事”就发生在他学车的时候，普京说：“有一次我和教练驾车出去，我当时还在读大学。一辆满载干草的卡车从另一方面驶来，我的车窗是开着的，干草散出芳香气味，我在拐弯处超过卡车，顺手拉了一把干草，我的车猛地调转方向。啊！前轮转向，我们直接冲向卡车后轮。我向另一个方向打把，我那辆不结实的小车两个轮子悬了起来。我们就要翻到沟里，幸运的是，车轮终于四轮落地。我的教练坐在旁边，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很难相信，这样冲动的性格，在克格勃工作10年，进入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学习时，他的测试会得到一个“过低的危险感”的结果。在民主德国的那个啤酒“普京角”，在有关方面禁酒令颁布后，他的同事亲眼看见他将一桶啤酒倒进花坛，之后滴酒未沾。曾经无比冲动的普京，后来自制力竟然如此强大。

　　看来克格勃生涯深刻地改变了普京。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克格勃呢？

　　这只能由普京自己解释。他说：“我开始想当水手，后来还想当飞行员，还订了一份航空期刊。但最后，《盾与剑》这样的图书和间谍影片完全抓住了我的想象力。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个人能办到一支军队办不到的事情。一个间谍可以决定上千人的命运。至少这是我当时的理解。”《盾与剑》是根据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同名小说改编的四部系列电影，当时风行全苏；之后又有一部连中国人也知道的间谍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同样风行一时。

　　大约可以用中国电影《少林寺(微博)(微博)》所引发的学武风潮来理解当年普京的间谍梦想，他告诉记者：“为了弄明白怎么才能当间谍，刚读九年级的时候，我去了克格勃总部办公室。有个人出来听我诉说：‘我想在你们这里找一份工作。’‘好啊，但有几个问题。第一，我们不接受主动来的人。第二，你服役之后，或者接受某种高等教育之后再来找我们。’我很好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呢？’‘什么都行！但最好读法学院。’或许他只是想快点打发我走，但我记住了‘法学院’。从那以后，我就决心读列宁格勒大学法学院。”

　　后来记者问普京，梦想成为克格勃时，是否想到1937年克格勃起决定性作用的肃反运动——非常多苏联公民因此丧命。普京的回答很直接：“我根本没想，一点也没想。当时我们生活在集权国家，一切都被封锁了。我的朋友和我全然无知，所以我是带着浪漫的想法开始的。我当时是苏维埃爱国教育纯洁而又非常成功的产品。”如果结合普京的家庭出身以及他的市井生活背景，这种解释合乎情理。

　　考上列宁格勒大学法学院并非易事，当时100个招生名额，留给高中生的只有10个，剩下的全给了军人。而一个高中生的名额大约有40个人争夺。普京的成绩，“作文是B，其他科目全是A”——他被录取了。联想当年他的老师说如果他努力，成绩可以超过C，这其间的变化实在太大。

　　大学读了三年多，没有任何人来找过普京。普京还记住了克格勃的说法，“我们不接受主动来的人”，他只有等待。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人来学校找普京，告诉他：“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分配工作的事。但现在我还不想说究竟是什么工作。”这就是普京等待的那一时刻？普京马上同意在教师休息室见面，兴奋的普京在休息室等了足足20分钟，也没有人到来，这次约定的见面仿佛并不存在。普京回忆当时：“我心想，这头猪！一定是有人在戏弄我。”他准备离开了。就在这时，那位找他的人跑了过来，“这都是安排的”。他说：“如果邀请你到情报部门工作，你会怎么想……”克格勃的大门，终于向普京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