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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80岁的老人，不会用电脑，更没听说过网络地图，却画出了连“google卫星街景”都难以还原的北京城。

舒了老人在家中展示胡同地图中的一张。中国周刊记者／刘畅 摄

北京崇文区薛家湾胡同39号钱氏宗祠(摄于2007年)。中国周刊记者／蒋晨明 摄

　　地图刚刚完成不到一年，可怎么看，它们都像是年代久远的“古董”。

　　这30份卷成筒状、裹着报纸的地图，每张足有一开大。抽出一份摊开，泛黄的纸面上，黑色墨水的笔迹，密麻麻地画着北京二环内，曾经的胡同区、老字号、四合院原址，甚至颇为写意地标出了现存的古树。而街巷的缝隙间，挤满了注释。

　　随眼一扫，就能发现类似这样的文字：慈禧，叶赫那拉氏，小名“杏儿”，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生于劈柴胡同一大门内。在慈禧故居边，是1905年时教育家臧佑宸在此创办的“京师私立第一两等小学”，“劈柴”胡同由此改为“辟才”，注释上还有当时的校歌：苍苍、青青，槐柳兼柏松……

　　这些文字，不及整张图里的千分之一。王府、医院、学校、名人故居、庙宇甚至托儿所里的故事，全都囊括在图中。地图的作者舒了很是得意地用一句话做形容：“包罗万象。”

　　曾有位较真儿的记者，询问舒了“图纸上的胡同加起来有多长”，他想了好半天才回答：“要不，您算算我一共走了多少步吧，然后再……哎呦，我数学不好！”

　　很多居民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劲

　　的确，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个身材瘦小的老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胡同串子”。图纸上，这些连他自己都数不清的胡同，是用双脚一步一步“量出来”的。

　　1987年开始，舒了便推着自行车，以东直门为起点，沿着二环东北角边走边记，向老居民打听来历和典故，并用“小学生般”的字迹记录。同时，他会在草稿本上画出一段段歪七扭八的“几何图形”。上面标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阿拉伯数字。

　　“五步为3米”——舒了用这种方式换算胡同长度。起初，他曾借来一条皮尺。可他很快就发现，胡同里人来人往，而一条皮尺往往还“不够半截儿胡同的长度”。好琢磨的舒了，把自己当成“活尺子”。这个小老头儿常会扶着砖墙，在一条胡同反复走上好几遍，嘴里还紧张地念叨着步数。

　　“很多居民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劲。”他有些不好意思。如今，他的书桌上还摆着一捆足足40多本的草图笔记，近半米高。

　　这期间，他曾因在胡同里“东张西望”，被民警怀疑为“望风的小偷”。不容解释，那位年轻的片警冷笑道：“我听过的理由多了，走！”派出所里，警察们围着他的笔记研究了好半天，最终才向他道歉。

　　而不少四合院的住户，看到他像模像样地展示“勘绘技术”，嘴中还念念有词，误以为他是“拆迁办派来的排头兵”。

　　雨后的什刹海前井胡同，他遇见居民修葺屋顶。舒了觉得这是“老北京特色一景”，想给拍下来。可两个气势汹汹的大汉走过来：“拍什么，罚钱！”

　　这些误会，他已经习以为常。“哪有闲工夫生闷气？”他扶了扶老花镜，表情严肃，“趁身子骨还硬朗着，抢时间吧。”

　　家里的钟表都“调快了10分钟”

　　当舒了一身运动服，走在胡同里，很难看出他是位退休多年的老人。他能一口气爬上六楼，腿脚比年轻人还麻利。回忆起当年的故居，他张口就能说出来：“黑窑场南口76号，最后一个门儿。”

　　这一切源自于儿时的经历。他原名舒世忠，生在陶然亭，是个地道的南城土著，唯一的家族荣耀，是他的爷爷“神枪荣四”曾当过慈禧的护卫。家境贫寒，他曾四次失学，可座右铭却是“要做大事，不做大官”。从铁路学校毕业后，喜欢长跑的他曾有过“为国争光”的理想，却心愿未了。

　　此后，舒世忠窝在铁路系统的小科室，做了一辈子“中国最小的干部”。1991年他改名为“舒了”： 退休了，“干大事”的心未了，一事无成，完了。

　　偶然间，他得知“北京即将大规模改造胡同老宅”，当年的责任感被唤醒了：“旧是旧了，可里面有文化啊！”童年的记忆，一下闪现在眼前。

　　他唠叨着儿时的歌谣：“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媳妇胖丫头，凉席板凳大槐树，奶奶孙子小姑姑！”苇塘里捉蜻蜓，蹲在路边看屎壳郎堆粪球——“当时不嫌脏，那是乐子！”

　　他还记得七八岁的时候，爬上南城城墙，一个孩子的心灵第一次受到那样的震撼：肃穆的青灰色砖墙下面，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绿色”，近处的先农坛与远处的白塔寺都“小得不起眼”，而护城河像是一条碧绿绸带。

　　而这些美好回忆，仿佛一夜之间就破碎了。城市改造运动，给舒了的这份事业蒙上了更为悲怆的色彩。“城墙拆了——那是北京城的皮啊。”说到这儿舒了一拍大腿，“现在，别说屎壳郎，柏油路上，连个蚂蚁都没有了——都没了！”

　　和拆迁队赛跑——舒了的晚年，始终处于一种快节奏的状态：早上4点钟起床，上午串胡同；下午查阅书籍，研究地图，常常跑到档案馆找资料。哪怕是过年也不歇着，大年初一便在鞭炮声中继续探访。

　　为此，家里的钟表都“调快了10分钟”。

　　2002年，争分夺秒的舒了终于把老城区的胡同走了个遍。可真正开始画图纸的时候，他却犯了难。

　　他从没学过专业的绘图知识，甚至不知道“比例尺”是什么。更别说把草稿本上，那一页页“断了脉络”、“拐着弯”的胡同片段，连成一个整体。

　　舒了像个新入门的裁缝，一针一线都小心翼翼。遇到诸如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这类复杂的巷道，他就先画出东西走向的胡同、直的街道的框架，再往里填弯路。为避免出错，导致整张图“伤筋动骨”，他先用铅笔轻描淡写，拿橡皮涂改，最后再用墨水笔往上描。

　　即使这样，也难免“过于紧张，笔尖发抖”，他曾用小刀子轻轻地刮掉错处，却常常把图纸划破。直到看不下去的儿子，给舒了买了修改带，这种反复重画的窘境，才得以改善。最后，他会拿尺子比着，一笔一划地往里填注释——远远望去，那些成片的文字，好似打印的一般。

　　这位老人硬是坚持了下来。最快的一张两个月完工，最难的那张，他整整画了半年。“说出来挺轻巧。”老人这样总结道，“紧绷着画了八年啊，完工的时候，如释重负，全身散了架似的。”

　　这些图纸，让舒了感到“比拿到奥运会金牌”还要荣耀：“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图》，宫廷洋画家郎世宁参与画的，可它有个缺点，只把主大街标出来了，却没有注明小的胡同。”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有血有肉”，要丰富得多。

　　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展示自己查阅过的书籍：《日下旧闻考》、《燕都丛考》、《帝都景物略》、《宸垣识略》……拿着放大镜，鼻尖紧贴着书面的老人，此时更像个学者。

　　可老伴儿却对此“不屑一顾”：“别人退休了，都想着挣点外快，他倒好，往外贴钱！”90年代初，为了自己的事业，舒了托人去香港，买了台孔雀DF胶片相机，花掉了大半积蓄。而二十多年下来，图纸、书籍以及“换了无数双的白网鞋”，在老伴儿看来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这些老地界儿“又活了”

　　几年前，舒了转悠到了崇文区薛家湾胡同，39号民宅的门额上，刻着“钱氏宗祠”几个字。好奇之下，他与屋主人、90多岁的钱鸿绪聊了起来。这里，竟曾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王钱谬的祠堂。乱世之中，钱氏保境安民，被文天祥赞为“千年之功德，百世之楷模”。而“文革”的破坏，使这座宗祠面目全非，如今正面临拆迁的命运。

　　舒了马上记下情况，把这段“即将埋在地下的历史”，发表在北京文物报上，这处民宅保住了。如今，钱家已经搬到了大兴，对恩人念念不忘的钱鸿绪，去世前嘱咐子女：“千万不能和舒了断了联系。”

　　已经消失的西裱褙胡同，只剩下于谦故居。而舒了却在探访中，发现了背后的故事：民国初年，武术家张长祯，别号“醉鬼张三”，自发守在这里，从此不再出头露面——他把这位“隐侠”的故事，写在了图纸里。

　　后来，舒了特地去了趟杭州于谦祠。平常日子，就他一个游人，四周环绕着高大树木，平静苍凉。一想到“于谦曾站在城墙上守卫北京”，舒了就止不住眼泪：“他死得太惨了。好在，历史是由老百姓书写的。”

　　舒了的这份坚持，引起不小的轰动。北京档案馆派人过来，提出要帮助保管这些“对以后建设极有价值”的材料；前来采访的记者们则像学生一般，听老爷子讲起过去的故事；友人们观摩后感叹：这些老地界儿“又活了”。

　　完成了一大心愿的舒了，并未停下自己的脚步，他打算为老北京写部书。 “门联、门墩、门雕……再不抓紧都没了。”他一脸遗憾。新街口四条，曾有幅写着“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的门牌，等他拿着相机去的时候，拆得只剩“门前的两棵树”。

　　一位地图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地图后，惊讶地说：这三十幅手绘胡同图纸，就算与专业印制的北京地图相比，技术上也毫不逊色，像模像样。甚至有人开出高价，想收藏这套胡同全图，可舒了拒绝了。

　　这位满族镶黄旗的后人宣称，时机成熟的时候，要把这些图纸交给国家，让子孙后代 “看到北京城原来的模样”。

　　“卖了，我这个人就一钱不值了。”已经年过耄耋的舒了，瓮声瓮气地说道，“老祖宗的历史，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