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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位外籍省长经济顾问齐聚广州，参加2011年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15位“洋顾问”中，多数是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高管，还有国外高校的学者。他们应邀来到广东，为广东省的经济转型升级出谋划策。

　　除建言献策外，地方政府也很看重这些企业的项目和投资

　　近日，广东再次因为一群外国人的到来引起关注。

　　15位外籍省长经济顾问齐聚广州，参加2011年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15位“洋顾问”中，多数是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高管，还有国外高校的学者。他们应邀来到广东，为广东省的经济转型升级出谋划策。

　　省长聘请“洋顾问”，在广东已有多年历史。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创办于1999年，加上今年已举办8次，累计有48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及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的高层领导人共130人被聘为省长经济顾问。

　　放眼全国，聘请“洋顾问”几乎已成为各地政府的通常做法。IBM公司、ABB集团、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杜邦公司等跨国巨头的高管们，不但成为广东省长的顾问，也出现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方政府的顾问名单中。

　　广东邀请了谁

　　广东省的此次咨询会，以“加快转型升级——再造广东经济发展新优势”为主题。在闭门会议期间，三位副省长雷于蓝、陈云贤、宋海分别就“发展生产服务业与提升服务业水平”、“培育新兴产业与促进制造业高级化”、“推动开放条件下的创新合作”三个分主题作引导发言，“洋顾问”们随后领题，讨论献策。

　　出席此次会议的15位顾问，兼具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商界领袖，且制造业占多数，这延续了以往各界咨询会的格局。

　　1999年广东首次举办咨询会，将主题确定为“世界科技进步与广东产业结构调整”，随后的6次会议，虽然主题有所变化，但始终不离两大元素：全球化与转型发展，如2009年的主题为“国际金融危机与持续发展”。

　　在“洋顾问”中，来自服务业的顾问占据了较大比例，这被解读为一定程度反映了广东谋求从“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发展的迫切心理。

　　事实上，从1999年咨询会启动之时，服务业便成为会议的一部分，当年的子议题中就有“金融、贸易和投资管理如何为广东产业升级服务”等。当时，广东邀请了世界银行、高盛公司、安永国际、美林证券等国际金融巨头，这一特点在随后几届咨询会上始终得以保持。在今年的会议中，广东省金融办和保监局还分别举办了专题论坛。

　　另外，在最近两届会议的邀请行列之中，UPS等国际物流业巨头成为新面孔，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咨询会上，广东省代省长朱小丹表示，产业转型升级措施，“第一是要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他说：“我们再不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话，以广东目前的产业结构，经济的发展难以为继。”

　　朱小丹还提出“大力促进高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全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此次到会的制造业的顾问们，分别涵盖电力设备、能源化工、电气机械、电子信息及生物制药等，无不是高新科技领域。

　　“要抓自主创新，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朱小丹说。

　　邓小平提出引进“洋顾问”

　　广东省政府并非地方政府聘请“洋顾问”的首创者，上海市在聘请“洋顾问”方面可谓领风气之先。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从1989便开始筹办，至今已举办超过20届。

　　1988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基接受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执行董事、中国国际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经叔平关于邀请国际上著名的企业家担任顾问的建议。在获得国务院领导同意后，经半年多的筹备，会议于1989年10月9日举行。1990年前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有些波动。此时，上海市的这一举动意义特殊。

　　各地政府得以延请“洋顾问”，邓小平关于“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谈话是其底气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十分重视引进外国智力。从1949年至1960年，中国从苏联共聘请了3万余名专家。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聘请外国专家的工作陷入低谷。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变。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到，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当时他便强调“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

　　在邓小平发表“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谈话后，国务院于当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这重新开启了中国政府聘请“洋顾问”的工作。

　　1991年国家外国专家局恢复设立“友谊奖”，这成为表彰“洋顾问”的最高政府奖项。“友谊奖”每年约评选产生50名获奖者，国庆逢五逢十整年份则评选约百名。

　　邓小平说，要“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

　　“友谊奖”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于引进外国智力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设想，获奖者包括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首任系主任加弗尔·萨文迪、法国畜牧专家路易·德·纳维勒、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玛吉德·萨米等，卡巴斯基实验室创始人兼CEO尤金·卡巴斯基也在名单中。这位因杀毒软件而闻名的计算机安全专家，为中国遏制网络病毒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2009年，卡巴斯基曾经获邀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

　　500强高管受青睐

　　相比中央的奖励机制表现出的导向，地方政府的诉求有所不同。

　　广东省原省长黄华华曾说，国际咨询会(十年来)坚持高标准的顾问聘请原则，先后已有47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高层负责人和世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共88人次作为省长经济顾问亲自出席国际咨询会。

　　今年广东的顾问团构成中，除了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杰瑞德·柯亨之外，其他都是各大跨国公司的高管。世界500强企业已成为各地政府聘请“洋顾问”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在广东召开2011年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之前两个月，重庆市也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当地媒体特别提到，目前，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年会无论是顾问规格，还是会议规模，都已经超过了北京、广东、江苏等省市，位居全国第一。

　　据当地媒体的报道，重庆市长顾问团今年再度“扩编”：法国施耐德电气首席执行官赵国华、韩国SK公司会长崔泰源、日本东京海上控股株式会社会长石原邦夫、思科公司执行副总裁威兰珂等10位500强高管，将成为市长顾问团新成员。

　　重庆外经委表示，为了搭上重庆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很多世界500强公司高层都把当选为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作为一种荣誉和身份”。此话虽然未提供来自“洋顾问”方面的佐证，但确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高管们拥有中国地方政府顾问的头衔。

　　与广东省同年起步的北京市，在引进“洋顾问”方面目标更为明确，其会议即为“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年会”，直接瞄准企业家群体。

　　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对外国企业家的吸引力无与伦比。仅以2003年举办的年会为例，这次在后“非典”时期举行的会议吸引了来自19家顶级跨国公司的高管，其中18家来自国外的公司全部为世界500强企业，与会者也是清一色的企业最高领导层成员。

　　地处内地的陕西省，也从2002年起开始举办陕西省人民政府国际高级经济顾问会议。2003年，第二届顾问会议结束时，时任陕西省省长贾治邦总结发言，说“本次会议有助于增加陕西和世界产业界精英业已存在的交往与友谊，进一步提升陕西和世界500强企业合作的层次与成效”。

　　一位多次参与广东省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的本地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除建言献策外，地方政府也很看重这些企业的项目和投资。

　　这次“洋顾问”们来到广东，都表达了合作意向或具体计划，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瑞士诺华集团、英国BP 集团(英国石油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已经签订了具体的协议或启动了具体的行动。其中BP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打算再投资6亿美元将珠海建成全球最大的PTA(精对苯二甲酸)生产基地之一。BP在广东省的投资占其在华投资的60%。

　　在此之前，2009年的咨询会上，广东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与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签约，富士通在华设立的第一个世界级数据中心。

　　2007年的咨询会上，美国国际集团、欧特克公司、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都与广东省及广东地方政府签订了项目，内容从金融、数字产业到绿色农村。

　　黄华华曾指出，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推动了顾问机构与广东的交流合作，促进了一批重大项目的合作实施”。

　　期待更多富有创新性的建言

　　相比高管们带来的投资项目，各地政府主打的“洋顾问”的建言献策，也有人有一些不同看法。

　　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认为，“洋顾问”们只是来个三五天，而很多问题本土专家早已做过深入研究。

　　王先庆的观点有一些代表性。广州市人大代表李明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政府也应该重视本土专家的意见，‘洋顾问’很难长期固定观察研究中国某个领域的问题，他们大多是临时找资料形成咨询报告。而本土学者大多有系统的研究。”

　　广州市人大财经委财政预算审查专家库成员章明直言，他们的不少观点并非创新，比如“环保经济”、“低碳经济”等，有的中小企业家早在10年前就开发了变革性既强又符合环保低碳经济的产品，因为得不到政府和金融界的支持而倒闭。

　　在2010年的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年会上，面对北京市的领导，“洋顾问”们也开始为北京市的高房价展开讨论。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礼提出，作为衡量未来城市总体经济健康和发展势头的重要指标，北京市在住房和城市宜居性上得分都不高。ABB集团董事长冯恩博建议，北京可以参照德国的经验，通过税收来控制炒房。这些意见，在国内各个层面都有过很热烈的讨论。

　　关键在于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

　　聘请“洋顾问”的做法，在少数基层单位如街道办，也开始出现。

　　2010年7月9日的《云浮日报》刊登新闻，介绍某街道借助“外脑”促产业升级的事迹：街道党工委书记一连几个周末赶到“洋顾问”打球的高尔夫球场，“洋顾问”被感动了，答应要为镇里的发展出力。街道党工委聘请了5位“洋高参”，定期召开顾问会议，特别是围绕“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做大做强电子产业”方面，接纳顾问的意见。

　　到底怎样对待“洋顾问”？王先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的时候，就有人在会上建议大力发展物流，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理解，因此没有采用。”

　　“有时‘洋顾问’提出了有价值有意义的建议，但如果得不到落实或者我们不感兴趣，那么，洋顾问们就影响不了什么。” 王先庆说，“如果各唱各的，那最终可能沦为形式主义。”

　　李明华曾任广州市社科院院长，这是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同时，广州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也使其能够参与地方政府的政策讨论。他说，不管请“洋顾问”还是“土顾问”，关键在于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建立，这样才能减少决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