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广州究竟有多少非洲人一直是个谜。由于他们黑巧克力一般的肤色，有人开玩笑地把黑人聚集最多的越秀区一带称为“巧克力城”。

　　曾有当地媒体大胆估计，广州的非洲人总数达到20万。他们和当地人一样结婚、生子，和普通市民一起买菜、挤公交、抢出租、送子女上学。由于他们黑巧克力一般的肤色，有人开玩笑地把黑人聚集最多的越秀区一带称为“巧克力城”。“有人怨恨他们，有人又疯狂地爱他们，但更多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外滩画报》记者走进这座“巧克力城”，亲身体会了这些来自异域的商人们的喜怒哀乐。

　　上午十点，广州市广园西路上的柏乐商贸城。

　　麦克拉开自家商铺的卷帘门，跨过堆在地上的衣服，把挂在墙上的西装摆了摆正，露出那些醒目的国际大牌商标。他把皮包和手机放在桌上，自己坐在一张廉价的塑料凳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这间档口的装潢谈不上任何审美，顶多在门口摆放一个格外健美的黑人塑料模特。样品满满当当地挂在墙上或者堆在地上，六、七平方米的小店既是店铺又是仓库。

　　尽管10月末广州的天气仍然很热，可麦克还是戴着自己那顶蓝色的前进帽，默默等待来自非洲或是中国的客户上门。

　　41岁的麦克来自非洲尼日利亚，有着黑巧克力般的肤色。在柏乐商贸城里，像麦克这样拥有自己店铺的非洲商人还有很多，他们同街头上来来往往的非洲同伴，构成了这一区域最独特的风景。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广州近年来涌入了大量的非洲人。他们或聚集或散居，和普通广州市民一起去买菜、挤公交、抢出租、送子女上学。有人开玩笑的把黑人聚集最多的越秀区一带称为“巧克力城”，而且越传越广，甚至成了这里半官方的称谓。

　　对于“巧克力城”的居民来说，这里和广州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每天中午12点才是“巧克力城”苏醒的时候，街上开始出现大量的黑人身影，他们三三两两，拎着黑色塑料袋，或背着双肩包，拉着购物车，穿梭于附近的众多商贸城，追逐着廉价的中国牛仔裤、山寨机以及笔记本电池等等非洲急需的商品。

　　而到了午夜12点，这里的人气才真正到达一天中的最高潮。用广州出租车司机的话说，“到了午夜，这里就是属于黑人的了。”虽然有些夸张，但是面对突然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大量黑人，记者感觉仿佛置身非洲。

　　走进黑人“圈子”

　　“你最习以为常的，也许恰恰是你最不了解的。”柳松一边摆弄着手里那部崭新的国产智能手机，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他打算把这款手机卖到非洲去。“有人怨恨他们，有人又疯狂地爱他们，但更多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柳松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鼻梁上架着厚厚的镜片。他早年供职于一家江西的国企，后下海去了非洲，如今在尼日利亚、香港和广州都有自己的公司。由于商业上的往来，再加上经常帮助黑人，柳松结交了许多在广州经商的非洲人。也正因为有了柳松的介绍，记者才得以走进在广州的黑人圈子。

　　“尽管非洲人在广州居住已经有很长时间，当地人对于满街的黑人早已见怪不怪。但是，我敢说，没有多少人是真正了解他们的。无论恨他们，还是爱他们，你总得先懂他们。对于很多广州人来说，他们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去问每个人，都会给你一个不同答案。”

　　对于很多非洲人来说，“一小时”根本不是时间单位。他们说“一小时以后见”，只不过是告诉你他准备过来了，具体几点钟到可不一定。同样道理，他们如果说“明天”，也并非表示就一定是一天以后，更可能的是表示一种接下来将有可能的意愿。

　　对于原本同意接受采访的非洲人频频爽约，柳松这样来安慰记者，让记者理解非洲人的“诚信观”。

　　“以我个人经历来说，在非洲很多国家，由于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比如堵车、事故或者警察临检等等，常常会导致原本半个小时的路程，甚至可能要4、5个小时才能到达。”柳松说，“所以，我们在非洲都习惯了没有时间观念，这和我们亚洲人完全不一样。在同非洲人做生意的时候，你要懂得对方的习惯，才能不吃亏。”

　　或许是经历过2009年7月非洲人围攻广园西路上的矿泉派出所事件，无论是非洲人还是广州的当地人，对于媒体采访都显得异常敏感。素有广州“重庆大厦”之称的天秀大厦里，来来往往都是非洲客商。原本在门口抽烟的保安，当得知笔者的采访意图之后，神情立刻变得严肃，并以需要得到有关部门许可为由拒绝采访。而当地的非洲人在得知记者的目的时，则纷纷摇头，欲言又止地离去。

　　“在广州，想要进入黑人圈子，只有朋友的朋友才可以。我信任你，所以我也会信任你带来的朋友，这就是大部分非洲人的原则。”柳松带着记者找到麦克时，麦克正在自己的商铺里帮助柳松代卖一种可以优惠拨打国际长途的电话卡。“他1998年就来广州做生意了，在这条街上还没有他不认识的人，只要他愿意帮助你，你的采访准没问题。”

　　麦克并非大多数人想象中那种身材魁梧、眼神彪悍的黑人。尽管电影中总喜欢把黑人塑造成肌肉男的形象，但是眼前的麦克更瘦削，眼神也更深邃。对于采访的目的，他反反复复确认了很多遍，直到看到记者开出的单位介绍信之后才同意接受采访。

　　麦克的朋友说，他曾经一度在广州混得风声水起，开过饭店，有车有房，还娶了中国老婆，生了孩子。后来由于经营不善，饭店关了门，老婆也与他离婚，改嫁给了一个中国商人。种种经历让麦克很懂中国，也让他有别于其他黑人那种热情但冲动的性格，显得更加谨慎。

　　据柳松说，商贸城里的黑人都要卖几分面子给麦克，遇到什么困难也愿意找他帮忙。在这一片，他是名副其实的大佬。

　　“我愿意帮助你，因为我相信你可以帮助我的黑人同胞。”麦克在仔细看了记者写给他的采访目的之后，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帮助笔者介绍其他黑人接受采访。“你需要等待，因为很多黑人都害怕与记者打交道，害怕这影响到自己下一次的签证。”

　　签证，签证，签证

　　在广州，合法的身份对于非洲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来自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员海蒂在广州居住多年，并且撰写了多篇有关广州黑人的学术论文。在此之前，海蒂研究的领域是“中国人在非洲”，作为反方向的研究，她为此拥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在进行过三个月的调研后，海蒂发现，情形太不一样了。“在非洲，中国人是很强大的，他们很会做生意，头脑很聪明，并不是弱势群体。”但是在广州，做生意的非洲人却面临着另外一种境遇。

　　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海蒂把非洲人在广州，看作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中国优势。“非洲人为中国带来了许多的商机，当经济危机重创欧美之时，非洲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大量需求却依然保持平稳。”

　　然而海蒂发现，对中非贸易影响最大的却是非洲人的签证问题。在尼日利亚调研时，海蒂遇到过许多商人，他们曾多次到中国订货却被拒签。“当然，阻止那些非法移民，或是被黑中介哄骗来中国淘金的移民是很重要的，但是确保那些正经商人能够来到中国并在这片土地上消费，也同样的重要。”海蒂说，“一套透明而专业的签证申请程序是对移民进行善良管理的第一步。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这一环节。”

　　谈及签证，麦克说他自己并没有任何担心，他一向守法，并且有很多警察朋友。每个月有近万元的固定收入，现在的老婆也是中国人，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前妻生的大女儿也进了中国学校读书。但是，对于他其他的尼日利亚老乡，麦克沉默了很久。“有时候，我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头脑怎么也像我们非洲人一样简单。你们怎么搞不清，黑人其实也有好坏善恶之分？”

　　在尼日利亚待过多年的柳松告诉记者，由于前几年大量尼日利亚人大量涌入广州，其中不乏作奸犯科者，广州本地媒体多有报道，结果导致中国政府开始严控尼日利亚的签证发放，并开始清查非法滞留的非洲人。这些都让在广州生活多年的麦克们，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

　　在中国，只有中国雇主、大学和海外公司才能为外国人做担保，帮助他们续签居留许可。大部分来自非洲的个体商户基本上找不到担保，只能非法居留。因为合法拿到居留许可越来越难，为了逃避警察的压力，很多人被迫从事地下交易。“有人告诉我，说他通过朋友介绍，那个朋友有个亲戚是移民警察，给3000美元可以续签六个月。”海蒂说。没有人知道这个地下市场是怎么形成的，但很多非洲人开始知道，只要你愿意花上一笔钱，你可以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去买签证。

　　“中国移民政策历来严控，鉴于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现实状况，这个无法改变。针对这些非洲人，中国应该尽快建立《移民法》来使之制度化、正规化。” 长期研究广州黑人问题的中山大学副教授李志告诉《外滩画报》，由于签证数量被控制，一条滋生于法律之外的灰色签证产业链也已经存在。包括受访的黑人和李志刚、海蒂等研究人员，都知道确实有这么一条“花钱办事”的地下渠道。“签证的黑市确实有，据说有跑到东北或者内蒙去买签证的。流程我不清楚，但是花钱就能延期，这里面确有一些问题。”

　　非洲人在广州

　　“你要去广园西路？那里都是鬼佬(广东人指外国人，在广州特指黑人——编注)，你要当心。他们做事不讲究，坐我的车不是讲价，就是不给燃油补贴费。”出租司机裴增年说，“几个人一上我的车就放音乐，又吵又闹。这也就是广州这个城市包容性强，要不你看中国哪个城市能让这么多黑鬼聚集在这里。”

　　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 历来外商云集。新中国成立后， 自1957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引来大量外国客商。2001 年中国加入WTO , 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与上海“国际社区”的居民不同， 广州的跨国居民以客商居多， 以三元里和天河北最为典型， 更以越秀区洪桥街道的小北路最为有名。

　　在越秀区的小北路、广园西路一带，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聚集于此，这里的城市景观也在发生着许多改变。许多商场的户外广告牌、LED灯箱上，都打着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中文这四种语言。而像非洲餐馆、理发厅这样的服务行业也正在兴起。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据，加之数量众多的"三无"人口存在，广州究竟有多少非洲人一直是个谜。曾有广州当地媒体大胆估计，广州的非洲人总数达到20万。

　　据中山大学副教授李志刚等人于2008年成稿的论文估计，广州的黑人总量大约为15000～20000人，构成极为多元， 操法语、英语、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等不同语言， 其中大部分来自于西非， 另有相当数量来自中非和东非。 2006年前后，除了常住的2万人，还有6万左右的流动人口，加起来8万左右。

　　因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政府对非洲人的签证管制收紧，加之金融风暴冲击，赴广州的非洲人数量在去年年底达到过一个低谷，可能降为2006、2007年的一半，加纳来广州人数一度降至只有几十人。加之不断上涨的物价等外部因素，非洲人在广州的机遇越来越少。

　　“其实广东有关部门有具体数量的数据，但是没有公布，我们也无法掌握。广州有1600万人，大概2006、2007年时候黑人的数量很多，常驻人口也不到2万人。现在将近少了一半。”李志刚对《外滩画报》说，“我们政府历来对移民都有严格的控制，你想啊 ，咱们的居委会大妈无孔不入，这些黑人很难潜伏下来。再加上非洲人的肤色、语言。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有色种族的人是很容易识别的。他们的潜伏性远远低于韩国人。韩国人在全中国就有100多万。”

　　忧郁的巧克力城

　　作为一名商人，麦克还在做其他的买卖。他有两部手机，虽然已经很破旧，但是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他不时用英语、非洲土语和中文打着电话。随后，他把记者一个人留在了他的店铺：“你等着我，我出去办事，晚上回来。有客人，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原来这家商贸城对黑人业主有规定，早上十点必须来开门，晚上六点才可以关门走人，其间如果不请假就锁店门，一次罚款十元。于是，记者成了这家非洲小店的临时负责人。

　　尽管已是下午，商贸城里中国人、非洲人往来穿梭，但是真正看货购物的客人却寥寥无几。周围卖服饰、首饰的黑人店主们对此习以为常，每个人都坐着一张最简陋的塑料板凳，围坐一起开始用非洲土语聊天，并时不时发出笑声。偶尔也会有非洲人提着饭盒，在过道上来回走过，叫卖非洲饭菜。

　　足球，是加入他们话题的一种捷径。当得知前尼日利亚国脚巴班吉达曾经在记者家乡球队效力之后，小个子黑人奥杰德随手抄起一把塑料凳塞给了我，让我坐在他旁边，加入他们的话题。

　　“明年是不是中国政府要换届选举？胡锦涛当了多少年国家主席？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多少？意大利和希腊的金融危机多久才能消退？卡扎菲为什么会被干掉？美国人下一个打击目标是哪里？”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你很难相信这些生活在广州最底层的非洲小商贩们，竟然在聊这些话题。35岁的奥杰德，在中国待了10年。他每天都会看中国的英文报纸比如《中国日报》、《环球时报英文版》，同时也会关注BBC、CNN，比对着看。

　　“我们可能要比你们自己还要关注中国的新闻，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尽管我只做小生意，可为了生存，我要知道国际市场的行情，以及中国政府的新动态。”奥杰德在广州和尼日利亚都有店铺，他从广州进货运到非洲去卖，同时也会把一些货摆到自家的档口里，向其他黑人或者中国的商贩批发。

　　“一般我们在中国买一件15块人民币的T恤，在尼日利亚可以卖50块人民币。其实，并不像外面人说的那么夸张，什么在中国30块人民币一条的牛仔裤，在非洲就要卖30美金。如果可以，你帮我在文章中写写，劝劝中国政府千万别听美国人的话，让人民币升值。如果人民币升值，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这些外贸生意了。”

　　“我们非洲人大部分都是乐天派，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总是快乐的。”奥杰德说，“尽管，我们都努力想要融入到这座城市中去，但我们仍然时刻能够感受到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苦练中文么，因为我知道，在这里遇到麻烦的话，如果警察来了，即使你是受害者，不会中文你肯定要吃亏。”

　　“你知道，即使是我们尼日利亚人，也分不同种族，也有好坏之分。那些毒贩、强盗，我们也不会和他们来往，更不会在这里做违法的事情。你看看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和中国老百姓一样，赚着辛苦钱。”

　　“我们拦出租车的成功机率是广州人的三分之一，很多黑人被拒载，被敲诈。有时候，我们要在司机面前做出要飞机滑翔的手势，才被允许上车。当然，我们不是真的要去机场，可能只是起步价，但这是被逼的。”

　　“每次租房，我都得让我的中国老婆去看房，去见房东。我自己去的时候，没有一次成功租到房子的。”

　　“你看到我们非洲人在唱歌跳舞，在饮酒作乐，其实我们并不一定有看上去那么开心。”

　　“其实，我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也会坐车的时候给老幼让座，也知道抽烟要去室外。”

　　“你知道人们为什么管我们这里叫做‘巧克力城’么？我知道肯定不是因为我们‘sweet’。”广州人对于黑人的态度，让奥杰德和他的朋友们很苦恼。

　　比起奥杰德，他的太太更加关心他们三岁的女儿小乐。看着自己黑皮肤、卷头发的女儿和另外一个中国商家的小男孩在地上玩耍，她眼里满是幸福。但她同时却忧心忡忡：“到了上学的年龄，这孩子的户口、学校都是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攒钱了。办这些事情，钱是少不了的。”

　　“他们的下一代确实会成为广州的一个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在法律上面临的挑战。会有一批这样的黑孩子，我想他们最终总会拥有合法身份的。”李志刚说，“我把他们的存在看成一种标志，中国国际化真正启动的标志。”

　　李志刚告诉记者，“在奥运之前，广州媒体报道黑人凶杀案件比较多。好像是《广州日报(微博)》吧，有一次报道得很凶，后来政府也有介入。后来媒体就缓和很多了，这需要一个过程，从早期负面多一些，现在正面多一些。现在对于黑人的报道也大为减少了。”

　　广州梦寻

　　27岁伊苏是一名基督教徒，他的名字在当地土语里的意思是“神的意愿”。他来中国，“是为了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

　　“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里用的电灯、喝水用的水杯，都来自中国，都写着‘made in Shanghai’。从小，我们家的几个兄弟姐妹就把上海当作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去年，我终于来到了中国，但很遗憾，不是上海，而是广州。”伊苏说。

　　40年前，中国和尼日利亚两国正式建交。其后，尼日利亚的石油开始被运往中国，而来自中国的轻工产品和电子产品则被大量销往这个西非大国。

　　和许多尼日利亚青年一样，伊苏的童年回忆离不开那些来自中国的小玩意，以及各种有关那个东方古老国度的种种传说。而到了后来，越来越多往来于中国和尼日利亚的商人富贾出现在伊苏家乡小城，更是把小城青年们的心勾动起来。去中国，成了一句流行话，更是标志着带领全家人致富的开始。

　　带着一家人的期望，和东拼西凑的5000美元，伊苏踏上了寻梦之旅。在付完机票的和签证费之后，伊苏身上剩的钱已经不多了。但是伊苏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毕竟同行的朋友中，只有他一人获得了宝贵的中国签证。

　　“我现在住在南海，靠近佛山，因为那里的房子便宜，警察也没有广州那么严厉。每天，我都会坐车去广州天河区的电子商城采购货物，然后发回非洲。”

　　伊苏告诉《外滩画报》，在非洲几乎没有稳定的供电。在尼日利亚，即使是阿布贾或者拉各斯这样的超级大城市，人们也早已习惯了经常性的断电，所以很少有人用台式电脑。这为像伊苏这样的贸易商人带来了商机，他们有时候自己购货，有时作为买手帮助远在尼日利亚的商铺购货，在广州的各个电脑城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二手笔记本和笔记本电池是他们最青睐的货物。

　　尽管有钱赚，但是伊苏并不快乐。因为他常常上当，明明看好的货，等发到尼日利亚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质量差很多的货。这让他很失望，“我报过警，但是警察来了往往先查我的护照签证，然后去向对方询问事情的经过。我不会中文，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但是事情的结果往往就那样没有结果了。”尽管在中国的时间还不足一年，但是伊苏已经学会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其实，我很想早点回家去。但是，我又不能现在就回家，因为我知道我的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都在等着从中国致富的伊苏回去给大家发红包，给他们找工作，为大家盖一所大房子。我想念我的家人，我的妻子，但是我只能买电话卡，每天打给她们。因为一张往返尼日利亚与广州的机票，起码要几万人民币，实在是太贵了。有这些钱，我不如多进一些货。”伊苏说，“对于未来，我没有考虑过，我们做事情，都是一天天来，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与家乡相比，伊苏觉得广州的物价更贵，但是生活也更便利，这也是许多非洲人即使签证过期了，也不愿意返回的一个原因之一。“在中国，我和朋友租住的两居室大约每个月要280美元，而在尼日利亚大概125美元就可以租到三室一厅的房子。在中国一顿饭，我需要花3美元才能吃好，但是在尼日利亚1块美元就够了。而且，你知道么，我们那里的汽油费只要每升0.4美元。但是在尼日利亚，没有持续的供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带空调的公共汽车，也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和商贸市场。”

　　大部分来中国“淘金”的非洲人，尤其是尼日利亚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应该走出去。“很多家庭都是全家攒钱送他出国，希望能够赚钱。但如果不赚钱的话，回去就会很丢脸。”奥斯陆大学人类学博士海蒂说。

　　“这里只有business”

　　“像中国商人一样，非洲商人在进行商业交易的时候，大部分都更加依赖信任，而非正式合同。所以当他们去收账的时候，如果商店或者小工厂的老板带着30%的回扣溜之大吉，警方也无能为力。这个时候，拥有一名中国女友、妻子或者好朋友，就可以很好地帮助他们辨别这个中国供货商是否值得信任。”海蒂说。

　　在广州的“巧克力城”，黑人老公带着中国老婆和混血的孩子出现在街头并不少见，麦克、奥杰德也都娶了中国姑娘。

　　在柳松办公室偶遇的广州姑娘小钟说，她马上要嫁给一个相恋5年的尼日利亚黑人，因为她相信“爱情是不分国界的，我就喜欢黑人的热情奔放。”而另外一位在大学读法语研究生的中国女生谭丽则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考虑黑人。“有一次，我在学校附近的邮局帮助一位不会讲中文的非洲青年快递包裹。谁知道，他竟然偷偷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此后半年时间里，不断给我发短信、打电话，说爱上了我，要和我结婚。为了避免这样的骚扰，最后我只能换掉号码。”

　　“确实有一些人品不好的黑人，抱着骗取财色的目的去接近中国女孩。曾经有一个女孩曾经来求我帮她去尼日利亚找她的丈夫，那个人骗了她几十万说回非洲做生意，结果一去不返。因为在非洲不是人人都有身份证的。”柳松说，当然也有很多黑人，靠着自己的勤劳和善良获得自己的爱情的。很多爱情故事都是发生在客户之间的，可以算是日久生情的一种。“但是，我还是要劝告那些贪图黑人样貌和对方所谓钱财的中国女孩，爱情一定要三思。换句话说，有钱的非洲人的确有，但是大部分都在美国和西欧呢。”

　　夜幕降临，广园西路仿佛也从睡梦中惊醒，数不清的黑人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涌上街头。

　　刚刚从珠海赶回来的麦克带着记者七转八拐，在柏乐商贸城附近的一家商场里找到了一家非洲餐厅。店的门面很小，没来过的人显然很难找到它。店主兼大厨是一位黑人，而他的中国老婆则负责收银。和非洲老乡的食客们打过招呼后，黑人老板就躲进厨房开始忙碌起来。

　　在这间灯光昏暗的小店，简陋的沙发、破旧的桌椅前已经坐满了人，但只有记者一个是中国人。麦克点了两份fufu(西非和中非的一种主食，通过在水中蒸煮玉米粉并研捣至适宜的稠度制成——编注)，一碗鱼汤，以及两瓶据说来自香港的啤酒，共计30元。

　　麦克一边用手捏着fufu，蘸着鱼汤，一边对记者说，尽管他在中国已经13年，但是他还是最喜欢非洲的饭菜。对于很多在广州的黑人来说，辛苦一天之后，在这家装修很简陋的小饭馆吃吃饭，聊聊天，实在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对于灯红酒绿的广州来说，这里犹如另一个世界。

　　广州很美好，但对于麦克和伊苏们来说，“这里没有生活，只有business(生意)。”

　　广园西路上，当记者等车回宾馆，准备第二天返回上海的时候，伊苏突然出现在身后：“明天你还会来么？你知道么，除了我的客户，我还没有一个中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