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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台湾法律人即将获得“登陆”资格？再过不到一个星期，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即将公布。台籍律师数量何以有些“寥寥”？他们的执业遇到什么问题？他们是否能适应两岸不同的法治环境？

2009年，司法部为首次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合格的37名台湾居民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CFP/图）

　　有多少台湾法律人即将获得“登陆”资格？再过不到一个星期，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即将公布。

　　2011年有226名台湾人报考。但自2008年，大陆的国家司法考试之门向台湾敞开以来，报名人数却连年下滑：与2008年有818人报考；2009年下降到533人相比，2010年又大幅下滑至392人报考。

　　至今已有140人顺利通过司法考试，这是获得在大陆从业资格的第一步。通过者在大陆律所至少实习一年，考核合格后便可成为正式律师。但三年已过，仅有16人开始执业。

　　“只能做半套的事”

　　一本《二个月考上大陆律师》近日出现在台湾的各大书店，作者是2010年放弃赴美读博机会、通过大陆司法考试的邱靖贻。“二个月”其实仅是图书营销的“噱头”，邱靖贻准备了半年后方才通过考试。

　　“担心政策大门又再度关闭，所以要抢占先机。”邱靖贻说。她毕业于台湾最著名的台大法律系，已在台当了6年律师。

　　受制于两岸关系发生波折，1995年，大陆取消台籍人士报考律师资格考试(2002年之后改为国家司法考试)。首位也是唯一一位通过考试(1994年)的台湾人朱襄阳，直到2010年3月才终于获得律师执业证。

　　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大门重启，但其实只开了不到一半。依据2009年出台的相关规定，台籍律师在大陆只能从事非诉讼业务和涉台的离婚继承诉讼业务。台湾《中国时报》称，台籍律师辛苦取得执业资格后，“只能做半套的事”。

　　“一年实习期内往返于两岸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以及实习期满后执业范围的狭窄，无不造成了报名者递减和‘闯关者’寥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台籍律师刘阳明说。他现在是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台籍大陆律师联谊会召集人。

　　因为商事纠纷中没有资格出庭，刘阳明罕有机会站在大陆法庭之上慷慨陈词。台籍律师均有这类尴尬。

　　“我们慎言规避，合法合规地变通，”首批台籍律师洪绍荣总结，“我们会搭配几位大陆律师，共同完成案件讨论，我们也可以参与庭审旁听，只是庭上辩护由大陆律师完成。”

　　获得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台籍律师蔡世明则一直强调“权利义务的对等”，“如果将我们的执业范围限制在非诉业务和离婚继承，那是不是可以只让我们考民商科目？”

　　是律师也是台商

　　目前已获律师资格的16个台湾人，或已“登陆”多年，或在台湾已是资深律师。

　　自1989年起，刘阳明便已多次前往大陆，“帮助台商朋友处理个案问题”。一些早期进入者，更早已开展各种咨询业务。

　　上海永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1995年成立，为不熟悉大陆法律法规的台商投资者答疑解惑。“没有律师身份，但是干的是和律师差不多的非诉业务。”该公司总经理蔡世明说。

　　曾有台企在成都看中一个地块，但已被其他公司先期取得开发权，蔡世明通过协商令占地公司退出，再让台企与当地政府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大陆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台湾则是可以私有化的，不了解个中差别，最后可能吃亏。”

　　据蔡世明估算，在全国范围内，类似的咨询公司至少10家以上。

　　不过，这类咨询公司曾一度管理失序。几年前，珠三角两家台商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引入一咨询公司予以“调解”，最终该公司居然动用了黑社会力量。

　　蔡世明早就准备实现转型，机会也终于到来——2010年，蔡世明获得了大陆律师执业资格。他不再有顾虑：终于可以出具律师具名的法律意见；在合约签署过程中以律师身份作见证，“这样客户更有信心了”。

　　蔡世明打算关闭咨询公司，从“地下”搬到“地上”，成立正规律所。根据目前政策，台湾人不能单独在大陆办所，但允许担任合伙人。

　　担任合伙人要求执业三年以上，显然刚获得证书不久的台籍律师们难以达到要求。不过，实习时，刘阳明已受到重视——担任“首席亚洲法律顾问”，享受高级合伙人待遇。“本来我就是能够带来一些案源的人”。

　　体会法治复杂与艰辛

　　带刘阳明实习的大陆律师常好奇询问两岸法律文化差异。刘在台执业二十多年，曾担任陈水扁女婿的辩护律师。他认为，两岸的文化、经济交流在前，最困难的是法律。而差异不仅仅在法律语言和具体条文中。

　　“我们并不害怕法律条文、国务院指导意见，甚至是地方法规，最困难的还是那些看不到的东西”，从事公司并购的台籍律师洪绍荣不无苦恼的是，某些部门的许多相关操作规定并不向外公开，如果需要获知细节，必须不断地托人向内部人打听。他理解那些“看不到的东西”产生并非因为涉密，可能来自“一种部门惯性”。

　　在台湾，对于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已多次在法律条文中重申。“与政府行为有关的法令规则，若没有公开，就不能产生效力。”洪绍荣说。刘阳明告诉记者，对于法令理解有碍，可以致电去函询问，“相关部门在一定期限内必然会给予书面回复”。

　　最近席卷浙江的高利贷风波引发刘阳明关注，他托人收集相关案例，结果发现，“基层法院的判决大相径庭，甚至一个省的不同法院，有支持也有不支持”。根据最高法院相关解释，民间借款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的部分利息不予保护。

　　“同样的事情要有同样的结果，”刘阳明说，台湾所有法院联网，法官办案时可查阅类似判例，以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统一性。

　　台商在大陆开始“西进”，但一些台籍律师坦言，接业务时尽可能“回避相对落后的地方”。

　　在西部某省，洪绍荣的客户与其他股东发生纠纷，结果法院去执行公司财产而非个人财产，“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这种低级错误，在北上广难以想象。”

　　同样发生在上述某省，一桩商业纠纷，蔡世明作为代理人向当地开发区政府提出，不同意来自官方的“偏袒性”调解，坚持诉讼。在一个正式的会议场合，该区书记扬言：“我以前是政法委书记，他们都归我管。”

　　时至今日，这桩最终进入诉讼的案子依旧悬而未决。蔡世明坦承，“我们也不信邪，找了更高层领导。”

　　律师越重要，法治越进步

　　台籍律师相信，在大陆找领导可讨回公道，要讨回公道也需要找领导——正如成千上万的大陆访民带着厚厚的案卷进京，希望得到领导的一纸批示。

　　“这并非不尊重法治，只是希望通过政治施压将案子拉回法治轨道，”蔡世明称，“保护台商是全国性政策，但可能因个别官员，(台商)在一些地方受了委屈。”

　　但从律师越来越被倚重，他们也看到法治的希望。

　　“早期过来的台商，习惯先找党委书记，再找台办领导，最后一步找律师。在法治环境越发规范的背景下，此种思维容易出事。”刘阳明说。

　　2004年被看作一个节点，这一年起，新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劳动合同法相继颁行。

　　“前来找我咨询的叔叔伯伯开始多了起来。”洪绍荣说，之前不规范的台企受到明显冲击。“特别是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台商常成被告。”刘阳明也劝诫不少欲赴台投资的大陆商人，“最重要的还是找律师”。

　　伴随陆资赴台，大陆律师参加台湾司法考试，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据媒体报道，台湾“法务部”在2010年8月召集所有律师公会成员开会，讨论大陆律所到台湾执业的相关事宜。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大陆律师有望到台湾执业，他们又将看到什么样的法治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