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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迎来世界第70亿个居民之际，借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一句话说：要克服如此艰巨的挑战，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竭尽所能。而我们要做的，便是果断采取行动，为地球第70亿个居民和子孙后代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夏海勇

　　据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10月31日达到70亿。19世纪初，世界人口达到了10亿。100多年后，世界人口规模便翻了一番。此后，人口增长速度急剧加快，30多年后便达到了30亿。而从1987年的50亿到1999年的60亿，再到2011年的70亿，每增加10亿人口，都仅用了12年。尽管几十年来，世界人口生育水平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增长速度正在减缓，然而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世界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呈继续增长的态势。据预测，21世纪中期，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超过100亿。如何既满足上百亿人口的需要，又同时维护生命赖以存续的自然环境的平衡？这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中国在世界人口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几十年来，中国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用不到50年的时间，改变了人口发展的轨迹，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2%，下降到2010年的19%。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成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典范。

　　然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和环境仍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我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水平仍在百位之后。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是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尤其是在我国尚有相当数量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亟待改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人口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地显现出来，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在到达峰值以后将逐渐放缓，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曾经拥有的廉价劳动力的巨大人口优势已经不再，而当前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文化程度不高，经济增长的瓶颈越来越表现为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短缺。因而，我国来之不易的人口红利效用尚未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近年来，全国新生儿出生缺陷监测总发生率不断攀升，也会对未来劳动力储备带来不利影响。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我国从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已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人口的流动、迁移十分活跃，城乡人口分布出现了巨大变化。如何充分关注流动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及其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充分挖掘我国人口城市化蕴涵的巨大内需潜力，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新课题。

　　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政策干预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也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未来我国老龄化进程将逐步加快，除了老年人口队伍十分庞大外，我国还将面对另一个难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时间差，我国还没有完全做好迎接老龄化的准备，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对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妥善解决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健康服务，任务相当艰巨。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但总体仍然偏高。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间超出正常范围，将会逐渐演变为婚姻挤压、就业挤压等社会问题。势必对今后我国人口的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较大压力。

　　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我国家庭户规模日渐小型化，代际关系逐渐简单化，家庭的生产、婚姻、生育、养老等传统功能有所弱化。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带来的诸多矛盾，“四二一”家庭中的年轻人将会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总之，我国正处在人口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始终把握的基本国情，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密切相关，中国的人口管理政策正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局。全面做好人口工作，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长期均衡发展，任重而道远。

　　在我们迎来世界第70亿个居民之际，借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一句话说：要克服如此艰巨的挑战，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竭尽所能。而我们要做的，便是果断采取行动，为地球第70亿个居民和子孙后代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古代中国并非一味追求多生多育

　　作者：赵中维

　　历史人口学一般被定义为使用常规或非常规人口技术对现存历史人口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学科。其研究的首要目的是获取历史上详细的人口信息，如人口规模、性别、年龄结构、出生、死亡、人口迁移，并对包括以上人口特征及事件在内的人口变化进行测量与分析。自法国历史人口学家Louis Henry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历史人口学以来，该学科在世界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过去30年中，对中国历史人口学及人口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中国历史上生育模式与生育行为的详尽考查及对其复杂性的深入分析。

　　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婚姻、生育模式成为世界上众多学者研究的课题，也常常被作为典型加以讨论。但是，在讨论中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将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婚姻、生育模式简单化、极端化、理想化。例如，在对中国过去的生育模式与行为的认识上，就有一些长期存在的误区。

　　这些误区或观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中国历史上的“生育水平非常高”或“异常地高”。二，造成这种高生育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人总是“尽可能地多要孩子”，“中国人不仅喜欢要孩子，他们喜欢要很多孩子”。中国历史上“从不存在有意识的生育或人口控制”。三，中国人之所以追求“多生多育”或“竭尽全力地”去增加儿子的数量，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鼓励生育。四，形成这种文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学者和官员“讨论与提倡生育或人口控制”。这些简单且极端的观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泛流行，并对中国的生育与人口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

　　近年中国历史人口学研究表明，以上的几个观点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或错误。

　　第一，对在许多地区收集的历史人口数据的分析证明，和人口学中通常所说的自然生育率或西北欧一些国家人口转变开始以前的婚内生育率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要低得多。这种较低的婚内生育率和过去中国妇女结婚后开始生育较迟、各胎次间生育间隔较长、停止生育年龄较早有关。中国过去的生育水平尤其是已婚妇女的生育水平，并不是非常高或异常高。

　　第二，近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历史上妇女生育间隔的长短、胎次递进比的高低、停止生育时间的早晚常与其已有子女的存活状况及性别构成有关。一般地说，当一些妇女已经有了儿子和女儿后(尤其是儿子多于女儿时)，她们就更倾向于放慢或停止生育。与那些已经生育了相同数量孩子但只有儿子或女儿的妇女相比，她们的生育水平要低一些。这表明，中国人在历史上并不是简单地追求“多生多育”或“尽可能地多要孩子”。相当一部分人对生育数量、子女构成或家庭规模是进行了理智的考虑并有意识地进行控制的。

　　第三，对过去人口行为的研究还发现，在历史上中国人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多生孩子。相当一些人是根据其家庭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去调整生育行为或控制家庭规模的。例如，史料记载，溺婴现象曾在宋代普遍存在。在记录这种陋习时，苏轼、杨时、朱松、李纲、范致明等许多名人都曾记载过在他们所熟悉的一些地区“生子计产授口”或“计产育子”的做法时有流行。很多家庭“不喜多子”，“只养二男一女”。有些地方此风独甚，“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这些记录表明，至少在有些地区，传统的生育文化并不是一味地鼓励“多生多育”。更重要的是，尽管一些人曾听过“多子多福”的说法或曾有过类似的观念，但面对生活现实，很多先人很可能会像我们一样去调整他们的生育行为和家庭规模。

　　第四，虽然中国过去不少朝代的统治者把增加人口看成增强国力与繁荣经济的重要条件，但在看到人口压力及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后，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和官员讨论人口增长的弊端或宣传限制人口增长的主张，并不像国外一些学者所断言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学者和官员“讨论与提倡生育或人口控制”。在这方面，一些中国人口思想史专著已经对韩非子、王梵志、董其昌、徐光启、冯梦龙、洪亮吉、汪士铎等人的人口观点作过详尽讨论。

　　第五，对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及其影响应该细致考察，不应简单化。例如，很多人常常举出“多子多福”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鼓励多生多育的依据。这两种说法都有很长的历史。“多子多福”的说法通常被认为来自《诗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出自《孟子》。这两种说法都会对人的生育行为产生影响，但严格讲，它们对于存活子女(或儿子)数量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第一种说法强调的是“多”，子女或儿子越多越好，所以就要多生育。而第二种说法则强调要有“后”，或有儿子延续家庭的血脉。当死亡水平较高时，较多的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但当死亡水平较低或已经有儿子活到成年时，继续较多的生育就变得不再重要。因此，第二种观念并不一定要求妇女生育许多孩子。把这两种观念及其影响混淆在一起，不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育的影响。

　　客观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生育行为及生育文化，对我们准确地认识与评价中国近几十年的生育下降、政府所领导的计划生育的作用以及近年来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出现的超低生育水平有着重要意义。而对中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尤其是对生育状况的认识，将会对国家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人口与社会研究所)

　　我国人口领域的三大困境

　　——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

　　作者：本报记者 王安丽

　　近年我国人口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压力。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他向记者表示，目前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我国人口现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以及流动人口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直接的原因是男孩偏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翟振武：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男孩偏好，这在农村比城市更严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从经济上来说，农业方面还有很多是体力劳动，男孩比女孩在生产劳动上有利得多，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家庭还是愿意要男孩。另外，这也和养老有关，社会制度的安排造就了从夫居的婚居模式，如果你生了儿子，将来娶媳妇，这个媳妇就变成你家庭的成员；要是生一个女儿，嫁出去以后，自己什么都没有了，老了依靠谁呢？俗话说“养儿防老”，如果有儿子，老了以后就有人照料。第三个原因就是男孩可以传宗接代的文化风俗习惯。最后，在农村，生女孩舆论压力大，很多人千方百计要生儿子。

　　男孩偏好在几十年前没有反映在出生人口性别比上，现在超声波的普及使得检测胎儿性别很容易。男孩偏好再加上技术的可能性，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这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两个直接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出生人口性别比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如何应对？

　　翟振武：首先是女性生存权的伤害，另外也直接造成了婚姻性别比的提高。未来二三十年内，20岁到40岁的男性比女性多了3000万，这是一个无解的题。除非现在出生性别比立即回归正常，维持在3000万的水平，如果还一直高下去，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将对社会生活、婚姻结构产生很大影响。假如这么多人没有家庭，社会不稳定因素将会增加。

　　应对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现在没有好的办法。全方位来说，推行男女平等，经济方面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展、加强老年人社会养老保障，淡化重男轻女的现象。

　　老龄化问题：逆转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老龄化现象，那么老龄化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社会问题？

　　翟振武：老龄化将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老年人的养老和生活照料问题、劳动力短缺问题、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问题、社会发展的活力问题。

　　现在全国的家庭规模平均只有三点几，老年人和子女一起居住的情况越来越少。从统计结果看，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严重。农村年轻人到城市打工，老人们就变成了留守老人。目前农村的养老保障基本空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还在试点，即使将来普及了，保障的水平也很低。老年人的服务体系不健全，老人们想做饭、收拾屋子都请不到保姆；想依靠子女，子女又不在身边，经济上也不富裕，很多农村老人的生活处境都是相当艰难的。

　　另外，医疗设施保障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老年病和普通的疾病是有很大区别的，目前城市里都没有专门的老年人医院，更何况农村。

　　《中国社会科学报》：老龄化是不是一个无法逆转、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问题？

　　翟振武：世界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老龄化的过程，因为发达国家生的孩子都少，中国越来越现代化，出生人口也会越来越少；但少也不会无边际地少，欧洲一些国家六七十年来，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5—1.6。我们对老龄化只能积极应对，逆转是不可能的。发达国家老龄化在前，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比如养老服务体系和居家养老体系的建设，这方面给我国很多很好的借鉴。

　　流动人口问题：应使流动人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城市发展，外来人口会越来越多，如何更好地控制城市人口规模？

　　翟振武：这个问题应该分两个方面讲，从全国来说要加快城市化步伐，中小城市应该放开户口限制，而像“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城市要控制。所以，其实不是单纯地控制，而是应该考虑如何使城市的人口膨胀和城市发展步骤相协调，不能使城市承受不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决流动人口问题？

　　翟振武：流动人口在一段时期内会保持现在的大规模，甚至还会增加，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应该使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得小一些，变小不意味着把他们赶回农村，而是让他们在城市里居住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应该让流动人口尽快定居下来，不要长期保持流动人口的身份。

　　《中国社会科学报》：流动人口是否给人口普查增加了难度？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是否会因此存在大规模的漏登现象，导致最终数据不准确？

　　翟振武：漏登主要存在两类群体中，一是流动人口，二是瞒报的新出生人口。从人口总规模来说，差不多。按照一年增加700万人左右的数字来说，这次的普查结果数据和我们以前从别的方面获得的信息差不多。

　　治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作者：吕红平 罗迈

　　出生人口性别比指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一般指一年)每出生100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大量历史数据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基本上维持在103—107之间，由于多种因素影响，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死亡率略高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基本均衡。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较低，重男轻女的传统和男娶女嫁的婚嫁模式决定了多数家庭生育中的男孩偏好。计划生育政策下对生育数量的严格限制，使一些人产生了人为选择胎儿性别的动机。随着胎儿性别监测和人工终止妊娠技术的发展，以及监管中存在漏洞，人为选择胎儿性别成为可能——多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形势严峻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出现偏高现象。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稍高于国际社会认可的正常值域上限。之后便出现了持续升高的态势，2001年达到最高值123.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为118.06，比前9年的均值低2.14，是10年间最低的一年。

　　我国目前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最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区最广的国家，虽然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开始出现缓解态势，但201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比2000年高出1.2，说明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诸多特征：(1)持续时间长，偏高程度大。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偏高问题，持续至今已有近30年，最高年份高达123.6，超出正常值域上限值16.6。(2)地域扩展快，偏高范围大。1982年时我国大陆有17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超出正常值域上限，1990年、2000年和2005年分别增加到24个、28个和30个，几乎遍及全国。(3)乡村先升高，城镇随后升高。与生育水平存在明显城乡差异的情况不同，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上，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均持续偏高，只是城镇出现偏高的时间稍晚、严重程度略低而已。(4)与胎次相关，二三胎畸高。一胎基本上没有超出正常值域；二胎自1987年开始超出正常值域，2000年时曾达到151.9；三胎及以上自1982年至今一直偏高，2000年时曾达到159.4。

　　性别比失衡将阻碍社会发展进程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势必会影响到人口安全与两性和谐，进而关涉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进程。若不尽快解决，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使我国人口安全陷入“人造风险”中。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男性数量相对于女性数量过剩，但其社会影响更加广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伤害到妇女的生殖健康和女婴的生存权利；二是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必然造成男性择偶“拥挤”和部分男性非意愿性终身不婚，形成经济贫困和婚姻贫困叠加的区域特征，目前在一些农村贫困山区就已经出现“光棍村”，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三是危及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与稳定，对社会道德、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不利影响。

　　治理人口性别比问题任重道远

　　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党和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治理。但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仍高达118.06，社会上特别是农村地区对女性合法权益损害的现象仍较严重。这一严峻形势要求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必须加大工作力度，才能尽快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正常。

　　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成因复杂，需要进行综合治理方能奏效。一是要把宣传放在首位，提高人们对出生人口性别比自然平衡重要性和长期失衡危害性的认识，转变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二是加强领导，部门协调，明确责任，认真执行国家人口计生委新出台的 “十二五”期间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工作考核评估办法，把出生人口性别比纳入考核指标体系，既重过程，也重结果。三是进一步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和社会政策，在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社会保障、扶贫济困、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政策以及“幸福工程”、“春蕾计划”等社会公益活动方面，加大对女孩和计划生育女儿户的照顾力度和优先优惠措施，并且采取措施倡导和鼓励男到女家落户。四是进一步倡导性别平等的社会理念，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五是健全胎儿性别鉴定的管理制度，严格规范医务、技术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服务规范，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依法严肃查处和打击“两非”行为。六是形成一套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工作机制，建立性别预算和性别监测机制，成立较高级别的协调机构，有专门的人员从事这项事业。只要我们不断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性别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