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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有“幼年兵”这个称呼，始于1951年，那之前，寄生于军中的小孩，由各单位自理，名称也由各单位自定；有叫“少年队”的，有叫“子弟学生”的。内战期间，这群孩子随部队移动，也随部队到了台湾。

四百多个幼年兵，最小的九岁，最大的十六岁。这个队列中，个子较高的是班长熊德栓。 (桑品载/供图)

　　奉命接纳的单位叫“入伍生总队”，这个单位，也同样有一群命运相同、年龄相若的孩子，叫“幼年兵连”；来自各单位的人数已超出“连”的编制，约四百多人，可以编成三个连，便将“幼年兵连”改称为“幼年兵营”。

　　1947年到1948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败象显著，蒋介石为图后起，便命孙立人为陆军训练司令，在大陆南北各地招募知识青年从军，意外的是，男女兼收。招募到的男女青年，有高中生，也有少数大学生，至于有十来岁幼年兵的出现，多是人情缘故，譬如有父兄或亲戚就在这个单位里。

　　入伍生总队设在台湾南部凤山，驻地和陆军官校相邻，连接成为一种新生气象，所以入伍生总队也称“新军”，单位的LOGO是一枝火炬，自创军歌《大火炬的爱》，早晚点名，部队行进都要唱。

　　女生编为“女青年大队”，有五百多人，驻在屏东，和入伍生总队、陆军官校，都相距不远，彼此常有往来。

　　入伍生总队共有四个团，总人数超过一万。他们年轻，有中学以上知识程度，这应该是在他们之前的中国历史中，素质最好的一群军人。有一回，一位美军军官来访，发觉有些士兵竟然会讲英语，吓了一跳。

　　幼年兵连属第一团第三营；我们去前不久，即1950年5月4日，幼年兵连在演习时发生枪榴弹爆炸事件，炸死十多人，受伤二十多人，原有四个排的这个连，人数少了一半，只剩两个排。幼年兵营成立，是取代原第三营的位置；两个排的幼年兵连，便编入其中。

　　罚跪考验耐性

　　我编在幼年兵营第三排第八班；我个儿小，是全班十二人的最后一名，称为“排尾”。

　　集合时，班长站排头，副班长站排尾；我的副班长名叫熊德铨，他集合时紧靠着我站，睡觉时紧靠着我睡，他要派人去做什么事时，通常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我，我简直被他“吃死”。

　　熊德铨，后来成为中将，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内遍寻不着足堪和民进党籍陈水扁对抗的人，他那时担任以退伍军人为班底的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书记长，发动所谓的“六壮士”，锁住马英九，24小时紧迫钉人、苦劝，终于把马英九从政治大学讲台上请了来，扬鞭登马参选，击败了陈水扁。

　　四百多个幼年兵，最小九岁，最大十六岁，穿军服、戴军帽，外表看来，就是军人，但有一样不像军人，就是“娃娃音”。那年头，部队唱军歌成为重要的政治教育，不断有新歌颁发下来，内容不外“反攻大陆”、“反共抗俄”之类。军人讲究雄赳赳气昂昂，但从孩童喉咙发出，虽不相称，却另有一番风味。

　　我们和入伍生总队的大哥哥们在同一个大营房里，一有幼年兵队伍出现，必有人鼓掌要我们唱歌。唱的歌，他们也常在唱，不过，他们就喜欢听我们唱。

　　虽叫幼年兵，所接受的训练和入伍生没多少差别。早晨六点半点名后，先是“读训”(蒋介石语录)，接着就出操；吃完早饭，又是四小时立正、稍息之类的基本教练；午休一小时，下午体能训练，单杠、双杠、木马、垫上运动、跑步。

　　吃饭六人一桌，所谓“桌”就是挖地填两块红砖为记号，因为除非刮风下雨，都在营房边的小操场上用餐。一班十二人，刚好分成两桌，熊德铨便又盯上了我。

　　早餐，稀饭、馒头，菜一式是水煮花生，规定一人只能吃六粒。反正饭很稀，有回我偷偷多藏了一粒花生在碗底，竟还是被熊德铨抓到，罚我站着看大家吃。

　　另有一事同样不好受，就是出操只允许两小时休息十分钟，解小便成了大问题，这当然也和吃稀饭有关。报告长官要去小便，是从来不准的。憋不住，在裤内解决的大有人在。

　　我们在幼年兵营的训练十分严格，打骂成为常态。罚站、罚跪，不需要理由，常常只是长官的一种情绪发泄，甚至是展现威风。

　　严格情况当然不只对幼年兵如此，对入伍生总队如此。几十年后回想，觉得有此要求，源于最高统帅的焦虑；蒋介石来台湾后以“离此一步，即无死所”展现个人复仇意志，还剃了光头，要求部队快速度练成“不败金钢”，以达到“反攻大陆”目的。

　　带领我们的干部，连长、排长、班长、副班长，没一个不是经过打骂训练的。

　　有一回，我被罚跪在晒衣场，是这般经过：

　　三伏天的中午，餐后有一小时休息，吃完饭，上厕所小便，归途中遇到一位别班的班长，依军纪要求，相距三步处，我举手向他敬礼。

　　他回了礼，忽又转身把我叫住。

　　“跪下！”他指着地上说。

　　不论被要求做任何事，问理由就构成处罚要件，我虽满心狐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还是立即跪下。那位班长没说任何话，转身离去。

　　晒衣场每连一个，用竹杆铁丝架成，交错成几个大小方块。为了避免衣服被风吹落弄脏，所以地上铺着鹅卵石；石头大小不一，有圆形的，也有尖角的，我就跪在石头上。

　　阳光照着头顶，浑身是汗；膝盖顶着石头，痛得锥心。

　　一个多小时后，那位班长午觉起床又上厕所，见他出现，我还刻意抖擞精神，以标准跪姿相迎。

　　他走到我面前说：“起来！”

　　我扭着僵硬的身体艰难地起身，立正站着。

　　“你知不知道班长为什么要罚你跪？”

　　我轻轻摇头，轻轻说不知道。

　　“我罚你跪，就是要看看你有没有耐性。好了，回去准备出操！”

　　我再向他敬礼，确定他走远了，才敢低头流泪。

　　关禁闭

　　莫名其妙受罚还有一桩──这次，情节比较复杂。

　　也是午饭后，因为下午第一堂课是垫上运动，得派公差去总队部体育室领垫子，每班一名公差，第八班轮到我。

　　公差集合，以高矮顺序排列，我最矮，排在最后一名。

　　路不远，只是柏油马路热得冒出泡来。我们白天一式打赤脚，走在路上，脚底成了铁板烧。

　　不过走着仍比站着好。到了体育室外，带队班长命队伍排成一字横队，他喊“立正”，去向体育教官报告公差到了，这我们就不能动了，任由柏油烧脚底。

　　约摸两三分钟后，班长回来，说教官正在吃饭，叫大家先到走廊休息，听命集合。

　　一声“解散”，集体向班长行举手礼后，我没命地向前跑。不料，左方有一辆送公文的摩托车开过来，我根本没看见，被撞个正着，当即昏厥。

　　悠悠沉沉醒来时，发觉自己匍匐在别人背上，他正背着我回连上。背我的人叫顾山涛，是第一班的公差，幼年兵连枪榴弹爆炸事件后留下来的“老幼年兵”，杭州人，以少将退伍。

　　以后的十几个小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再醒来，是第二天大早。发烧、头痛、口渴。营房里静悄悄，这时候，大伙应该在上“读训”课。

　　忽然，值星官出现在我床前，问我怎么啦？我说头痛，说昨天出公差被摩托车撞了。

　　“这我都知道啦，那你生病怎么没有请病假？”他说。

　　生病可免出操上课，但得事先请假，这我知道。

　　我原以为他是来安慰我的，现在只觉得紧张，心想，我都被撞得不省人事，没请假，这难道也会受罚吗？

　　“你没请病假就没去早操上课，严重违反军纪，要关禁闭。”

　　所谓“禁闭”，就是轻型坐牢。分重禁闭、轻禁闭；重者，三餐盐水泡饭，轻者，一餐只许吃一碗饭，但有菜。不论轻重，禁闭期间，都罚劳役。

　　有间“禁闭室”，半座营房大，直属总队部，长官被称为“禁闭司令”，少校，官阶和我们营长一样大。

　　卫兵“押”着我去禁闭室，他还带着一份公文，值星官开的，说明我关禁闭的理由。

　　我被罚关轻禁闭三天。一整天没吃东西，头又痛又昏，浑身无力，站都站不住。禁闭司令看看公文又看着我，给我一个床位，叫我去睡。

　　三天禁闭，一天没少，不过，背后另有故事。一则，禁闭司令没派我劳役，还打电话给医务室派医官来给我看病。再则，后来有人告诉我，禁闭司令写了份报告给他的长官，说某某某(那位值星官)管理过当，没有人性，要求给他处罚。至于结果如何，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