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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业计划》的悲剧在于其生不逢时。袁世凯“登基”后全国分崩离析，各派政治力量竞相角逐，“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实业大旗虽为中国所急需，但是政府无心、民众无意。

　　当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响之后，远在美国的孙中山浑然不知情，他正在为屡败屡战的国内革命点点星火演讲筹款。10月12日的站点是丹佛市，这一天他还没来得及办理布朗宫殿酒店328房间的入住手续。

　　当地报纸一则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让他既高兴又意外。

　　这个并没有受到他遥控指挥和经济资助的起义，让他并不急于回国。而此刻，国内正需要他这样一位职业革命家和领袖人物的振臂一呼和凝聚人心。孙中山自1885年中法战败那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历经九次重大起义失败，他本拟立即回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但是，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后认为“先从外交方面致力”，然后才回国。

　　此后，孙中山分别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并想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均未获寸功。11月2日，孙中山离开美国访问英国、法国，同时向四国银行团筹款，也未有斩获。此时，国内南北议和已开，盼归呼声日隆，而他筹款失败，再无理由滞留国外了。

　　11月24日，孙中山从马赛启程回国，12月21日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从广州去迎接，胡汉民劝其在广东整兵再行北伐之事。孙中山不以为然，决定北上上海，以早日建立革命政府。

　　缺钱的革命

　　“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款项问题”

　　此时的上海，对孙中山的到来一片期盼，“革命家之泰斗”、“中国之福星”、“中国之救世主”来了。

　　民众对这位革命家的期望值也水涨船高。当时上海盛传：孙中山携有巨款回国，革命军饷问题迎刃而解了。实际上，直至孙中山去世，军饷的捉襟见肘和政府经费的难以为继都无时无刻不困扰着这位革命领袖。

　　孙中山甫抵上海，中外报馆的记者纷纷询问巨款数目。

　　他沉思片刻，说：“余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上午10点，孙中山乘专车离开上海赴任，专车经过苏州时，“共和万岁”之声雷动。

　　就在孙中山赴南京的前夕，他向来寓所拜访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

　　宫崎寅藏很为难：“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若干年后，宫崎寅藏依然记得孙中山的无奈。

　　三个月后，孙中山一语成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筹建政府过程中，财政总长人选原为著名实业家张謇。不料，这位精明的理财专家婉拒，并替临时政府财政作了下预算，估计每年财政缺口8000万两。

　　最后，财政总长改任陈锦涛，一位耶鲁大学博士，与西方财经界有着友好关系的前清货币改革主持者，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称赞其为“现代中国人中最有财政知识的人”。

　　在各省自顾不暇难以对中央施援手的形势下，南京临时政府靠借款度日，陈锦涛也是无计可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看到，南京城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骚动的士兵，叫嚷发放欠饷”。

　　时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曾回忆，一次安徽军情告急索粮饷，孙中山批拨20万元，胡汉民持手批去财政部，发现国库只有银元10枚。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下诏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即向参议院送上辞职书，结束了他45天的临时大总统任期。而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3个月内，财政赤字达163万元。一些在南京的英国人认为：“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款项问题……由于缺乏现款，无论在这个首都或各省，使他们在内政方面的改组不能获得任何进展。”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张海鹏认为：“财政匮乏成为南京临时政府迅速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缺钱的日子总是困扰着孙中山，从流亡海外向华侨向浪人向洋人募款到创设民国向外国外资外行借款，或图回报或被搪塞或被欺瞒，孙中山一直靠革命意志坚持了下来。日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告诫国人：“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

　　孙中山早就想一实现共和就通过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实业来缓解中国孱弱的经济，继而“获利”，以缓解财政压力。南京临时政府特设实业部，受大总统管辖，并要求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同时鼓励民间兴办各种实业团体。南京的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上海的中华工学会、中华民国商学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相继成立。

　　实业部制定商业注册章程，颁行全国，鼓励各类商业公司自由注册营业。在此基础上，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创办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如煤矿、铁路、航运、机械制造及各类工厂、公司。

　　虽然南京临时政府苦心经营，但是兴办实业并非一日之功，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实业部被取消，分拆为农林、工商两部。

　　“以实业与商务重建我们的国家”

　　拥有海外背景的孙中山对大机器工业的力量感同身受，有着强烈而急切的好感。

　　而还在前清时的1894年，这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表现，让时年29岁的孙中山既屈辱又震惊，他作《上李傅相书》提出：“欧美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货能畅其流。”随后，他求见李鸿章被拒，转念革命。

　　18年后的1912年，孙中山还没来得及借重实业部开始一番规划，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是他仍充满自信地认为：“在我们面前，尚有大量的工作必须完成，使中国能以强国的身份与列强并驾齐驱。”因此，孙中山很快致力于比政治紧要的“民生主义”实业事业。

　　他的实业目标就在那里：工厂遍地、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高楼林立、火车轮船穿梭于原野江海。

　　这是一幅动人的景象。

　　革命家孙中山兴奋不已，以前当临时大总统太忙了，如今辞职，他自请出任铁路督办，要为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身体力行。

　　在让位袁世凯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国巡回演讲，宣传他伟大的建设计划。他奔走10余省市，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工厂、港口还是铁路线，都留下了他调查访问和视察参观的足迹。

　　这个长期流亡海外，被人称为“夏威夷华人”的革命元勋，从来没有如此靠近他的祖国和民众。在大江南北，他演说“以实业与商务重建我们的国家”，令国人心潮澎湃。

　　在武昌，面对露天会场的人潮，孙中山看着不远处的滚滚长江，提出修建长江大桥和挖掘长江隧道的设想，并提出要在长江上游修建一座世界最大最高的水坝。

　　话音一落，“大总统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武昌城。

　　习以为常的欢呼声不足以引起孙中山的兴奋。他最在乎的是在中国土地上修建铁路的设想。袁世凯给予的“全国铁路督办”空衔，他之所以欣然接受，是因为他想以10年之期，修建10万~20万英里铁路。他查阅铁路工程资料，拟设建设机构，考察既有铁路沿线，并亲绘铁路建设草图。

　　然而，铁路建设的梦想还未及施展，就被政治的旋涡冲得七零八落。

　　庞大的十年计划

　　“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亦无发达”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遁走日本。此后与宋庆龄结婚，发动护法运动和护法战争，继而南北军阀相继背离，孙中山深受打击。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孑然一身离粤转沪。

　　6年辗转，孙中山又回到了起点：“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他一度陷入了极度的彷徨、苦闷之中。显然，铁路计划无从实施，他本人尚立足未稳，又何以安下一根根牢固的枕木呢。

　　在上海的两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一方面与粤、闽、川等地国民党人函电往来，一方面反思过去、规划未来。

　　1921年，55岁的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在广州再立政权。10月10日，《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付梓。

　　其实，《实业计划》早在1919 年2月就已经完稿，最初用英文写就，发表在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上，后由朱执信、廖仲恺、马君武、林云陔等译成中文。

　　1922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建国方略》，系《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书的合称，它分别阐述了孙中山关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想。

　　其中，《实业计划》共包括六大计划，主要目标是在10年到20年内，修建相当于纽约港那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和许多商埠，修建长达10万英里的五大铁路系统，把沿海、腹地和边疆联成一片，并修建全国公路网，来促进商业繁荣，开导和整修运河和各地内河航道。

　　由于“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亦无发达”，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生产钢铁、石油、机械制造、水泥等各种“工业之粮”成为当世之急。孙中山尤为重视钢铁工业，他指出，“今日之钢铁世界，欲立国于地球之上，非讲求制造不可”，在全国钢铁储量较丰富的海南、四川、云南等省开办工厂，对于已建厂的河北、山西、湖北、辽宁等地钢铁工业加大投资。

　　这些还不是这个庞大计划的全部。

　　对于农业，《实业计划》要广泛采用各种现代农业技术，实现农业机械化，移民垦荒，建设边疆。在此基础上，发展轻工业，使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的加工制造业，做到在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外销出口。

　　《实业计划》的主体部分是建设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碎石路和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港口等10个大的项目。他对三大港口的选址不惜笔墨，其中南方大港可选定在广州，东方大港可选杭州湾或改造上海黄浦江港，北方大港选址在天津塘沽以东滦河口附近。

　　勇敢者的梦想

　　“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在这一事无巨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中，孙中山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宏伟计划的背后是巨额的资金需求和庞大的专业人才缺口。

　　此时的中国显然既无资本又无人才。但是他认为有办法，那就是眼光往外看。

　　“我无资本，可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可利用外国人才，我无良好办法，可利用外国人办法”，孙中山将希望寄托在国外，提出“借外债以兴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

　　兴办实业的另外一个自信在于，今非往昔了。“以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则不能，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所以，他曾声明将以民国国民的身份，在未来的“十年内不问政治”，专门从事社会实业建设活动。

　　显然，孙中山的议程设置是10年。“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实业为当时所需。但是在晚清，外国资本名为投资实为掠夺，它们频频强迫清政府接受铁路投资计划，将势力范围渗透到铁路的尽头。孙中山说，应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外资必须操之在我，不可授之于外国人，反对外资借投资之名提出损害中国国家权益的附加条件，也就是“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吸引外资原则既立，下一步就是如何吸纳了。

　　外资所有者与中国企业联合，共同开发中国实业。外国人提供机器，并且负担外国专家们在华的一切支出；中国人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共赢。这一合资设想与改革开放初期倡导的“中外合作企业”多少有些类似。

　　孙中山游历各国，“机器”对他的诱惑是巨大的，所以他希望外国投资者提供机器，继而使国人学习工业国家的先进科技。

　　在民国初期，虽然国人对共和趋之若鹜，但是对机器生产仍然几近一无所知。手工生产的中国，与早已实现工业革命的欧美相比，徒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孙中山深知，中国正需机器，来耕作广袤的农地，开采丰富的矿产，建设无数的工厂和扩建交通运输网络，因而“欲兴中国之实业，非致数十万万匹马力之机器不可”。

　　但是，工业国家的机器生产非一日之功，“经济先进之国，以百数十年之心思劳力而始得之”，作为经济困顿的后进国家，中国“以借外资而立致之”，“遂成富国，如美国、英国是也”。所以，现在想要谋求富国足民之路，除了外资没有别的途径了。

　　他主张利用外资兴建的企业应为国家所有，“十年以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

　　也许是来自游历欧美国家的观感，孙中山注意避免劳资矛盾激化，引发产业工人的罢工、游行等行为，“故在吾之国际发展计划中，提议以工业发展所生之利益，其一须摊还借用外资之利息，二为增加工人之工资，三为改良推广机器之生产，除此数种外，其余利益须留存以为节省各种物品及公用事业之价值。如此，人民将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乐矣……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有一次讲三民主义时说：“兄弟著了一本书，叫《实业计划》。这本书的主张，是借用外资从事生利的事业。像开辟市场、兴办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那些大生利的事业，都归公有，把各种新事业的利益都归于公家。”

　　恰如《实业计划》的英文版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所显现，孙中山一心希望通过振兴实业，用机器大工业，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经营方式，来发展农、工、矿、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让中国实业层级提升，中国人的生活改善，达到“共同的繁荣昌盛”。

　　孙中山认为，“国际共同开发”，将会使中国成为工业国剩余资本的投资地。在外资刺激下，中国实业发展将有助于避免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改变长期处于外国商品倾销之地的现状，最终成为在国际市场进行平等商业竞争的国家。由于外国资本深度投资中国，一方面发展了中国经济，另一方面避免了中国卷入贸易战。

　　他从—个政治家的高度，提出发展的目的在于和平。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矿产丰富、农业雄厚，但是不能独立发展，因而要与世界各国互相提携，共同开发；如今却成为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俎上肉”，“不只是中国之耻，也是世界各国之忧虑”。

　　但是此后，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由泛起到迅速膨胀，“国际共同开发”并无实施的可能，利用外资也成为泡影。

　　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人才和方法，孙中山寄希望于利用西方原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力、机器，转移到中国发展实业。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孙中山的雄心壮志在中国却是行不通的，欧美列强非但没有施以援手，还向当时的北京政府示好，而中国内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人人自危，根本无暇发展工业。即便孙中山“再造共和”成功，《实业计划》实现也非十年之功。

　　但孙中山的勇气尤为可嘉。自中国近代开端，贫穷、落后、愚昧、软弱成为中国的标签，而官僚阶层和知识群体在寻求救国之路上屡受重创，曾国藩的儒家救世，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的戊戌变法等等均以失败告终，崇尚革命的孙中山，较之改良、新政和立宪等派人物打了个大胜仗，也希望通过“国际共同开发”取代“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等来探索一条救国富民的蹊径。

　　之所以用英文写作《实业计划》，其实是孙中山先生向国际社会“喊话”，但是无人响应。于是，他将希望转投国内，希望国人致力于“物质建设”。

　　“现在各国通商，吾人正宜顺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虽然《实业计划》并不讨好，但是未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反对闭关自守，力主开放的视野符合历史的潮流。

　　《实业计划》的悲剧在于其生不逢时。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维持着全国统一局面，在拟定经济法规、劝奖实业方面曾有些许建树，袁世凯“登基”后全国分崩离析，各派政治力量竞相角逐，“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实业大旗虽为中国所急需，但是政府无心、民众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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