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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岁的帕特里克·弗里德曼是“海洋家园研究所”创始人。他从2001年开始酝酿一个计划——在公海上建立主权独立的城市国家。按照帕特里克的设想，在“海上家园”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政府和生活方式。

去公海建立主权独立的城市国家？

　　“那里没有社会福利，没有最低工资，对武器限制较少，建筑法规宽松，主张一切自由。”在公海上建立独立国家一直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终极梦想，几十年来屡有尝试，无不以失败告终。面对质疑，弗里德曼对《外滩画报》(微博)记者说： “如果不尝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马克•吐温曾用讽刺的口吻号召美国人，“买地吧！土地已经停产。”这句话后来被房地产商奉为“金玉良言”。近日，美国非政府组织“海洋家园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对此在网站上予以回应，“生产恢复！”——他们的意思是，虽然陆地上土地“停产”，但别忘了，还有海洋。

　　32岁的帕特里克•弗里德曼(Patrick Friedman)是“海洋家园研究所”的创始人。他从2001年开始酝酿这个计划——在公海上建立主权独立的城市国家，希望它既成为融合最新科技的宜居家园，同时又成为不受现存法律和道德规范约束的自由主义乐土。

　　“想一想这些政治话题吧——自由，而非监管；绝对财富，而非不平等；民主家庭，而非忍耐；领土开放，而非封闭……与其让它们成为空想，不如让我们在小范围内尝试起来，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弗里德曼在“海洋家园研究所”网站上如此写道。

　　这个疯狂的蓝图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在“海上家园”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政府和生活方式。“那里没有社会福利，没有最低工资，对武器限制较少，建筑法规宽松，主张一切自由。”如果弗里德曼的梦想成为现实，他将和1960年代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一样被载入史册。

　　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精神继承了他的父辈。他的父亲大卫•弗里德曼(David D. Friedman)是美国当代无政府资本主义理论发展的主要人物，而祖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更是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

　　“我继承了我们家族对于自由的热爱、对去中心化体系的欣赏，以及独立思考的习惯。不同的是，我对实践的关注超过了理论研究，对事实的追求也要超过雄辩。我希望能够在实践中检验这些理论，而不是无休止地辩论下去。”弗里德曼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说。

　　一切并不是凭空想象。截止目前，他们已获得150万美元的资金。并且，这笔资金来源不是别人，而是以“眼光精准独到”而闻名的硅谷亿万富豪彼得•泰尔(Peter Thiel)。作为美国网络付费平台PayPal的联合创始人，2002年，彼得•泰尔将PayPal出售给eBay后获利15亿美元。他还是Facebook早期投资者，早在2004年就为Facebook提供了5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如今这部分投资的市值早已上亿。“海洋家园研究所”副总裁伦道夫•汉肯(Randolph Hencken)告诉记者，如果项目进行顺利，泰尔承诺再追加25万美元资金。

　　“泰尔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他支持我们，是因为他们相信新形式的政府创新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弗里德曼说。

　　2008年，当彼得•泰尔投入第一笔125万美元资金时，CNN、CBS、《连线》、《福布斯》、《美国国家地理》等媒体都表示质疑：这笔巨额资金打了水漂怎么办？“如果项目失败了呢？”对此，泰尔地回答轻描淡写，“谁知道呢？大创意总是来自于奇怪的想法。”

　　“最大的困难在于商业模式”

　　如果“海上乌托邦”成为现实，这一人类未来的居所到底会长成什么样？为了汇集设计创意，“海洋家园研究所”在成立第二年便举办了一次“海上城市”设计大赛。其中，来自匈牙利的27岁平面设计师安德拉斯•齐奥菲(András Gyõrfi)的作品“多功能社区——游荡的城市”(The Swimming City)获得总冠军。伦道夫•汉肯评价道：“他设计出了一个城市真正应该有的样子，都市人能舒适地生活在那里。”除了完美的外观，“游荡的城市”还考虑了环境循环系统、太阳能设计原理和植物控制室内气候等生态理念，为“海上城市”的实际运作奠定了可操作基础。

　　按照设想，“海上家园”将建造在一个类似石油钻井平台的小岛之上，水下有巨大的钢铁压舱物，由钢筋混凝土管(spar)支撑，因“柱筒式设计有利于抵挡海浪冲击”。水面上是占地约4.8万平方英尺的平台，顶部建有建筑物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以及用于访问网络的卫星天线。整个平台重约1.2万吨，可依靠柴油动力在公海上自由漂浮移动。据估计，一个平台造价仅300万美元，“相当于旧金山一座豪宅的价格。”

　　弗里德曼估计，如果一切顺利，到2050年将有上百个“海上家园”在公海上漂浮。“每个‘海上家园’上的居民少则几百，多则可达一百万。他们依靠各种社会关系组成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而当这几十个‘海上家园’连在一起时，就可以形成更大的社会。”汉肯说。并且，如果某个岛上的人对该岛的政治制度不满意，他可以立马走人，去别的岛定居——他们对这一设想引以为豪，称之为“动态边疆”系统(dynamic geography)。

　　除此之外，弗里德曼还与团队成员韦恩•格拉姆里奇(Wayne Gramlich)就后勤问题共同编撰了长达150页的论文，详尽解释了各种细节，例如用持续少量排放的氯化剂对付藤壶(一种海洋甲壳类动物，成年期形成硬壳且固着在没入水的表层)、用廉价而有效“蚕式”导弹对付入侵的外国海军等等。书中，他们描述了所能想到的最实际、最廉价的建造安全的海上领地的方法。

　　明年，弗里德曼和他的团队就将在旧金山沿岸建成样板，并试图于2019年建成第一个“海上家园”。然而，要真正把构想付诸实践，他们还面临诸如商业模式、科技支持、合法性及主权独立等难题。汉肯告诉记者，现阶段他们从彼得•泰尔那里拿到的资金主要被用来做调查研究。为此，他们特地聘请了专业研究团队，探讨“海上城市”在法律、商业和工程技术上的操作可能。

　　弗里德曼表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商业模式，因为他们不可能永远依靠捐助和风投，“最终，我们必须为自己埋单。”他注意到，一些商业建议可能会激怒陆地政府，比如安乐死诊所；但有一些产业模式并不违规，包括渔业、海洋农业、监狱、医学院、冷冻仓库、妓院、基因治疗诊所、克隆研究所、器官买卖等等。

　　在法律上，如何界定非国家行为体在公海上建造人工岛？这将挑战现行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传统国家海域范围延伸至大陆架外200英里，在这个专属经济区内，主权国拥有海洋的渔业和矿产权，人工岛也受到所在国的法律承认。而“海上城市”并非主权国家所建造，它既要建造在公海之上，又要享有法律之外的“绝对自由”主权，依据目前的国际法条文，其可行性和合法性并未得到明确的认定。

　　不过，弗里德曼并不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人工岛将成立主权国家，派几个律师花点时间，就可获得联合国承认。”他说，“不过，主权独立并不是我们现在首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就像龟兔赛跑中的乌龟，一步步慢慢走，但最终我们会赢得比赛。”

　　“探索一种更好的政府形式”

　　一直以来，在公海上建立独立国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终极梦想。几十年里，不断有梦想家试图逃离现代政府的压制，在遥远公海上建立一个自由社会。为此他们尝试过用加固的沙洲、庞大轮船构造海上乌托邦，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在“海洋家园研究所”上，也能看到这一惨淡的“海上建国史”——上世纪60年代末，沃纳•斯蒂菲(Werner Stiefel)曾尝试建立海上国家“亚特兰蒂斯”(Operation Atlantis)。斯蒂菲靠护肤品买卖发家，毕生致力于创造一个拥有终极自由市场的自治社会。他买下一艘钢筋混凝土船，在哈德逊河上开了一趟，南行进入海地海域，遭遇杜瓦利耶总统的炮舰，落荒而逃。之后，他又买了一个石油钻塔，试图把它锚定在古巴和洪都拉斯之间的海域，结果遭遇风暴，钻塔被毁。斯蒂非于2006年去世，死时默默无闻，罕有报纸提到他的创举。

　　1971年，地产大亨迈克尔•奥利弗(Michael Oliver)在南太平洋两个珊瑚礁海域倾泻下大量沙土，取名密涅瓦共和国(Republic of Minerva)，标榜那里是“没有税收、福利、津贴和任何经济干预政策”的自由土地。不久，密涅瓦被附近的汤加王国入侵占领。又过了几年，沙土沉没，这个昙花一现的共和国永远消失。

　　1993年，“海洋城市”计划(The Oceania City project)诞生，宣称要在巴拿马附近建立一个漂浮的海上居住地。倡导者们在自由派杂志《理智》(Reason)上刊登了两页的广告，承诺海洋城市的居民可从此摆脱“腐败、官僚”的政府。由于缺乏资金和参与者，该计划于次年夭折。

　　然而，弗里德曼并没有被过去的失败吓倒。《连线》杂志如此描述他的雄心壮志，“在这个遍布技术企业的地方，堂吉珂德式的梦想和移动电话一样普遍。在他们看来，建造一个独立海上王国就如同创建一家新兴公司。”

　　作为前谷歌公司程序员，弗里德曼对“建立公司”和“建立国家”之间的相似性的确有独到的见解。“从某种角度看，填海计划就像是针对‘政治’这个概念的一次编程。在编程中，我们会将程序代码复制、混合、修改、连接。在这里，我们把法律和资讯作为代码。你能将全世界各个国家最优秀的法律连接到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也像一个创业公司——就好像科技领域需要小型的创新公司来测试一些激进的新观念，才能孕育出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大公司。政治领域也需要我们这样的‘创业国家’，来探索新的、更好的政府组织形式。”他半开玩笑地说：“也许，建一个新的国家比当今自由主义者赢得美国大选还要容易。”

　　事实上，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今世界科技领域的创新那么多，政治体系为何却如此僵化？“政府不能像通讯公司那样垄断。话说回来，之所以现在政治体系不再创新，是因为没有地方创新——而我们，可以提供新的边疆。”弗里德曼说。

　　“从城市到海洋”的可行性

　　那么，普通居民又如何从一个“大陆人”变成“海上家园”的居民呢？弗里德曼为此设想了几种方式。“首先，如果两个志趣相投并且都已无法忍受官僚政府统治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共同作为某个小岛的创始人。”弗里德曼说，“他们可以先在脑海里构建自己的理想社会、制定规则、积累资金，直到买下某座小岛；也可以按照‘游荡的城市’设计图依样画葫芦建一个。慢慢地，他们便能卖掉陆地上的房子，辞去工作，在岛上找到自给自足的新型工作模式。”

　　“当然，你也可以加入已经颇具规模的‘海上家园’，或者先把它当作度假的首选，呆上两个星期，甚至两年，直到完全搬去那里。”他补充道，“也可以在退休后去——就像美国人特别喜欢在哥斯达黎加度过晚年一样。”

　　然而，城市居民真的愿意舍弃自己原本的家园，奔赴“乌托邦”生活吗？《福布斯》专栏作者提摩西•李(Timothy B. Lee)认为未必。“这一理论根基误解了移动性、财富创造和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他说，“当海上城市真正投入运行时，经济学原理的强大力量会让‘动态疆界’理论失效，使得这个城市并不比其他真正的国家更自由。”

　　提摩西举了两个例子：如果你在偏僻的怀俄明州乡村买一栋小木屋，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和政府打交道；如果你找一个直接用现金交易的工作，你也许就不用交税了。“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相反，几十年来人们持续不断地离开乡村，涌入高税收、重监管的大城市。”

　　提摩西认为，几乎没有人的生活目标是“自由最大化”——因为自由的价值在于能让人实现理想，例如成立家庭，事业有成，结交朋友等。而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人们往往需要过群居生活，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做长期打算。而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群需要一个解决纷争的系统机制——也就是说，需要一个政府。

　　不过，面对质疑，弗里德曼似乎并不介意，反而表现出一个年轻创业家特有的雄心。“如果你不尝试，怎么知道不行呢？”他告诉记者，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在2012年举办一个吸引企业家投资的盛会，真正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

　　弗里德曼说，虽然他在谷歌的工作非常舒服，报酬也相当可观，但他却丝毫没有兴奋的感觉。“比起它，将崭新的想法付诸实践，围绕它创建新的机构和动态，要好玩得多。只有宏大的想法才能改变世界，当然，它们必将落实到细微的操作层面。”他说，“我是一个企业家。我宁愿从小事做起，慢慢把它变成一个大事业，而不要成为大事业中的一小部分。我觉得做‘大事’比做‘小事’更能启发我，也更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