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革命是否应当发生？这是一种疑问。它饱含着强烈情感性的问题取向，隐含的疑问则是：如果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会更顺利？可是，这样的疑问，看似强悍，而深刻的悖论在于，它无法论证。机会成本，如何讨论？

　　1912年元旦的清晨，这是一个梦幻般的早晨，共和国的梦想似乎伸手可及。连孙中山本人也没想到，当此前的革命转变成建设，会有多少复杂情形中的妥协和坚守

　　本刊记者/杨时旸

　　孙中山从火车的窗子望出去，张灯结彩的路上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人们喊着“共和万岁！”

　　火车从上海出发，经苏州、无锡、常州，目的地是南京⋯⋯他将在那里，主持成立中国第一个共和政府。

　　此时是1912年元旦的清晨。这是一个梦幻般的早晨，共和国的梦想似乎伸手可及。

　　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些高喊“共和万岁”的青年中间，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共和”的深意。可能孙中山本人也不会准确地预见到，在今后的几年中，围绕“共和”二字，会引发多少流血与牺牲。

　　“十年不预政治”

　　中国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和清帝奢华的宫殿相比，孙中山的总统府显得陈旧简朴。在这座原江苏省咨议局的旧楼中，孙中山宣读了《临时大总统誓词》，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中明确宣布：“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

　　从此，孙中山结束了流亡海外16年的职业革命家生涯，成为一个新政权的掌权者。这意味着，此前的破坏与革命，应从此转变为建设以及复杂情形中的坚守和妥协。

　　就在孙中山宣誓就职的时候，未能问鼎总统的袁世凯极为恼火，一度中断了和谈。

　　据史料记载，孙中山一度认为袁世凯“狡猾善变”，但因希望借助袁氏力量尽快推翻清政府，一直对其有所顾忌，不仅身在英国时就曾推荐袁成为总统，就职之后仍称是“暂时承乏”，对袁世凯“虚位以待”。

　　但袁世凯中断和谈的举动，让孙中山选择用武力回应。革命党在战场上虽小有斩获，但北伐战事一起，孙中山才真的感到这个共和政府囊中羞涩。

　　据学者杨天石的研究，革命党最穷的时候，国库里只有10块大洋。与此同时，国内舆论大多倾向于赶快议和“南北统一”，外国势力则称“如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干涉”。多重压力之下，孙中山只能妥协。“而财政困难是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孙中山传》的作者尚明轩这样分析。

　　袁世凯通过北洋将领们向清政府施压，清帝溥仪于2月12日宣布退位。袁世凯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南北双方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

　　于是，按先前协议，孙中山于2月14日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接替总统一职。为防其背叛共和，特意与之约法三章：临时政府设在南京、袁必须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法令。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政权移交袁世凯。第二天，参议院通过决议，将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约法三章一开始就遭到了破坏。

　　南京政府的夭折似乎成为一个隐喻，预示着共和之路不会平坦顺畅。9年以后，孙中山在《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中写道：“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但这只是一个政治家日后的反思。

　　而当时，孙中山认为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

　　辞职当天，孙中山于南京同盟会践行会上举行演说，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

　　此后，孙中山遍游中国十数省份，考察、演讲、接受中外记者采访，均只涉架桥、修铁路之事，几乎无关政治。

　　1912年夏，孙中山计划去北京，游说参议院和政府赞同自己修建铁路的计划。袁世凯也力邀其北上，共商国是。8月24日，孙中山抵京，袁世凯隆重接待，与其大谈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似乎颇“以国家和人民为念”。

　　孙中山开始放心。曾认为袁世凯是“巨奸”的他，向黄兴发去电报，称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他认为应舍弃党派利益，共同建设国家，遂再很少过问同盟会事宜。

　　半月后，黄兴来京，与袁世凯晤谈后，也认为共和根基已牢，下令遣散南京军队。

　　至此，在共和大局已定的信心之下，孙中山表示自己“十年不预政治”，而要用这段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

　　“此身尚存，此心不死”

　　也正是在此时，8月25日，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中，中国国民党成立了。

　　中国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在征得党魁孙中山和黄兴同意之后，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派等党派组建了这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旨在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共和理想。

　　孙中山在成立大会上进行了演讲。但似乎他的心思已然不在政治上，而在铁路建设上。此后，他游弋大半中国，研究铁路的人才、技术和资金问题，成立公司，倡办学校。

　　就在孙中山为崭新的共和国奔忙之时，新生政权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一边，宋教仁高调宣扬责任内阁，鼓吹多党选举；另一边，袁世凯也在收紧权力。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均取得绝对多数，32岁的他俨然政治明星。但很快，星光陨落。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沪宁车站。

　　此时，孙中山尚在日本，正因建设事业“尚无头绪”而情绪低落，闻听血案，大惊，立即于25日返回上海。

　　孙中山坚决主张武装讨伐袁世凯。但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很少有人赞成孙中山的决议，认为应该诉诸法律，查明真相。

　　就在国民党内部互相争论之时，袁世凯已集结兵力，向南方进攻。这样的局势下，争论已成多余。孙中山发起了“二次革命”。战火再起，共和成为泡影。

　　与“二次革命”这个充满气魄与野心的名字相悖，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只进行了不到两个月。在屡战屡败的情势下，“二次革命”最终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众多党员流亡东京。

　　一夜之间，一切回到原点。曾经被“共和万岁”的呼喊声包围的临时大总统又一次成为流亡海外的革命者。

　　几年后孙中山回忆当时，流亡海外的国民党员“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仍感痛心。不久，他召集海外党员，表示“此身尚存，此心不死”。

　　他开始重新思考共和的含义。更让他神伤的，是实现真正共和的途经与方式。经过思考，他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党的涣散。由此，他决定建立一个信仰纯洁、纪律严明的新党。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以期“扫除专制政治，实现完全民国”。

　　新党要求党员按指印，立誓约，宣誓绝对效忠总理孙中山。孙中山的众多左膀右臂均拒绝加入该党。

　　这个只有不到700人的小党派，一面在海外积极筹款，一面在国内发动小规模的武装讨袁行动。但是这些暴动、暗杀和买通土匪讨袁的方式均无法奏效。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孙中山再次开始寻求实现共和的新途径。

　　“必须寻求新的力量”

　　就在孙中山流亡海外期间，袁世凯先是废除了《临时约法》，1915年12月，更恢复君主制，建立洪宪帝国，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做龙袍两件、金印五枚。中华民国仅仅存在4年之后，“中华帝国”再次还魂。

　　此时，孙中山捍卫共和的心情无比强烈，但是，他身居海外，缺乏资金、军队等资源，发表捍卫共和的言论成为他唯一可做的事情。他在东京召集集会，声讨袁世凯，并接连发表《讨袁宣言》和《第二次讨袁宣言》，希望以此唤起国民，重新建立共和国。

　　真正有力量讨伐袁世凯的是国内的军事将领。1915年底，蔡锷等人发起“护国战争”，海内外逐渐响应。1916年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病逝。中国重归共和。

　　孙中山逐渐清晰地感到，彼时的中国，只是徒具共和之表，而行军阀割据之实。他一面观察时局，一面退而著述，思考共和的真谛以及实现共和的国民基础。

　　三年时间，孙中山写作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合称《建国方略》。在自序中，他表示决不会放弃共和理想。“夫民国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

　　孙中山著述期间，中国战乱频仍。袁世凯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执政。在孙中山眼中，黎、段二人实行的是专断独裁，与共和背道而驰。1917年6月，张勋以调停黎段二人“府院之争”为名率军进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

　　“总统、国会和宪法三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极为重视这些象征。他认为《临时约法》是革命产物，是民国的保证。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尚明轩在《孙中山传》中写道。

　　随即，孙中山离沪南下，抵达广州，掀起了“护法运动”。为了捍卫共和，他从过去的讨袁转为“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

　　但他也感到，护法军内部目标并不一致。在《复湖南廖湘云函》中，孙中山称“护法诸军皆为权利之争”。护法运动内部嫌隙渐生，他本人权力逐渐旁落。1918年5月，他辞去大元帅职务，护法运动无奈结束。

　　孙中山回到上海，住在华侨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传》写道，他“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很快，他再次将希望寄托于他亲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领导的“援闽”粤军。依托这支武装力量，孙中山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

　　此时，他开始意识到，单纯护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想成功，必须建立政权。“光举护法旗帜不可能实现民主共和，这表明孙中山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尚明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在宣言中表示：“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

　　此时，距离中华民国建立已近10年。数次血雨腥风换得的，似乎是围绕着共和的梦想原地转了一圈。

　　没过多久，孙中山遭遇到革命30余年最沉痛的打击。因为意见不合，他所依赖的陈炯明竟调转枪口，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不得不狼狈逃离。

　　孙中山由此觉悟到，单纯依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是一条惨痛失败的道路。“必须寻求新的力量。”

　　从此，孙中山走上了“联俄联共”之路，欲引入新的力量，发动民众，寻求一种更加彻底的革命方式，以实现真正的共和。 ★

　　(本文写作参考了尚明轩著《孙中山传》《孙中山及辛亥革命人物论丛》《孙中山年谱》、茅家琦著《孙中山评传》、苇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等书。)

　　民权初步(节选)(1917年)

　　乃天不弃此优秀众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遂一举而推覆异族之专制，光复祖宗之故业，又能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今民国之名已定矣⋯⋯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与时俱进地发展三民主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革命家，并且在世界上也享有巨大声誉。不仅如此，孙中山还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他追求真理，坚持革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发展自己的思想。尤其是晚年，他果敢地吸收历次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毅然抛弃某些过时的观念，把三民主义做了新的发展。

　　尚明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为什么革命 孙中山

　　◎李鸿谷

　　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革命最为显赫的成就。百年之后，新的时空之下，再来回望那段历史，价值何在呢？

　　革命是否应当发生？这是一种疑问。它饱含着强烈情感性的问题取向，隐含的疑问则是：如果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会更顺利？可是，这样的疑问，看似强悍，而深刻的悖论在于，它无法论证。机会成本，如何讨论？因而，它只可能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情感投射而已。“穿越”历史，“假设”史学，属于想象，并非严肃历史研究与探讨。

　　对于后世读史者，革命，无论你是否喜欢，它已经发生。历史的本质特征是不可重复性，固此，研究它为什么会发生，才是正途。

　　中国近代史，无论我们持革命史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还是用现代化史观(洋务—戊戌—辛亥)，都无法绕过“革命”。辛亥这一年，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年代，非有足够的襟怀，即使百年之后，我们仍难逃机械刻板的解释。

　　辛亥年为起点前溯，革命的直接动力，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已经隐伏。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相当意义上是晚清朝廷30年洋务运动的失败；倾国之力而建成的北洋海军，一战之下，灰飞烟灭。那么，未来中国，路在何方？

　　这一年，上书李鸿章而未遂的孙中山，将自己的志业转向“革命”，由边缘出发，从社会底层开始尝试中国变革；同样这一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第二年，康有为终于进入仕道，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与此对应，孙中山则在广州打响了推翻清廷的第一枪。由此开始，我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两支竞争性的力量。如果将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性挑战，即使晚清朝廷愚顽，又如何能置身这一进程之外？看起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廷改变不重陆防的军事思想，仅仅只是一种技术性变革，但任何军事技术的变革往往正是一种政治性经历。为着保卫清廷的“新建陆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虽然更为隐秘，却同样是一种促成历史逆转的力量所在。

　　简而言之，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是清朝中国以“洋务”之策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失败，同样也蕴含了未来改变历史的动力系统的发生。百年之后，我们放下利益衡量，更公允地看，无论是孙中山边缘集团的“革命”道路，还是康有为文人集团的“立宪”选择，以及军人集团和他们的代表袁世凯的种种“修补”，实为中国人探索如何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的努力。将他们视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动力，并无不妥。他们既是中国遭遇现代化挑战的产物，同时，也是促成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当然，三种历史动力系统之间，目标皆为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但表象却是彼此的竞争。在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际，“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结果16年后，却是孙中山革命性的“共和”道路最终胜出。

　　这是历史自身的逻辑。当一个庞大的朝廷(政府)，无力将它服务的国家在全球化的生存竞争里带至新境，它的崩溃，自是必然。无论这是以“革命”还是其他名目达成。只是，当这种转变，是以革命的行动完成，那么，我们由结果回溯当年的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与卓绝的奋斗，这位“先行者”，后人当然得奉献自己足够的敬意。

　　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看，它只是一个开始。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这个“革命”的开始，造就了后来的路径依赖。那么，百年之后，我们去重寻当年，其目标，当然是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

　　历史自有其逻辑。读史只是去寻找、发现并理解它。之后，将我们理解并形成共识的历史逻辑，化为这个国家当下及未来走向的资源。本刊连续的辛亥革命报道，以为价值在此。■

　　孙中山在美国

　　13岁那年远渡重洋去檀香山的经历，使得孙中山第一次对西方文明、西方制度和西方历史有了了解。革命爆发前的最后两年，孙中山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在整个东南亚不受欢迎后，他在北美找到了一个栖身场所。在所有西方国家中，他了解最多的，正是美国。这里既是他革命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革命源源不断的动力之一。

　　主笔◎李菁

　　革命中心之外的孙中山

　　1911年10月12日11点左右，在旅馆吃完早餐的路上，经过走廊报摊时，孙中山顺便买了一份报纸。他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这样一条简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他紧盯着报纸仔细看了两遍，才最终确信这个消息。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孙中山全集》里记述，十几天前，他在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丹佛)，而密电码本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

　　10月11日晚上，孙中山与随行人员黄芸苏到了丹佛，住在丹佛市布朗宫殿酒店321房间—100年后，这个房间至今还被完整地保存着，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是一个套间，房号是321，后来我们特意保留下来，并改成了会议室。”在这间房间里，还悬挂着原始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的照片及“天下为公”的题词。

　　当时在酒店，孙中山从行李中找出密码本翻译出黄兴的电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之后，孙中山拟电：“时予在典华(丹佛)，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可是，还没等他第二日发出这份“令勿动”的电报，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从大洋彼岸传来。多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孙中山惊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见。他马上先给黄兴发了一封电报，“申说复电迟延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

　　接下来一个重要问题马上摆在面前：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表面上看，马上回国，投入革命第一线，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即刻动身坐船，20日左右便可抵达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可是冷静下来，孙中山决定暂留国外。在他看来，在这关键时刻，西方列强对新政权的态度极为重要，所以外交活动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如果在中国驻有军队的西方大国为维护从清政府手中获取的特权，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则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反之，如果列强能支持这场革命，则胜利的把握就更大。

　　以孙中山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6个国家：美、法、德、俄、日、英。其中，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于是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计划，立即驰往华盛顿。途中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已为世界所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10月15日途经芝加哥，那里的华侨已迫不及待为他举行了颇具声势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把孙中山当做促成这场革命发生的英雄来欢迎。美国报纸上不断刊出文章，预言孙中山将当选未来共和政权的总统。会后，有十几家西方报纸想采访孙中山，但都被他避开。尽管如此，“孙逸仙”这个名字已经频频成为这段时间外电报道的重点对象。其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孙逸仙博士的信徒设在纽约的总部，昨晚挤满了人。据称，几乎每一个出席者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墙上悬挂着孙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画肖像，还有其他穿着革命军军装的士兵和海员像。大家都在谈论革命。”

　　其实，早在1911年5月21日，孙中山就到过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被拒绝。当时美国标榜“严守中立”。这一次，革命已然成功，孙中山希望美国态度有所改变。10月18日，他再次写信给诺克斯：“我曾经于上次访华府时，尝试拜访你，但没有如愿。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会晤。”诺克斯认为孙中山是“欲推翻现存政府的领袖，不愿与之接触”，也拒绝接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并且，当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谋求西方援助时，诺克斯还曾指示美国驻伦敦的金融机构，不要向孙中山提供贷款。

　　失望之下，考虑一番之后，孙中山决定立即归国。1911年12月25日9点45分，“地湾夏号”邮轮缓缓靠岸。在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的迎接下，孙中山走下轮船。此前，很多媒体都在猜测这位常居海外的革命者带来多少资金回国——《申报》就数次报道他购买战舰、兵舰带回的消息。所以孙中山一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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