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在精彩刺激也急功近利的大时代，你焦虑又亢奋，忙碌又疲惫，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每每忽略了自然的四季、内心的风景和生活的本来面目。

　　小日子

　　热爱生活有很多种方式，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过小日子。

　　在精彩刺激也急功近利的大时代，你焦虑又亢奋，忙碌又疲惫，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每每忽略了自然的四季、内心的风景和生活的本来面目。

　　春发、夏长、秋收、冬藏。春赏花、夏观瀑、秋采红叶、冬踏雪。春安、夏泰、秋吉、冬祥。

　　在北上广和二线城市，你见惯了“急之国”里的“穷忙族”和“橡皮人”，把欲望当成理想，不满于当下，每天过得苦逼兮兮的。

　　只要把场景切换到小地方，你就能见到暌违已久的生活四季：有山有水有人情；钱不多，心满意足；事不多，有滋有味。

　　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而怀抱对生活的热爱，你能与充满质感的“慢生活”相处无数个下午。

　　不管什么时代，能过小日子，就是好日子。

　　在大时代，过小日子

　　生活在别处。每人心中都有座围城：过大日子的向往小日子，过小日子的向往大日子。

　　文/肖锋(微博)

　　大日子精彩刺激，小日子平稳安逸。

　　生活在别处。每人心中都有座围城：过大日子的向往小日子，过小日子的向往大日子。

　　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中有个门把手，只需一转，一个繁华世界就出现在眼前，再一转又回到鸟语花香的大自然。往复于北上广和二三线城市时，你就需要这么个门把手。

　　我一直以为，电脑上的Shift是个伟大的键，它只消一下就让你切换到另一番场景。可现实生活中到哪儿找这个Shift呢？

　　大日子与小日子，两相对照，两相叹息。

　　网上VS网下

　　@潘石屹(微博)说，一位老朋友说微博让一些领导和当官的很担心。我问，担心什么？他：揭露黑暗腐败太多。我：反腐败揭黑暗不正是领导们提倡的吗？应该大力表扬才对。他：担心有人造谣。我：对造谣者可按法律去惩罚嘛。

　　本人微博有人留言说，看了微博消极得想跳楼。我好内疚。我还曾收到一位韶关75岁老者的来信，说看了《财经郎眼》2010年盘点，写了篇《一位老中医的哀号》想寄给我。这个节目一贯以笑骂著称，但终归是引人积极向上的，如果让人哀号，岂非让该节目两难？毕竟，人是要活下去的，而且快乐地活下去。我有点开始质疑我们这帮人的作用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有三个层次：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媒加工后营造的“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亦即综合前两层次后的现实。好比，看完新浪微博你就忧国忧民，看完腾讯微博就很happy，上开心网就玩偷菜，上天涯社区就想闹事。

　　传媒营造了一个“拟态环境”，网上与网下的界限已难区分。花乱渐欲迷人眼，真相掩埋在纷繁乱象之中。有时要问《盗梦空间》那个问题——请问，你活在“现实”的哪一层？

　　不丹是个人口仅73万的小国，国民用小纸条向国王表达意见，现代传媒在此国无用武之地。就是该小国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这个全球宏大命题：人民追求的是整体的幸福感，而不光是物质上的满足。而幸福就是只关心你周围的人或事(现代传媒都无用武之地，所谓新闻，九成以上与你个人生活无关)。

　　尽管每年限制游客人数，不丹仍是现代人的心仪之地。那里的文化和传统得到好的保留，田园牧歌的生活是饱受现代都市钢筋水泥之困的人们心中真正的人间伊甸园。

　　北上广VS二三线

　　北京时间早晨8：00，北上广的穷忙族在挤苦逼的地铁，云南人饭后已溜完一圈准备步行到单位了。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梦想。

　　北漂族说，大城市树叶上都挂满了梦想。于是每天纠缠于大城市，每天焦虑在赶点的路上。其实，真实的生活在别处。只要你愿意，愿意放弃这喧嚣，这灯红酒绿，这来来往往，这一切让你感到牛逼的大都市，你就能找到真实的别处。

　　大城市的漂族有着写不尽的新《归去来兮辞》。去年某人才网站的调查称，房价高、消费贵、压力大，近六成白领想离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适合青春前五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五年，云云。

　　但一年之后，现在又变成北上广“悲催族”：都市待不住，家乡回不去。为何回不去？北大社会学系到某县城挂职的冯军旗给出了部分答案：该县21个大家族和140个小家族占据了各部门要职，垄断基层权力，固化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2009年该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却为8个多亿。(详情请查题为“政治家族”的研究报告)

　　冯同学做的是田野研究，更提出了中国隐喻。一线城市是拼爹，小地方更拼爹。其实中国几千年皆如此，无需大惊小怪。

　　城里VS乡下

　　中国社科院每年发布快乐指数调查，前几年的一个调查结果是“农民比城里人快乐”。专家课题组总是用这类数字游戏愚弄我们的常识。

　　无疑，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他们总是拿今天的生活跟过去比，跟吃不上饭的荒年比。只要能吃上粮、盖上房，他们就是最知足的人。古往今来那些不靠谱的皇帝总是把这样的老实人逼得无路可走，揭竿子而起。如果说“农民比城里人快乐”，那也只是农民们自己参照自己的过去罢了。

　　中国城里人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城里人。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说扒了就给扒了，享受了几十年的低工资、高福利说改就改革了，一切推向市场接受垄断部门的盘剥。然而跟中国农民不同，城里人的参照系不只是自己过去，还有国际潮流。所以他们要“吃肉骂娘”。城里人深知，这世界上比他们快乐的城里人多的是。城里人决不会拿自己的农民前辈作参照系。

　　最为尴尬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夹在中间，身份仍是农民，而参照系却与城里的80后一样，一切向现代化看齐。支撑他们快乐的是头上的一张“画饼”：将来我也会像城里人一样，或我儿子会当上城里人。你无法再用乡下温暖的小日子哄他们回乡了。进城的农二代是未来中国最不安分的群体。他们有多少？有1.5亿到2个亿！

　　中国VS海外

　　海归同学回来说国外没劲，跟大学时一样，三点一线，觉得还是中国刺激。

　　移民海外者为何身份出去可人还留在国内？结论：中国是个挣钱的地方，但不是个留财和教育后代的地方。

　　但西方也并非乐土。英国人制订出一个社会剥夺指数(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结果发现，发生青年骚乱地区基本属于严重社会剥夺地区，当闹事者势力足够强大，胆子再野一点，就会进入富人区破坏。法国近年也频频发生少数族裔闹事的恶性事件，德国和俄罗斯则干脆掀起排外浪潮，新纳粹有复兴迹象。

　　但总体而言，西欧发达国家才是真的在过小日子，发展中国家如本国则在过大刺激的大日子。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嘛。德国人站在街头，用牙签扎着肉肠或烤鱼，喝着啤酒或甜酒就把一餐饭解决了，然后一转身进了歌剧院。美国人更干脆，一只巨无霸麦当劳(微博)一杯可乐完事，一头扎进了“超级碗”赛场。中国人呢，会用一晚上花在一桌酒菜上或某个夜场里，边吃边喝边搞关系。

　　中国人的快乐表达只有“吃喝玩乐”四个字，吃字当头。我们没有上帝罩着，没有等待拯救的焦虑，自然就没有被拯救的快乐。食物就是我们的救赎之道。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人的快乐来自折腾，无穷无尽的折腾。刺激吧？

　　男人VS女人

　　痛苦和焦虑是进化过程的激励机制。

　　动物园的猴子有两样东西与人类共享：胃溃疡和打手枪。都是文明的产物，高智商动物的症状。人类的焦虑千千万万，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焦虑，一个是性焦虑——难道焦虑进化了物种？

　　他们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三餐不定，缺乏运动，依赖咖啡、香烟、浓茶和红牛，来保持头脑清醒。他们出现疲劳、焦虑、失眠、健忘、肩颈不适、胃肠疾病、脱发、性欲减退等身体症状。相关调查显示，他们中的53.3%对自己的身心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他们是中国中产，且主要以中国男性为主。

　　当下中国是男人的战场，无论是职场、官场、情场。假如你不能垄断资源，假如你无爹可拼，你就必须为票子、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去拼搏，焦虑就会接踵而来。假如你再上上新浪微博，再患上一种叫忧国忧民的病，焦虑就会无穷无尽。

　　近些年有几位过去搞体改的精英英年早逝，朋友评说这叫体改基因，忧国忧民，临了把自己先忧死了。有一位曾经的少壮派经济学家，曾经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可到最后他只希望能把中国这出连续剧看完，却未能如愿……

　　女人的思维要简单得多，她们只计划把这份日子过下去就得了，生活目标很具体，也很实在。抱怨归抱怨，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绝不会到忧国忧民把自己先忧死的份儿。

　　中秋三天不上网、不看报、不看电视，你发现也没什么，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就够了。假如不看新闻、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你有了内疚感，我告诉你：你已被现代传媒绑架。

　　过几天远离电脑、远离网络、远离电视的日子，过几天和朋友一起吃吃小饭，喝喝小酒，打打小牌，搓搓小麻将的生活，足矣。

　　时尚杂志VS时政杂志

　　机场书店是杂志分类最清晰的地方。一边是时政期刊：“美债危机预示经济拐点”、“渤海漏油，无人负责”、“武汉副市长被告”等，一派苦逼相。另一边是时尚期刊：秋季大赏、派对必备、男女八卦，一派喜气洋洋。

　　广告不会青睐苦逼相，广告都青睐叉腰撇腿的自信派，只要不是傻乐傻乐的。

　　姚晨(微博)是微博女王，也是快乐因子，她态度阳光，并不犬儒，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新浪微博的焦虑气氛；她那微笑布施与宗教理念其实蛮一致的，即爱这生活、爱这时刻、爱这人。那些不能像她这般快乐的人，也至少感受下轻松气氛吧。

　　我总结了一个悲观/乐观定律：人们总是对自己够得着的事乐观，比如今天穿什么，明天去哪儿旅行，后天跟谁谁吃饭；人们总是对自己够不着或控制不了的事悲观，比如国家、人类、腐败、全球变暖。故此，我们对社区比对城市乐观，对城市比对国家乐观，对国家比对世界乐观。2012年只剩3个月了。

　　我们是否应学学时尚杂志，关心一下今天穿什么、明天去哪儿旅行、后天跟谁谁吃饭？

　　以上两相对照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北大的山鹰队，不再追求征服登顶、极限体验了，80后90后的队员只求快乐登山就好了。若非世道所迫，新世代理应更快乐一些。

　　当时代进入低波段，你穷焦虑也没用。宋朝是个被低估了的朝代，大宋并不只是梁山泊。还有晚明、晚清，也被低估了，否则就不会留下那些堪可玩味的器物，这些什物如明清家具、瓷器、字画如今在拍卖行屡屡拍出高价。我相信那些都是过小日子的人为同样想过小日子的大户人家所造。中国人热爱生活，这造就了国人特有的韧劲。

　　国学也好，中庸也好，都是生存智慧，就是强大的心理调节机制。

　　我们希望，过大日子的人别去折腾过小日子的人。什么浩大工程、丰功伟业，别以他人的小日子为代价。

　　一句话，别折腾老百姓的小日子。如果小日子过不成，那谁都别有好日子过。

　　什么都是浮云，

　　只有小日子才属于自己

　　从意义层面讲，非主流的小传统，是弥补大时代大历史单线叙事之不足的民间叙事；从操作层面谈，小人物的小日子，近在你我身边，容易融入，或者就是你我生活的一部分。

　　文/邓启耀

　　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奇特的大时代。我们的影像充满了大时代的各种视觉奇观。

　　而小日子，这个习以为常延续了几千年的平常生活事实，如果被格外注意了，无论是否定还是强调，一般都不是好事。比如1966年，折腾的是“大革命”，万众一体，人是广场方阵的一员；比如1958年，鼓吹的是“大跃进”，砸锅献铁，人是集体食堂的一员。“过小日子”，和“一大二公”的公有化、集体化不协调，和“斗私批修”的革命化、军事化不搭调，所以成为落后、保守、目光短浅，甚至反动的代名词。

　　到一切尘埃落定，亿万人民才发现，那些被“大”起来的东西，多半是大人物忽悠起来的“愿景”——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愿景。什么都是浮云，只有小日子才是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

　　于是，“高大全红光亮”式的光辉形象，慢慢沉淀为人与土地的朴实故事；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谈恋爱生娃娃，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世俗琐事，也悄然成为“人本”摄影的主体。通过一些杰出的前辈摄影家的镜头，我们重拾老百姓的生活事实：在朱宪民的黄河百姓身上，我们看到“中原味”很浓的乡土中国；阮义忠的台湾略带怀旧思绪，他拍摄的故人乡情成为人与土地的象征；长年在边地三四线小城游走的吴家林，镜头中的日常生活恬淡而幽默，人们随遇而安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被消费的小日子、慢生活

　　现在据说又是一个大时代，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时代。

　　“小日子”由此又被“注意”了。在大时代大城市里忙忙碌碌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缺了最基本的东西——日常的幸福。人们怀念没有添加剂的油盐酱醋茶，怀念慢悠悠人看慢悠悠戏的小城生活，甚至怀念大革命时代粗茶淡饭的平均主义。有条件的人在花盆里种菜，阳台上养鸡，或是假日带个相机到大理绍兴汨罗之类地方，吃几碗“原生态”的农家乐饭菜，发一阵老宅旧桥故人的呆，用相机带回一点怀旧的影像。

　　他们或许不明白或许装作没看见，在那些以小日子、慢生活为基本生活方式的小城古镇，人们羡慕带卫生间和电梯的瓷砖楼房，羡慕满世界飘来飘去的摄影家或人类学家。作为古镇灵魂的原住民及其活态文化，其实已经被无孔不入的商家用钱挤走。精明的商人把文化风干为标本，然后批发或零售，让那些匆匆忙忙的过客消费片刻小日子、慢生活，然后再匆匆忙忙回到他们诅咒的都市文明中，把一些民俗风的标本或影像当作喝洋酒咖啡时的谈资。他们拍摄的小日子，只是影像，没有故事。

　　离我们更近，离人性更近

　　和列维—斯特劳斯抱着对现代文明的失望，去原始部落寻找失落的“天堂”一样，中国的摄影家能否在三四线城市或乡村找到那个伊甸园？列维—斯特劳斯没有找到，他写了《忧郁的热带》，诉说对那个即将消失的伊甸园的学术惆怅。他也拍照，拍回了一些在荒野裸体而眠的伊甸园景观。但后来在另外一位同行者同时同地的照片上，我们才明白大师眼中的伊甸园，其实是经由他的取景框裁剪和建构的结果，几步外就是另外的事实。而另一位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里，他对土著那些小日子异文化有着兴致勃勃事无巨细的浪漫化描述；在日记中，却记录对当地人当地文化的种种不适，充满抱怨和挫败感。这种两面性，几乎让以“进入他者世界”为生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和摄影家抓狂。

　　我们从来不是任何大时代的主角，甚至也不是“他者世界”那些小日子的当事人。我们只是这一切的局外人，隔着镜头或种种学术框架在窥视，然后留下一些经过我们主观建构的影像。

　　但我们无须因此沮丧。摄影，或者人类学、史学、文学艺术等等，其实和照镜子一样。我们进入他者的世界，是期望通过他者反观自我；我们进入时间的隧道，是期望以史为鉴，映照我们现在的身影。当人学会了容纳他者，自己的天地也就宽了。从意义层面讲，非主流的小传统，是弥补大时代大历史单线叙事之不足的民间叙事；从操作层面谈，小人物的小日子，近在你我身边，容易融入，或者就是你我生活的一部分。相对而言，这里还没有成为权力控制的地带，离我们更近，离人性也更近。人们在谈论“他者的我性”或“自我的他性”的时候，已经明白这个世界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现实。在那些关于家乡、关于土地、关于身边小日子的影像里，拍摄者变成隐者，悄无声息居住在那里，慢慢地感知和呈现着取景框内外的一切。

　　这个时候，老百姓小日子的影像故事，就悄然浮现了。从晚清、民国时期百姓的寻常日子(周海婴)，到自足的集市(叶高兴)，我们惊讶地看到一种恒常性，一种构成我们历史和生活的基本事实。你可以感到它们的现实存在，甚至几乎可以触摸到土地上尚有体温的身影。那些日常的笑容，那些猝不及防的吻，那些朴素的家，它们从来没有像博物馆玻璃柜中的陈列物那样被人关注被人拍摄过，但它们是小日子里的见证，上面留下了人和岁月的痕迹。它们和我们贴身相伴一生，我们却从来没有注意它们。现在经由摄影家的手将它们郑重托出，不免倏然触动了内心某处隐秘的记忆。

　　就是这些小日子小器物，构成我们生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