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这次北京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消息一公布，还是令学校校长和服务流动人口教育的志愿者们大呼“措手不及”。“一刀切”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把那些原本已经适应自己生活环境和节奏的孩子分流到同一区域的“公办学校”，也许只是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虽然经历了2006年的“取缔风暴”，也早已习惯了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间坚持办学，这次北京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消息一公布，还是令学校校长和服务流动人口教育的志愿者们大呼“措手不及”。家长们急着跑到学校找校长和老师问“开学了孩子去哪儿”，更不幸的是，那些还在老家或者赶回北京的路上，还来不及得到消息的孩子就已经“被失学”。“一刀切”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把那些原本已经适应自己生活环境和节奏的孩子分流到同一区域的“公办学校”，也许只是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拆除中的海淀区新希望实验学校

　　突如其来的拆迁

　　一周来，双胞胎姐妹陈颖和陈瑞一直很沉默，只有10岁的小姐妹失神地坐在自家私搭的石棉瓦棚子下，脸上带着这个年纪原不该有的忧虑。暑假本来过得很快乐，放暑假时，学习成绩较好的姐姐陈颖还欢天喜地地从学校拿回了新的奖状——15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住着一家五口，正对门口的墙上，四五张奖状是这个家最醒目的装饰品。直到8月11日，距离新学期报到还有一星期的时候，超出她们年纪考虑的问题出现了：只一墙之隔的学校怎么一天内就变成了废墟瓦砾？母亲何凤莲还记得那天的场景：“10日，学校门口突然贴出告示，说要拆除。第二天就来了30多个保安，还有一个推土机，大半天时间就拆光了。”

　　新希望学校1994年就在后八家村建校，比周边很多住户的资历还要老，它更是陈颖、陈瑞这对出生在北京的姐妹记忆中最熟悉的地方。“从4岁就开始在学校旁边的新希望幼儿园上学，然后是学校的学前班、小学。”新希望学校囊括了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的全部年龄段教育。“这符合打工人群的需求，一般孩子念完初中，要么回老家念高中参加高考，要么就可以到社会上去打工了。”北京大兴区某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张然(化名)对本刊记者说。学校被夷为平地，旁边的幼儿园也被关停，海淀区东升镇给出的理由是：“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不宜办学。”学校所在地的租赁合同在今年6月30日到期，产权方东升乡科技管理站理所应当地收回了场地。但是家长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拆迁通知没有在学期末传达，而却在新学期即将开始时突然下发，东升科技管理站和学校负责人都没有就此给出解释。“放假时一点拆迁的消息都没有，学校还收了每个孩子100块钱的押金。”这是何凤莲得到的仅有的一点信息。

　　学校的安全问题确实让人担忧，本刊记者在尚未拆除的幼儿园看到，房顶都是彩钢结构，据何凤莲讲，小学是一栋房顶和四壁都由彩钢板搭建的二层小楼，“就和建筑工地的简易宿舍一样，每个班都有五六十个学生，学前班最多，有70多个”。这个二层小楼的学校有在校生不下千人，周围是密集的棚户区，一旦发生火灾后果确实不堪设想。局促狭窄的教室看起来让人很难受，在新希望学校只读到三年级的申明聪告诉本刊记者：“虽然教室装了空调，但还是很热，根本没有效果。”而学校收取的费用里，每个孩子夏季要交60元的空调费，冬季则是60元的暖气费。申明聪并不喜欢这个学校：“老师很凶，对成绩不好的孩子会体罚，我亲眼看到班上有同学被老师踢，还有的手心被老师打红了。”何凤莲对学校也并不是很满意：“每年每个孩子的学费800多元，再加上校服费、书本费、资料费，都加上也要小2000块钱。隔十天半个月孩子就得回家要次钱。”

　　即便如此，新希望学校至少可以让何凤莲的孩子有学上。学校解决了何凤莲把孩子带在身边的问题，让夫妻俩安心打工，现在学校被拆，让家长们着急又无奈。

　　不确定的合法性

　　张然的学校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毗邻南五环的学校也在镇政府的拆迁名单上，消息来得比新希望学校更早些。6月9日，学校560多名学生考完试走出校门时，都收到了一张告知书：“经检查，小学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于2011年6月20日取缔该学校，请各位家长停止预交下学期学费。”张然知道，区政府从“4·25”火灾后就开始对全区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清理，可“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的认定让她不能接受。

　　张然只有32岁，这个年轻女子在北京办学已经有10年时间。21岁从师范专业毕业，张然从河南信阳老家只身来北京闯荡。“开始是在打工子弟学校里当老师，后来和校长观念不和，就想自己单干。”2002年1月，她在丰台区世界公园南侧的下柳子村租了间民房，开起了学校。“当时招到三四十个学生，就我一个老师，一个教室里分开坐，轮流给讲课。”不到7月，学校就因为非法办学被关了，张然却尝到了甜头，她的第二个学校选在了大兴黄村。“选址也没什么特别考虑，当时那里有亲戚，方便互相照应。”当时大兴对打工学校的政策比较开放，张然的学校招到了一两百人的规模，老师也雇到了5个人。一年多时间，黄村的房屋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

　　2004年为创办学校，张然和亲戚合伙租下了近4000平方米的村集体土地，租期30年，并盖了18间平房教室，中间的空地宽敞得足够孩子们做课间操，租地和盖房子就投进去几十万元。“2004年，大兴区区委书记还曾经到我们学校视察，称赞打工子弟学校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校舍。”安全检查、教师培训，区教育部门的要求张然都和公立学校一样照章执行，然而因为个人原因，张然错过了2005年最后一批办学许可证申请，“从2006年以后全市都没有再给打工子弟学校发过许可证”。经过那一拨审批，全北京市拥有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数量定格在63所，并且不再允许新开办学校，像张然那样的大多数举办者，实际上就成为“非法办学”者，只是从没有人追究，仍旧像以前一样办学，接受教育部门的检查。

　　学校里的孩子多是南边菜地和北边小加工厂打工者的孩子，来的时候交费上学，随时可以离开。“公立学校距离打工者聚居的地方一般都比较远，而且上下学时间固定，这些打工家长都很忙，很难按时接送孩子。”打工子弟学校通常就在流动人口聚居区或附近，孩子上学非常方便，和邻居伙伴一起溜达着结伴上下学。因为总有流动人口就学的需求，打工子弟学校不愁生源。张然并不讳言自己挣了不少钱，现在不过30岁出头，她养着自己的车，有一所小学、一所幼儿园和一家饭店。“最初办学就是为了谋生，学生多了以后慢慢自己才有了责任感，尤其是当听说学校要关，家长都找上门来时，你才觉得自己做的事挺高尚的。学校是挣钱，但比起其他行业利润还是比较低的，干点什么都比学校挣得多。”

　　学校是营利的，成本总是计算到最苛刻。张然学校教室里的桌椅相当残破，都是从公立学校回收来的旧物。中间的空地虽然宽敞，但并不平整，“学生上体育课只能做操，不能跑步”。地势低于道路的校园一到下雨就会内涝，6月的一场暴雨让积水最深处能淹到膝盖。学校聘用的十几个老师今年又有四五个不来了，门口除了新生报名的牌子还有招聘老师的广告，每个老师的工资是1400元/月。张然看到教委说“审批一批”的新说法，但她觉得希望渺茫，按照《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标准》，学校需要有200米跑道，校舍要能够抗8级地震，这些她都难以做到。

　　如果学校被关停，张然学校里的学生按计划将被分流到西红门镇的公办小学。整个西红门镇只有两所包含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就算每所学校可以容纳2000个学生，也只有4000人，满足当地户籍的孩子都很紧张。“镇上共有10所打工子弟学校，我们属于人数少的，其他学校都有1000多人，总数合下来打工子弟要有1万人左右，公立学校怎么吸收得了？”张然对本刊记者表达了对分流的质疑。8月26日是既定的开学日，因为以前碰过“只要本市户口”的钉子，很多家长还是来找张然询问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张然嘴上坚定地回应要按时开学，但她心里打鼓。“过了9月5日如果没事，也许就没事了。”她说。

　　分流的方向

　　下午15点的太阳照在育英学校的大操场上，没有阴影，校园里空空荡荡的，桌椅在教室里摞成一堆。7月底，学校接到朝阳区东坝乡政府关于关闭学校的通知，包括育英学校在内的4所打工子弟小学，“在联合检查中发现房屋、消防、卫生、疾病防控等方面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要求7月底前关闭学校。这4所学校的4000多名学生，有借读证明的可以进入公办学校，没有的将被分流到教委委托办学的周边5所学校。

　　见到余校长的时候，他无精打采地告诉本刊记者，学校已经有2/3的学生报名分流，剩下的1/3有的是还没赶回来，有的还抱有一点希望能继续在育英学校读书。学校的老师也走得差不多了，很多是被那几所委托办校的学校招走。余校长没好意思说，他是个收拾烂摊子的副校长，连校长都已经走了。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不同区域，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的原因大不相同，有的是因为所在地拆迁，有的是以非法办学或是不符合安全规范为名，第三种则租赁合同到期，房东不愿意续签。自己任教的学校办校10年“没有任何违规，每年检查也没有任何问题”，现在突然直接被定义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余校长内心不平。

　　面对相同的一份关停通知，在距育英学校几公里远的东坝实验学校，老校长杨勤让老师通知全校学生，将原定于8月28日的开学日提前到15日，避免学校“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关了”。“我们开了8年的学校，校舍、设备、教学质量、成绩都绝对没得说，还总得到表扬，8年了没有安全问题，现在怎么就说我们有安全问题？”杨勤一辈子做教育工作，在老家黑龙江的中学里教书，爱人是小学老师，两口子退休后来北京照顾女儿，也动了自己办学的念头。因为找不到合适地方，只好退而求其次地给人打工。东坝实验学校2002年成立，不久因为拆迁搬到东坝乡，跟当地政府签了份10年的土地租用合同，现在也还是每年17万元的租金。学校占地11亩，有24个教学班，1300多名学生，也有自己的初中部。杨勤老两口在办校半年后被聘请到学校，和学校一起经历了拆迁和“非典”时期的艰难。杨勤除了做校长还教初中的语文和物理，爱人教小学数学，两人把大半辈子在公办学校的经验带到打工子弟小学。因为亲身经历了办学艰难，也深知打工子弟学校对于那些带着孩子在北京奋斗的打工者的意义，他们对这份事业格外珍惜。

　　“他们利用了我们，为了把我们的孩子分流走，之前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先来统计学生信息，说是要给孩子补助，我们挺高兴地把所有老师、学生、家长的信息都给报上去了，然后他们就把信息转到自己的学校，目的就是要强行分流。”杨校长说，政府的保安到学校门口堵门，给学校停水停电，同时那几个学校的人到学校门口来发招生小广告，广告上印着新生每学期优惠学费350元，远低于一般打工子弟学校800～1000元的收费标准。

　　目前朝阳区共有7所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打工之友网站的创办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研究者张志强向本刊记者解释说，这类政府委托的学校并非真正的公立学校，实际上是借“整合公办学校资源”，把原有公办学校腾空，除了校舍是原有公办校的，其实只是一个空壳，老师、校长是从社会上招聘，学生是从民办校争抢分流，实际上同民办校没有区别，或者直接就是由打工子弟学校转成受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扶持后的委托学校。这样的学校是便于加强管理，但办学效果究竟怎么样呢？

　　资源分配的矛盾和可能

　　何凤莲也想过送双胞胎女儿去公立的8家小学，可她没有这个资格。2002年发布的《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要求，申请进入公立学校的家长要出示“四证”，包括户口所在地政府户籍证明、身份证、暂住证、就业证，2004年的文件中增加到“五证”，增加了在北京实际住所证明，后来“五证”的内容有所改变，变成北京暂住证、在北京实际居住证明、务工证明、户籍所在乡镇政府出具的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五证。“我和老公收废品，没有挂靠单位签劳动合同，根本没法出示务工证明和暂住证。”何凤莲对本刊记者说。金其友在餐厅当服务员，他拿着好不容易凑齐的“五证”去公立学校碰过运气。“学校也让孩子参加考试，可是后来又说考试不合格。比他表现差的孩子都上了，后来我一打听，还要托关系给学校交赞助费，要两三万块钱。”

　　“对很多打工者来说，‘五证’中的居住证明和工作证明是他们永远也拿不出的。当然，肯定公办学校里也有‘五证’不全的，那就是交赞助费，8万10万地交，一般打工者怎么可能有这个钱？而且，即使学生分流最终成为现实，能够进入公办学校，现有的资源也肯定不足以解决被关停的这24所学校所涉及的1.4万多个孩子。”张志强始终对教委对外公布的“60%～70%的孩子进入公办学校”的数据持怀疑态度。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向本刊记者表示，随着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大量出现，其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也接踵而至。袁教授给出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约有1167万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义务教育规模更为惊人。2010年，北京有43.3万非户籍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约占全部学生的42%，上海有47万，占全部学生的42%左右，而“迄今为止，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经费负担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制度，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子女不能在城市享受免费义务教育”。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09年7月对北京、上海、深圳、太原、成都的流动人口监测抽样调查，7～14周岁的流动人口子女中，在校比例为98.2%，其中68.8%在公立学校，25.1%在私立学校，6.1%在打工子弟学校。从2008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以奖励的形式对农民工子女比较集中的地区进行经费补助，2008和2009两年分别安排28.6亿元专项资金，2010年达到33.6亿元。但是“由于各个地区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政府的政策及执行力度的差异，农民工子女教育和财政负担状况差异较大”。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最早开始做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调查是在2000年，10年的时间流动儿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北京市到底有多少流动儿童仍然只是个约数，没有准确数字。“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流动人口流动性很强，较难统计；二是政府这方面的数据公开并不透明。而且政府公开的外地在京借读数据并不完全等同于农民工子女，还包含外地在京的白领子女、港澳台人口，虽然从2002年以后流动儿童的在京入学比例确实是在提高，但是比例能占到多少并不清楚。韩嘉玲对本刊记者说，北京市对待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的态度近10年有所变化。“2002年在国家出台‘两为主’政策后，北京的态度还是比较宽松、积极的，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在2005年之前取得了办学许可证，比上海做得好。2007年，上海开始投入大量经费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北京却一直停滞不前。近几年城乡结合部拆迁问题出现后，学校拆迁的问题处理得不好，至少应该提前做好学生的分流工作，将入学通知单交到家长手里才算合理。”

　　韩嘉玲觉得，义务教育应该“谁用工谁买单”。义务教育经费并不是由中央拨付，都是由省市一级地方政府承担，具体落实都是由区县一级拨付。由中央将户籍所在地经费转移到居住地支付的方式很复杂，而且并不实际。地方政府切实享受劳动者提供的服务，就应该为他的家庭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义务教育至少不应该推向市场”。

　　在张志强看来，北京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只是个人自办学校，是在地方财政没有投入的情况下，第一代富裕起来的打工者的一种自助方式。“北京的公办学校生源实际上在逐年减少，资源是够的，但是经费没到位，学校当然不愿意收打工子弟，老师教起来费劲，其他学生也不愿意。其实那些打工子女自己也并不愿意到公办学校去上学，即使硬把这些孩子放在一起，也并没有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反而会有更多新的问题。”张志强说。

　　目前北京约有农民工子弟30万到40万人，这些孩子约有40%～50%在公立学校读书，在民办学校接受教育的打工子弟约在20万，按照张志强的说法，流动性在30%左右。因为办校有利可图，彼时政策又相对宽松，在2005、2006年打工子弟学校一度膨胀到400多所。2006年，北京对打工子弟学校展开“取缔风暴”，按照当时“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原则，各区县都留下了一批打工子弟学校作为“规范保留”的对象，63家有许可证的学校和其他没有许可证的学校一共150多家。“后来就不准再办校了，所以现有的这些学校实际上都有至少6年的办学经验。”

　　“现在市中心的公立学校生源不足，有就学需要的流动儿童则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是关不完的，因为有需求，而且办学灵活、入学门槛低，还可以跟着学生搬迁。现在的做法，其实还是在抬高流动人口在北京的生活门槛，这样逐渐就会形成这些人从五环跑到六环再往外跑，形成洼地效应。”

　　张志强认为，上海和广州对待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问题都有很好的经验。“上海是对这类有财政支持，广州是给予这些学校足够宽松的环境，同时又给予他们最底线的保障，所以这些举办者有信心继续投资办校。民办教育其实不用政府操心，只是需要给一个宽松的环境，当然也不是任其发展，而是进行有力监管，不是堵，而是疏。”

　　“粗暴强硬地拆除学校只能让学校更加地下化，因为需求始终存在。对于打工学校的营利性没必要责怪，应该问的是：谁给他们创造了营利空间？明明有空的公立学校校舍却不给用，打工学校的老师一个月只有1400元左右的收入，寒暑假无工资，比保姆的收入还不如，流动性很大，怎么可能保证教育质量？”韩嘉玲觉得虽然近10年学校校舍的环境、老师的学历都提高了不少，但学校家庭式的管理、营利性质都没有任何进步。“可以有很多方式规范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聘用师范学校的大学生去学校教书；为学校提供校舍、水电费，聘请校长担任管理者，改变它营利的性质。”■

　　(感谢实习记者王华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