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争者到计生制度研究者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25日 08:05 南都周刊
三年之后，2009年，陈虹再次意外怀孕。她的态度与丈夫一样，同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事后一封发布于网络的声援丈夫公开信中，陈虹说，“老杨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是我们的初衷。”
处罚是杨氏夫妇俩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然后生完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学一下杨支柱认识的那位书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过请客送礼，只被罚了5万块； 再不然，就像杨支柱还认识的一个大学学院院长，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儿说成残疾，说女儿心脏有个洞，让医院开个证明。“实际上计生委知道你这个是假的，但你给了点钱他就不管了。医院里开个证明，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终杨家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他是湖南人，脾气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杨支柱的朋友对南都周刊记者如此说。
与杨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泽则表示，杨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与自己爱孩子有关，但也与他的个人立场和秉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一直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潜在的意识，认为不合理，就用行动去抵制。”
从抗争者到计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杨支柱为自己的“二胎”抗争的一年多里，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制度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这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田雪原说。他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期间，从“双独二胎”，到“一独二胎”，再到农村“普遍二胎”的渐进政策。
而2011年7月，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表示，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个孩子)试点的申请。
“这些消息，会不会给你一些乐观？”
对此，杨支柱连着回答了两个 “不乐观”。在他看来，广东省的意图可能是现在申请单独二胎，到2016年申请全面二胎试点。但是他分析认为，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多万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数不到600万，这样即使以后放开生育，适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数也极少。
按他的逻辑，“(人口)灾难本身是注定的，我们现在只能尽可能地缩小一点灾难。”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能提出调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赞扬的。”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但是在人口危机已经开始全面爆发之际还只提放开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杨支柱与易富贤相熟。杨在1990年代就从法治角度反思过计划生育，2006年两人开始联系，在人口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谈到对杨支柱的印象，易富贤说：“作为湖南老乡，我们在性格上也都比较‘蛮’。”
杨支柱、易富贤两人都认为，现在提放开二胎，已经是落伍的观念。易富贤向本刊分析，要维持出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远远比发达国家要高，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虑到不孕症(中国目前是1/8家庭不孕)、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易富贤说。
易富贤认为，中国尽早停止计划生育，可为今后节省“动能”，否则，“中国今后将与现在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长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挣扎。”
对于“生二胎”的态度，杨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变化：
2008年，他曾与何亚福、梁中堂、滕彪、吴祚来、叶廷芳、易富贤等众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题为“必须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的评论文章，明确表示“放开二胎”是错误的；近日，在回答“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哪方面调整”时，他说：“没法调整”，“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他并不乐观。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鼓与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有二十几个人发言，你现在找二十几个人还找不出来。因为说话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争的代价
如果不要因为“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那些学术论文有什么好写的，又没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学术。”
杨支柱被学院解聘之后，先后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毕业校友、五教师上书院领导，称“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希望学校能“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免于处分。
但这些陈情，并未获得校方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我现在是失业状态，又不能领失业救济金。”他说。
现在，杨支柱一家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家属区，室内已经显得非常破旧。
在北京已是房价飞速上涨的2007年，他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购买这套房子，每平方米3720元。被学院解聘后，经济拮据的杨支柱一度想把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带妻子孩子到乡下去住。“学校的房子很抢手，一个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这个主意，被妻子陈虹坚决拒绝了。
杨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他已经懒得去看工资卡了，“反正从去年11月份开始，应发600多，实发几十块。”
他“下岗”的事情，最初没告诉家里的老人，但后来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意见可表达了！”
杨家走廊两侧墙壁，已经被他两个女儿的涂鸦涂满。
杨支柱指着墙上中规中矩的画，说：“那就是大女儿画的。你说这好看吗？这不就是照相吗？”显然，他更欣赏那些天马行空的图像。
“臆想的，与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画的。”这种评价，让人想起了他阐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书—《自由从摇篮开始》。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的。”杨支柱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其中多是超生人员。虽然仅占到全国人数约1%，但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但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尽管形容落魄，但还没想去屈服。
对于丈夫的坚持，妻子陈虹淡淡地说：“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为妻子，陈虹并非没有怨言。
生孩子成为公共事件，也并非这位母亲所愿。
现在她最为希望的是，当若楠六岁的时候，不再是个带着“特殊标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以中国人的身份进入学校。“希望那时候这场由她而起的争论，以及所有那些关于反对或支持计划生育的文章、言论，都成为历史的尘埃，消散在光阴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