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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年中，赖昌星始终与中国政府人员保持联系和谈判。他最终认识到“回去只是时间问题”：送妻儿回国等行为，都是赖的示好与准备。

7月23日，被押解回国的赖昌星在逮捕令上签字 （新华社/图）

　　在加拿大的赖日益落寞、经济吃紧、自由受限、涉嫌开设地下赌场与诈骗让他在华人圈中不受欢迎。最终他吐露心绪：越来越想家。

　　12年前，赖昌星因“站在了中国主要经济工作的对立面”而作为“标志性大案”倒掉；现在，他又作为滞留境外经济犯罪人员的指标性案例被遣返。

　　2011年7月23日下午，结束了长达12年外逃之旅的赖昌星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他上一次来京，是在1999年春节后，和他一起抵京的还有5000万人民币现金——他试图赴京“灭火”。但来自中国政府最高层的“火”，在随后的大半年里，烧掉了他的整个帝国。

　　1999年以前的20年里，这个身材矮小的福建男人，从一个挖沟工人慢慢成长为厦门市的“模范市民”、公安部春节晚会的座上客以及中国“最著名”的商人。而1999年之后的12年里，他从中国最著名的通缉逃犯、安大略省最一掷千金的赌徒，变成了一个甚至需要举债度日的人。

　　赖曾经所拥有的“辉煌”的20年，是中国经济过山车式增长的20年。从“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到成为“世界工厂”，赖在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狡猾地捕捉生财机会，赖氏企业的走私船只的引擎，和中国经济的引擎一样强劲。但到1999年赖昌星案发前夕，赖的运作模式已经如此的不合时宜——赖昌星外逃几个月后，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将获得关键性突破，关税降低，将直接挤压走私的利润。

　　即使抛开法律的因素，单从时代的角度，赖昌星是一个注定要被淘汰的人。他外逃后两年，多哈召开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表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外逃后11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是的，奢侈品——当初，赖是以贩卖走私磁带和塑料电子手表开始的。

　　“格外落寞”的“公关专家”

　　过去的12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促成赖昌星的遣返。中国政府给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遣送赖昌星回国。

　　“我们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体系，我们不能强迫得出一个结果。”美国人麦健陆(James McGregor)曾在2003年访问过赖昌星，在他的“十亿消费者”一文中，转述了一名曾参与过多次会谈的加拿大高层官员的话。

　　赖昌星在加拿大的律师马塔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大陆的专案组曾携赖昌星的哥哥一起以贸易代表团名义进入加拿大。他们和赖昌星在一家酒店会面，并打算将赖昌星带回中国。但见面没有什么成果。在过去的12年中，赖昌星与中国政府人员之间一直保持联系和谈判。

　　就在被遣返前两周，赖昌星给加拿大《环球华报》主编黄运荣打了个电话：“我搬家了”。

　　黄运荣第一次见到赖昌星是在2002年拘留聆讯的法庭上。1999年初，赖初到加拿大，其实并没想过会在这里呆很久，他一直和国内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白天他习惯去赌场，一边赌钱，一边等着“国内摆平之后就回去”。

　　逃亡12年，赖昌星早有倦意，跟踪观察赖昌星12年的加拿大华裔作家丁果回忆，赖多次对他说，回去总要回去的，只是时间问题。同时，他也没有否认过，他与北京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

　　丁果分析，赖为他的回国作了最重要的准备：同意前妻曾明娜和孩子们相继回国，这是打探和铺路。

　　2006年，赖第一次距离被遣返前所未有的近。当年6月16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官员将赖昌星逮捕，送入拘留所。赖昌星本来没有异样的感觉，但到了晚上十一点，移民部的车和警方的车同时达到，赖昌星骤然紧张，以为就此遣返，绝望之下，以头撞柱。

　　之后辩护律师马塔斯出席聆讯四个小时，要求延缓遣返、更换遣返前风险评估机构。当月30日，法庭在审理赖昌星申请暂缓遣返一案后，赖昌星确定不会在原定的26日被强制遣返，他也暂时获得了自由。他主动邀请温哥华和外地追访的记者到一家中餐馆喝早茶，可谓是他逃亡十二年中，唯一一次对媒体“摆排场”的行动。

　　赖曾经对丁果感叹：12年了，虽然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在牢房里，但他却也从来没有一天是感觉自由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认为“不会在加拿大呆太久”的赖昌星，已逐渐把主要的精力和手腕放在了使自己尽量滞留加拿大上面。

　　2009年底，赖放出风声说要写自传。赖当面告诉丁果，书已经操作成形，执笔者是曾经获得过台湾金钟奖的一个女作家，书名叫《赖昌星说赖昌星》。内容将是他的“成长史”和“发家史”，书中还会附送一个光盘，“驳斥”远华专案组对他的“不实指控”。

　　但之后半年多，赖昌星改了电话号码，而书也一直没有出来。

　　2010年10月，赖又在当地基督教布道家的布道大会上决志信主，这是他第二次这样做。上一次他表示要洗心革面的时候是跟随陈摩西牧师，时间大约在2003年。

　　赖甚至应邀前往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与学生对话。内容涉及20世纪90年代的腐败问题，厦门远华案是内容之一。

　　那次活动，加拿大《环球华报》主编黄运荣也被邀请到现场。赖昌星经常约他出来聊天，很多时候他希望通过媒体圈打听国内消息，听一听媒体人对国内形势的判断。

　　赖昌星外表忠厚，说话粗犷，只有一对闪烁的小眼睛透露出精明。在2003年夏天见过他的美国作家麦健陆(James McGregor)形容赖昌星，“他穿着T恤衫、卡其布裤子”，麦健陆说，赖的平头和农民般红润的脸庞令人印象深刻。

　　但黄运荣认为，“什么时候见媒体，什么时候失踪掉，他把握得很准确。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非常懂得怎么利用媒体为他说话，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健民同样持此看法：“赖昌星对媒体驾轻就熟，到后来就基本上是一个公关专家了，什么时候放料，什么时候沉默，他把握得非常好。”王健民说，“有时候他会故意装傻，将计就计。”比如谈到行贿高官的问题时，赖会模糊地说：晋江人朋友之间钱都一起用，几百万借来借去很正常。

　　1999年，王健民路过厦门，在悦华酒店门口，他看到一个留着平头的胖子和四个朋友站在阳光下抽烟，别人告诉他，那人就是赖昌星。半年后，远华案事发。王健民立刻从香港飞往温哥华在街头大海捞针地寻找这个胖子，花费一周无所收获。2001年赖昌星因涉嫌非法入境被关押在温哥华的拘留所，王健民终于联系上温哥华方面，隔着玻璃对赖昌星进行了专访。那是远华案后赖昌星第一次面对媒体。赖的镇定令王健民印象深刻，他用闽南话不以为意地对王健民说：“事情遇到了，就是这样了。”

　　从2001年起到2006年，王健民对赖昌星进行了多次采访，地点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在麦当劳。但2011年7月初，王健民路过温哥华，当时他想再找赖昌星聊一聊的时候赖罕见地闭门谢客了。果然，再过几天，他就被抓，此后就是遣返回中国。

　　在加拿大的12年里，赖昌星几乎重演了自己“过山车”式的一生。最初一段时间，他曾是尼亚加拉赌场著名的豪客。在运气最好的一天，赖赢了二十三万七千五百美元；最差的一天，他输了八万五千四百美元。

　　此后赖昌星的经济状况很快就出了问题。他居住的房子越来越小。起初他住在温哥华一幢150万美元的豪宅里。有一名司机和一辆大型SUV。在大量资产被冻结后，2003年时，他搬到了本拿比丽晶广场的一套四居室公寓中。这样的经济状况，是12年前的赖昌星难以想象的。

　　这是赖昌星格外落寞的一段时期。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赖昌星曾向他倾吐心绪，“越来越想家”——赖在谈话的最后说。

　　在这次谈话后两周，赖昌星的命运终于回到归国的轨道。

　　站在当时中国主要经济工作的对立面

　　12年之前，1999年春节，赖昌星最后的救赎。通过在体制内的线人，他知道有人将举报信递交到了中国最高层。

　　事实上，在收到举报信之前，公安部已经注意到远华集团走私的犯罪行为。420专案组工作人员、《远华大案》一书的作者冯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细节。1999年1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牟新生调任新成立的中国缉私警察部队政委时，有老领导提醒牟新生：“到厦门后，你将会碰到一个强劲的对手，赖昌星。”

　　像以往一样，赖昌星相信钱的力量。这一次，他携带5000万现金来到北京。赖相信钱，是因为他相信钱所建立的那张庞大的保护网。从厦门沿海夜幕笼罩下的渔船到公安部副部长威严的办公室，这张网每一刻都在拉扯着。

　　但赖面临的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指控，他伤害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他敏锐地嗅出这一次出了问题。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站在了当时国务院主要经济工作的对立面：国企改革。

　　“1998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推进国企改革，但赖昌星肆无忌惮地走私洋货，冲击国内市场，直接增大了国企改革的难度。”冯鹭说。她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有三百多个生产胶合板的企业老板联合给中央写信，控诉走私对企业经营的冲击。包括一汽等大型国有汽车生产企业的利润，都受到了赖昌星走私汽车的冲击。

　　中国政府打击走私的愿望，前所未有地强烈，1998年7月，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召开。随后，中央要求部队以及权力部门不能经商，因为据传他们也涉足了走私。1998年年底，广东的梁耀华走私案案发，牵进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李继周。

　　1999年1月1日。一个新的专门针对走私的新警种——缉私警察部队正式成立。为了显示决心，中央电视台前所未有地播出了缉私艇开炮击沉走私船只的画面。

　　1999年6月13日，一支由20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悄悄进入厦门。但他们从北京出发时便已促动了赖昌星编织了多年的蛛网。赖昌星知道了调查组所有的计划。主要犯罪嫌疑人均已外逃，每一个完美的故事也已编织妥帖并且摆在了调查组的面前。调查组于是撤回北京，重新组织调查。

　　冯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调查组这一次撤回，实际上是一种麻痹赖昌星的策略。果然，赖在澳门赌场寻找到了安慰，更重要的，他相信高层会对他影响下的整个厦门经济投鼠忌器。于是，8月9日，赖昌星回到了厦门。

　　但在赖昌星回到厦门之前，1999年8月初，一支约三百人的调查部队，再次从北京空降。回厦门不久，他便接到了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和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的警告：调查人员知道他回来了，正准备逮捕他。

　　赖昌星乘坐一辆贴膜的普通轿车，直接开到深圳，在当地警察朋友的帮助下，赖昌星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船。几天后，赖昌星，他的妻子曾明娜，还有三个孩子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赖昌星逃脱了，但身后留下一大批的落马官员。六百多人涉案被审查，三百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厅级及以上干部就达二十多人。

　　时代造就远华往事

　　在赖昌星被遣返抵达首都机场前二十多个小时，位于晋江烧厝的赖昌星老家就被世界各地赶来的记者包围了。甚至远华中学的门口，深夜里也站了一排拍照的香港记者。

　　12年过去之后，“赖昌星”三个字在这里留下的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传说。但并不妨碍人们在这里想象财富权力构建起来的远华一梦。

　　赖昌星鼎盛的时期花钱铺设的公路，依然伸向这个小村庄的深处。过去的12年里，每当万里之外的赖昌星传出新闻，这条公路便会热得烫脚。随着7月份赖昌星被抓随后被遣返，其弟赖昌图一改以往好客姿态，烧厝家中门窗紧闭，前妻曾明娜娘家三层小楼大门紧闭，只有两个摄像头朝向门口窥探来者。

　　1958年，赖昌星出生于烧厝。这里是福建省临海丘陵中的一个落后农村。厝，在闽南语里是房屋的意思。明清时有肖氏家族居此，故称肖厝，后谐音为烧厝。再后来，肖姓衰落而为赖姓族居。

　　小学三年级便辍学的赖昌星，在自家的小农田度过了他的青少年。他外出谋求的第一份工作是和两位兄长一起参加了附近军营的挖沟队。此后，他在一家农用机械厂当过两年的学徒工。

　　赖昌星无疑是一个“时代造英雄”的典范。赖昌星很早就显露出他的商业天分以及对时代变迁的领悟力。早在1979年，他便和四个朋友集资了约1500元，开办了一个小工厂，制造汽车螺帽和其它的简单配件。很快，他便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5年，他从山东省一家国有工厂的一名工人那里，花了20000块钱买到了一种纺织机器的设计图纸，又从宁波聘请了师傅，开始生产纺织机。他知道中国政府当时正在准备展开庞大的服装出口业务——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全世界都能见到中国产的衣服，赖昌星开始制造纺织机器并对外销售，很快成为市场领先者。

　　没有资料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赖昌星是否就已经开始从事走私。《远华大案》一书的作者、远华案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冯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80年代中期，两岸的渔民们会有一些物物交换。就在海上，大陆的渔民拿中草药、海产品换台湾渔民的电子手表、邓丽君卡带。但赖昌星是否涉及过，并不知道。

　　日后给赖昌星提供保护伞的权力网，此时也尚未结成。有媒体报道，赖昌星在石狮市的业务，曾被当地税务人员查处，并最终查封了他的工厂。没了工厂的赖昌星索性把这边的业务丢给了他的兄弟，自己带着3000万资产前往距石狮两个小时车程的大城市厦门寻找商机。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

　　制造纺织机器的生意，一直做到了1980年代末。1991年，赖昌星进入香港房地产界。两年后，赖昌星回到内地时，已经意识到未来房地产将是中国新的财富核心。他很快成为了厦门的地产之王。他的远华国际公司在厦门多个重要地段都囤积起了土地。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和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方面最为人所知的是后来名闻全国的“红楼”。这里俨然成为他的庞大帝国的极尽奢华的后宫。后来因为远华案落马的官员，几乎都在此处玩乐过。他在这里管理他迅速扩张的企业以及政府朋友网。红楼的一切都是免费的。据说有全国最好的鱼翅、燕窝、鲍鱼和进口的洋酒。当然还有来自各地的年轻女孩。

　　“赖昌星本人很少享受红楼提供的服务。他会在频频举办的宴会上呷一口啤酒，然后溜回自己的办公室要碗粥喝。”麦健陆在上述文章里提及这个细节，那时，赖昌星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中国的红双喜香烟。

　　在“红楼”以及福建省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下，才隐藏着赖昌星的主要业务。1999年案发后，他被指控犯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走私案，从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到1999年案发，赖昌星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五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

　　他的时代早结束了

　　温哥华时间2011年7月21日，在那天早上，赖昌星的命运已经有了“不祥”的征兆。在最后一次申请延缓遣返的控辩双方陈词时，辩护律师马塔斯在德国柏林通过电话做出陈述。因为上一次暂缓遣返的日期就到2011年7月6日为止，所以在外人看来突然启动的遣返程序，其实是既定的日程。

　　“选在既定的日子外出，表明赖昌星案件，已经不是这位金牌人权律师的第一优先工作。”丁果分析认为，以多年对马塔斯采访和观察的角度来看，他的“不在场”，只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太有把握，一个是明知大局已定，不在场可以免掉当场的尴尬。

　　在此之前，为了不让赖昌星在临被遣返时出意外，加拿大移民部甚至放了一个烟幕弹，提出新的举证，认定赖昌星违背了软禁条例，有潜逃的风险，这些举证包括赖昌星与黑社会大圈帮大佬有接触，并在温哥华开“红楼”聚赌，因此申请羁押。

　　而赖昌星在加拿大的岁月本身也并不完全拥有自由。有一次，王健民到赖位于丽晶广场的公寓拜访，当时恰逢赖昌星和曾明娜双双被抓，家中只有两个小孩。赖的一位朋友早上过来帮忙给孩子做早饭，而午饭就是把早饭热一热接着吃。

　　2007年加拿大联邦法院要求移民局做第二份风险评估，赖昌星得以暂时摆脱了被遣返的风险。从这之后的两三年里算是赖昌星过得比较舒心的日子，他住进了女朋友林萍萍在列治文买的豪宅里，这所独立房屋的四周是农地，占地面积非常大，赖昌星在那里开垦了一些菜地，种了一些大蒜。

　　很多本地结识的甚至国内过来的朋友都在这里出没，很多朋友去那里开生日party，通宵打扑克搓麻将。有一次黄运荣好奇地问赖，这些人都认识吗？赖昌星回答也不全认识，很多人也是朋友的朋友，慕名而来，就为了见一见“赖昌星”。

　　但关于赖昌星开设地下赌场的传闻也在这段时间传出。温哥华警方一个专门负责亚洲帮派活动的警员曾接到线报，说赖在列治文的豪宅里非法经营赌场。该名线人进过赖昌星列治文的别墅两次，但是该线人也是黑社会分子，每次向警方报料都会有100-300元加币做酬劳，他未能提供更多证据。尽管法院最终认为证据不足，但这也让赖昌星在温哥华的华人圈里更加不受欢迎。

　　2009年1月，赖昌星获得CIC批准的为期一年的“工作许可”(Work Permit)。赖昌星为此兴奋过一段时间。他好几次想开餐馆，但到最后都没有开成。

　　有几次，餐馆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都完成了，赖昌星对进来拜访的朋友说：“下一次见面就可以到我的店里吃饭了”，但他的饭馆最终没有开起来。

　　“我还不如当初当一个菜农。”赖昌星在接受麦健陆采访时说。他曾经感叹过：12年了，虽然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在牢房里，但他却也从来没有一天是感觉自由的。当初因为远华案落马的部分官员，已经出狱。8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在联系当时落马的厦门海关副关长接培勇时，他的妻子郑女士说，他们的一生，都已经毁了。

　　毫无疑问，赖昌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大幅降低贸易壁垒的中国，已经在赖昌星旅居加拿大的12年间，从容到来。而恰是此前的壁垒，给赖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而加拿大国内局势的变化也对赖昌星越来越不利，保守党哈珀政府在2011年5月的联邦选举中取得多数执政的地位，保守党的一个主张就是快速遣返罪犯。巧合的是，遣返赖昌星的最后法庭对决，与加国外长贝尔德(John Baird)的首次出访北京时间(7月16日至24日)交叉，贝尔德在北京与副总理李克强，外长杨洁篪会面，商谈总理哈珀秋天的第二次访华。贝尔德坦言，赖昌星案件是交谈的内容之一。

　　丁果曾经在2011年与赖昌星通话，告诉他形势已经变化了，希望他再度考虑自首的问题。他拒绝考虑，并说律师曾经跟他解释过，如果自愿回国，加国政府就难以再跟进该案。

　　乐观的人们在期待赖昌星能开启另一个时代：从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外交部长贝尔德，到总理哈珀，都在各种场合强调，将与中国政府步调一致，把滞留在加拿大境内的多达数百人甚至上千的经济犯罪分子、贪官污吏遣返回中国，而要做到这一点，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赖昌星案，是一个关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