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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和善社会的曲折道路

　　文|杨  照  台湾资深媒体人

　　国民党构建的话语

　　台湾是个相对和善的社会，相对于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在社会组构上，两岸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中国大陆是个内在同构性很高的社会，却在政治上不断强调、凸显差异与对立；台湾实质上是个杂错多样的社会，人群间有着深刻的隔阂，却无论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台湾一片混乱与恐慌。几年前，日本人才结束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风貌。日本人统治下，台湾就已经充满了内在紧张，小部分人真心诚意觉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连台语都不会讲；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家族制度以及婚丧仪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大部分人虽然受日本教育，讲日语读日文，但他们自觉地不满于殖民统治，因而怀抱着对于祖国的热切期待，在战争中暗自倾向于希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

　　1945年战争结束，两年后却随即出现了因“接收”冲突酿成的“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大举登台，先是屠杀了许多无辜群众，之后又进行有意识的“清乡运动”，逮捕大批台籍精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原本的“祖国派”目睹“祖国”凶残的面貌，大感幻灭失望；原本亲日的民众，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怀念日本统治时期，进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义的50年记忆。

　　当时，国民党带领了超过100万的军民，逃到台湾，那是国民党的最后基地，退无可退之处了。100多万来自不同省分的人，一下子要融入600万人口的台湾社会，谈何容易！

　　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不顾事实，建构一个“中国主权”的神话，要求所有人活在这个神话情境里，不准质疑、不准异议。神话的第一部分，主张国民党仍然拥有全中国的主权，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上的统治；神话的第二部分，主张国民党所在的台湾，是中国的正统，相对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是最纯粹的中国。

　　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建构了绵密得近乎荒谬的情治系统，严密监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湾是中国正统的言论。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大力推行“国语”，并积极从教育体制上想办法消弭社会上的差异，要求小孩遗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时代或大陆时代记忆，转而统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标准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火如荼展开，蒋介石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联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

　　当年徐复观先生就曾经敏锐地评论：这是20世纪对中国开的一个悲凉的大玩笑。一边拥有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中国文化，却致力于取消中国文化；另一边原本是非常晚才开发的边陲，没有太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又受过日本人长达50年的统治，却要拼命强调保存、发扬、复兴中华文化！

　　其实内中还有比徐复观先生所见更矛盾的地方──这个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其政权却必须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办法维持。美国愿意保护台湾，是基于和苏联冷战对峙的考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来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因而，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心国策的同时，美国文化的力量不断涌入台湾，并且在美国压力下，台湾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闭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层级愈来愈高的选举冲击。

　　民主化的影响

　　1980年代，民主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就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言。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于是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做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示威，被压抑的几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示威活动，对国民党抗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

　　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陈水扁的崛起，延续为8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陈水扁在分裂中获利，8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8年的对立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陈水扁不是顺利光荣下台，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10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

　　和谐正在成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再加上这10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台湾人纷纷去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博物馆亲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民间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歧视对立，可是在表面上并没有依照身份区隔的差别性政策，所有人理论上在法律与政策之前，一律平等。几十年执行下来，台湾的新生代之间的融合，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长者没有那么容易放下记忆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国民党也小心翼翼地掌控着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并没有因而失控飞增，一直到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一年，台湾人均年收入突破8000美元，最富有的1/5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贫穷的1/5多4.48倍而已。此外，国民党，特别是蒋经国格外厌恶夸富的风格，会不断以政策宣示来提倡简朴，更以政治影响力压制、惩罚夸富行为。再加上重视教育，鼓励透过追求教育成就来提升家庭地位与收入，开放了贫富上下流动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为所得分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

　　国民党神话中的另一个环节——强调中国文化传统，长远看仍然是有和谐和善效果的。关于人与人彼此对待的种种美德，被统纳在“中国文化”之下，不只保存下来，而且还经过反复教育宣说，进入台湾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计，这样的基本原则，普遍进入台湾民众的心中，是他们日常行为不言而喻的准绳。

　　和善、亲切、体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得来的，是在台湾历史中，经过诸多曲折才变化产生的。重点是，现在有愈来愈多台湾民众，自觉感到和善、亲切、体贴的难能可贵，也就自觉地努力维系这样的正面社会价值，如此一来，误打误撞得来的社会资产，应该就不会误打误撞消失了，而会强化、深化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慈济的前世今生

　　文|本刊记者|陈统奎 发自花莲、台北

　　慈济45岁了。证严法师从无到有，做出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大陆同胞飞越海峡，到花莲探访慈济精舍，寻找一个答案：一个文弱的女子，是怎么样支撑起一个慈济世界？

　　花莲位于台湾东中部，从台北坐火车沿海岸线南下，快到花莲，绿野中凸显出一座灰白色小殿，这便是慈济精舍。起初，它只不过是一个小白点，如今已是一大片灰白建筑，目前又在扩建一座新殿。慈济精舍坐西朝东，面朝太平洋，背靠台湾中央山脉，精致典雅，迎着东升的太阳。慈济精舍既没有一般宗教场所那种香火缭绕的场面，也没有功德箱，记者看到的是证严法师的徒弟们在菜地收菜，或在有机肥作坊、瓷器作坊、蜡烛作坊等岗位上忙碌。

　　慈济精舍一直践行证严法师“不受供养，自力更生”的信条，不拿一分善款，还为在精舍办公的慈济志业中心支付水电费。证严法师带领慈济人做慈善，有一点令捐款人很佩服，即不从捐款中拿管理费，慈济志工做慈善，交通食宿费必须自理，不能花一分捐款。正是这样清清白白做慈善，使慈济成为全球慈善界的一朵奇葩，不仅令捐款人折服，也避免了“尤努斯式质疑”，它的募款能力全台第一，它的志工人数全球第一，已经是遍布全球的“千万大军”。

　　行动优先

　　慈济精舍一日的作息，从清晨3点多开始，于晨钟中礼佛、做早课，在宁静、精进中开启每一天序幕。证严法师会在7点到8点的早会时间“勉众”，早会向一般公众开放，同时通过网络直播，受众以千万计。证严法师孜孜以求的是净化人心，构建一个祥和社会。

　　这一天，早会结束后，证严法师听慈济医疗志策会同仁报告，忆起当初创建花莲慈济医院开创慈济慈善事业的源头。早年证严法师到山区访贫时，曾见到一独居老先生遭毒蛇咬伤手，由于未能及时治疗，整双手肿胀溃烂，老先生只能将手放在蒸笼上，借由蒸气让脓水滴下——这个场景，让证严法师“不忍”，使她决定要建一所医院。而后，让证严最终下定决心的是“一滩血”。1966年间，证严法师前往花莲凤林镇一家私人医院探望信徒，见地上一滩血迹，听人告知，为一名原住民妇女小产，却因缴不起8000元保证金而被医院拒收。

　　证严法师说，“我只是起于一念‘不忍之心’而创立慈济。”她带30位信众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经过4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团体——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早期慈济的创立主要目的，是去帮助那些付不出生活费与医药费的贫苦的人。不过，随着台湾社会急剧变迁和慈济本身的成长，慈济关怀的范围很快的就扩大了，包括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志业；另外还有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四项。

　　今天，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台湾医院纷纷向慈济看齐。记者参观花莲静思堂慈济四大志业博览会，陪同人介绍，慈济开始拥有社会影响力，始于盖花莲慈济医院。当初，当证严法师发愿建医院时，信众中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因为没钱。当时建一所医院至少需要6亿台币，可慈济只有不到3000万台币。一位记者听到后，吓一跳，但他决定帮助证严法师，写了一篇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大众被感动，善款源源不断涌来。参观展览时，记者注意到一张相片，年轻的证严法师和蒋经国站在一起，时间显示为1980年10月19日，蒋经国到慈济精舍拜访证严法师，亲自为花莲慈济医院用地问题排忧解难。

　　证严法师是用理想用行动去感动整个社会。起初那几百万，并非大富豪一掷千金，而是证严法师号召家庭妇女以不影响生活为前提，从每天的买菜钱中省下五毛钱，再放到竹筒中。慈济宗教处主任谢景贵对记者说：“如果跟证严法师的是30个博士，不会有慈济，他们会做评估，最后结论是，证严法师没有能力，所以医院不能盖。”证严法师和她的信徒靠的是一股傻气，证严法师一直说：“做，就对了。”这句话一直到今天，都是慈济的核心价值观。证严法师说：“假如当初我只有理想，没有行动，慈济没有今天。”

　　证严法师讲过一个“拔杂草的故事”，说小时候下地拔草，体会到，如果抬头看，无边无际的杂草，手脚都软了。但如果专心于当下，埋头一棵草一棵草地拔，一段时间回头一望，一大片杂草已经被拔掉。证严法师正是用“拔杂草”的精神做慈济。从社会反响来看，花莲慈济医院的建设，影响巨大，尤其是“一个出家的弱女子，却可以盖出一个现代化的大医院来救助他人”的这种非一般常人的成就，感动了台湾社会大众，也带给慈济人具体的成功经验。慈济“行善行孝不能等”的行动哲学便是这样发展出来。

　　“慈济的行事风格跟证严法师性格有关，着急，行动优先，做了再说，有多大愿就有多大的力。这样，慈济的效率就出来了，把其他慈善团体和NGO组织的效率比下去了，慈济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王浩威在花莲慈济医院当过4年医生，他亲身体会到这一点。慈济的组织文化，一是视慈济为一个大家庭，二是一种“做，就对了”的社会实践观，少说是非，勿分人我，放下身段，身体力行，社会实践至上。正是这种不折腾的组织文化，让慈济内部少争论和摩擦，虽然一路筚路蓝缕，却已枝繁叶茂。

　　回应现实社会

　　慈济志业是台湾社会几股力量合力的结果。

　　基本组成，第一股力量是证严法师的领导，第二股力量是朴实而修苦行的比丘尼们的无私奉献，第三股力量是任劳任怨的妇女们的积极社会参与，第四股力量是事业有基础的中年男性们的热心支持，第五股力量是专业人士的参与。其中第四股社会力中年男性的投入慈济，带给慈济丰沛的社会资源，他们有的是中小企业主，也有郭台铭这类大企业家。

　　慈济的崛起与成长，要由台湾的政治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中来了解。1966~1987年，慈济只吸收了约10万左右的会员，而在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慈济开始有了戏剧性的成长，短短3年内，会员几乎每年增加一倍，到1991年已有178万左右，现在全台有400多万会员。慈济的中坚力量叫“委员”，1986年只有190位，1987年一年，就吸收了700位，现在委员人数已好几万。解严以前，因为政治管道的阻塞和结社的不自由，台湾很少有机会真正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市民社会”。慈济不仅成为台湾“市民社会”的建构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台湾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变迁所带来的传统社区与价值的瓦解所进一步造成的。因此，慈济的主要工作是双重的：济贫与教富，证严法师总结出8个字，“教富济贫，济贫教富”，即教富有的人济贫，资助贫困的同时要教贫困者富有的心。证严法师对症下药制定了“慈济十戒”：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7、不赌博不投机取巧；8、孝顺父母调和声色；9、遵守交通规则；10、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很多人读到后五戒，都会心一笑。

　　慈济的“委员”大部分是中年妇女，在台湾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那么大规模的中年妇女，由原来局限的“私领域”步入了“公领域”的活动，找到了家庭以外的舞台。关键是，证严法师凭什么吸引她们做慈济？记者在慈济史料馆中翻出证严法师的自述：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文化，因西风东进，很多人被西方的风气扰乱了固有东方的精神文化。现在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演变成亲情的脱离。接着是家庭破碎边缘，社会形态秩序混乱，有些轨迹脱轨了。妇女在精神上需要一种出路，再加上少子化和家务工作简单化的演进，妇女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和精力，于是台湾这一代的中年妇女们构成了社会上一股相当大的可资动员的社会力。证严法师诠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并以此产生有效的社会行动，符合了社会变迁中价值混淆民众渴求道德的心理，她的言行提供了追随者心理上的满足，使她们愿意跟随她的脚步。不仅如此，她们还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慈济，其中包括自己的丈夫——“慈诚队”因而崛起。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慈济新进委员受访，在叙述其参与慈济的原因时，注意到证严法师个人的事绩者，比注意到佛教慈悲助人的理念者，来得还要多出很多，48位受访者中，47位选择前者。在上述专著中，作者丁仁杰进一步分析指出，证严法师的重社会实践的务实性格，以及因“悲情”与“无常感”所引发出来的慈悲的力量，深刻地触动台湾男性心灵的基础。证严法师的个人权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其个人能力——包括社会实践与对成员心理纾解的能力——的被肯定。

　　在慈济找到身份认同

　　在慈济的成长历程里，1996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一场大台风重创台湾，而慈济的资源分散各处，整合困难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证严法师更看到这背后的人际冷漠疏离，她提出“社区志工”观念，以社区为主，重新整编“委员”分组，带动社区居民“敦亲睦邻，守望相助”。

　　“我们的社会需要‘复古’——恢复传统社区的温情。谈‘情’，不一定是血缘之情，而是清净的‘觉有情’；若能在社区里提敦亲睦邻，让周遭孤苦无依的人得到细心的照顾，在急难来临时互相帮助，社会就会处处充满温暖。”证严法师说。社区编组，让慈济的组织行动力得以迸发，“社区志工，伸出援手的最近距离”，慈济人平时就地耕耘志业，一旦灾难发生，能就近取得资讯，及时救助苦难。

　　比如3月日本海啸发生后，慈济日本分会赈灾团在当天就启动，当天就为几千位民众提供了热食。而且，台湾的物资最早送到日本的，也是慈济的环保毛毯和香积饭。做完这些，慈济还没有正式开始对外募款。

　　慈济大爱电视台导演萧菊贞分享了这样一次经历。台湾“行政院长”拜访证严法师，问：“为什么当有灾难的时候，经常我们到的时候，你们志工已经在那里了，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快？”证严法师答：我们不是天灾来才赶快组一个团队，不是啊！这些人平常就在操兵演练啊！平时就在社区做关怀做访视啊！

　　慈济卓有成效的“社区建设”是环保站，目前全台共有7.2万多位环保志工，5400个环保点，台湾319个乡镇，每一个地方都有慈济的环保点。环保收入归为慈济大爱电视台的营运所需。回收的塑料瓶则制作出45万条环保毛毯，送达20多个国家救助苦难人民。5月下旬，四川省长蒋巨峰到花莲静思堂拜会证严法师，她还亲自向蒋巨峰展示慈济的环保毛毯。记者在花莲静思堂目睹了这些环保毛毯，也在台北参访了慈济八德环保站，慈济环保社工冒着高温、在没有空调的简易工棚里做垃圾分类工作。

　　慈济环保站向社区开放，经营得像个家，免费提供饮食点心，成为许多志工生活寄托和身份认同的所在。慈济的环保观念具有生活化、大众化、道德化的性格，人人可做，可推广到每个家庭。台湾研究者陈玉峯观察慈济环保实践的特征，指其提供广大基层人员生命价值的切入口，有灵性关怀的一面，提供生命价值观的救济，使许多人找到新的身份认同。

　　“从社会面分析，传统社区瓦解，很多人需要归宿，慈济志工互称师兄师姐，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环保站提供了新的社会联结。慈济是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比政府还有效能的集体主义。”王浩威分析。

　　“社区人利用这个时间，常常见面，聊聊天，培养感情，塑造了一个敦亲睦邻的平台。环保点最重要的价值是把邻里的感情串联起来，让大家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做好事结好缘，有形做环保，无形做邻里，编织新的社会网络。”慈济北区环保站总干事陈金海对记者说，慈济环保站跟社区没有距离，是社区人做好事最低的门槛，想做就可以来做，慈济环保站有很多“钟点工”，不少人是利用下班时间前来做义工。

　　“证严很像曼德拉”

　　7月6日，记者在台北大爱电视台一楼的静思书轩采访慈济发言人何日生。年初，何日生被邀请到哈佛商学院李纳德(Herman B. Leonard)教授的课堂分享慈济经验。哈佛大学商学院首度将慈济列入个案研究。李纳德对前来采访的台湾记者说：“我接触过不少世界领袖，曾在1990年代见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几次，我感觉证严与曼德拉有相同的领袖特质，他们都有一种宁静、坚毅的力量，而他们最大的力量，是提供追随者生命的意义。”

　　李纳德研究发现，慈济没有所谓“战略计划程序”，不预设长程策略目标，而是遇事立即决策，快速因应；它不是传统组织的“先计划，再执行”，慈济将执行放在计划之先，但非常有效率，这些都使慈济与众不同。这一点，何日生给予证实，他说慈济会继续这样运作下去，一切看“因缘”。这便是慈济管理哲学核心，来自佛学“因缘观”，因果互依，灾祸发生不可预期，每一个灾祸都有它独特因素与境遇，慈济并不像其它组织机构，设定“成长指标”或“长期规划”，而是遇事(救济灾难)随即因应，迅赴时机。

　　慈济以“价值”及“信念”作为管理与领导核心，与西方管理讲求策略、诱因、速效等大异其趣，提供了一个新启示与新途径。譬如慈济志工在捐助灾民时，还向对方鞠躬致谢，这是很有力量的利他助人精神。慈济另一特点是“非中央集权式”领导，证严法师有特殊领袖魅力，亲身带领，身教言教，但慈济慈善事业的协调与执行靠的是志工的主动性，“志工嘛，其实不想干就可以不干了，我们专职人员从来不敢命令志工”。

　　记者发现，慈济成员对组织有着高度的服从性，他们的言行流露出与组织对外出版品内容的高度一致性。证严法师的领导方式中，流露出一种母性关怀体贴式的家长式领导，领导者与成员间产生一种很强的人情纽带的连接，没有强制性。每年，会有很多慈济志工选择回到慈济精舍过年，现在年夜饭要摆到200桌以上。

　　慈济内部保持一团和气，但外部质疑却不少。尤其是2009年台湾8·8水灾后，在灾后重建中，慈济面临过一次强烈社会质疑，在王浩威看来，这是台湾NGO界对慈济意见的总爆发，因为慈济做大做强了，每次募款它都吸走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其他慈善团体募款变困难了。而且，慈济还引起台湾宗教竞争，大家都要跟慈济比。另外，慈济“向上管理”的做法也饱受社会争议，2009年8·8水灾，慈济跟政府协调后，立即展开永久屋建设，被质疑“有特权”，不和受灾民众协商。而慈济在台北内湖地区用地建医院，也被环保组织质疑不尊重生态。

　　一个团体大了，社会对它就有了微妙的心理变化。王浩威便指出，慈济人“我们的”意识太强，穿上慈济衣服的很骄傲，其他人则感觉被慈济排挤了。

　　“存在越明显，反弹越大。”王浩威说，“慈济需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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