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上千万的外来人口、快速发展的酒店业，以及错综复杂的官商关系，推动了当地色情业的发展。这座城市能摘掉“黄帽子”吗？其色情业现状如何？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肖郎平 

　　姚琳

　　广东东莞市一直处于风口浪尖。早年间，“10万‘小姐’赴岭南，百万嫖客下东莞”这句话，使它有了“性都”之名。最近，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首次通过新浪微博称：“‘性都’是对东莞的偏见，我们正在不断改变……”但他的这一说法，似乎很难平息网友对东莞的质疑。这座城市能摘掉“黄帽子”吗？其色情业现状如何？记者带着这些疑问，走进了东莞。

　　刘书记的回应

　　4月19日，一位网友发微博称，“爱老婆，就要‘禁止去东莞’”。此言既出，立刻被广泛转引。有网友还发表评论称，“东莞是性都”、“东莞是垃圾城市”、“东莞是文化沙漠”……几天后，这些评论遭到东莞网友的强烈反对，纷纷发微博要求发布者道歉。就在双方争执不休、激烈“对骂”时，刘志庚“站了出来”。

　　4月27日下午3点，刘志庚在东莞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首次接受网友的访谈，就百姓关心的房价、城市形象等问题发表看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他对“东莞是性都”问题的回应。之前，无论是社会上，还是网络上，关于东莞“卖淫嫖娼活动猖獗”、“屡禁不止”、“官商勾结”的话题，已被议论了很久。现在，很多外地人都对东莞心生芥蒂和惧怕——一旦丈夫要去东莞出差，妻子便要再三嘱咐，甚至坚决反对。面对潮水般的批评和历史上形成的“骂名”，刘志庚坦言：“很多没有来过东莞的人都对东莞有一个偏见或者成见，但是来到这里的人大部分都说东莞比较好或者很好，这是实事求是说。我们接触了很多高层的、中层的或者基层的朋友，没有来过东莞的时候，就说东莞黄比较严重，负面的说法比较多，但是来了以后，就说真的没有想到，感觉东莞那么漂亮，基本上是这个说法。当然有不同的说法，我也不觉得奇怪。我认为，包括‘禁止去东莞’这些是对东莞的片面解读，但在客观上也是个鞭策，说明我们的城市形象宣传推广工作力度还不够。所以我们最近建立了东莞城市形象的新标志，想通过城市品牌的塑造，改变一些外界对东莞的片面认识，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在不断改变中的东莞。”

　　然而，刘志庚的回应并不能改变舆论的看法。有媒体指出，刘志庚急于为东莞摘掉“性都”的帽子，反映了其内心的焦虑和决心。但这种“偏见”的存在，从某种角度说明了事实的存在。没有问题，何来偏见？

　　就在刘志庚发表此番言论之后，一家法制类报纸刊发了近日暗访东莞的情况——当地的色情活动在扫黄数月之后，重新抬头，色情活动的场所，由洗浴中心转移到了高级酒店。而且，当地的打击力度越强，“小姐”们的收费就越高，已从300元涨到了700元左右。

　　“女人的天堂”

　　走进东莞，记者能明显感受到扫黄风暴带给这座城市的改变。据了解，从2009年11月至今，东莞警方抓获了千余名色情活动从业人员，关闭了数百家发廊，查处了数十家桑拿中心和高级酒店。随着整顿力度的加大，来东莞的外地游客少了，一部分务工者也回家了，本不平静的城区冷清了许多。

　　据记者调查，此前的扫黄行动，确实让一些“小姐”收入锐减，有些人选择了休息，有些则不得不离开这一行。一家“公关公司”的老板李先生对记者抱怨说：“过去我们能养100个‘小姐’，现在只能养20个。只有等生意好转之后再招人了。但现在招聘‘小姐’也不那么容易。”李先生介绍说，一方面，内地经济的崛起，使色情业开始向其他地区发展，导致了行业内竞争的加剧；另一方面，目前的“小姐”群体以“80后”为主，多是独生女，家庭条件比“70后”的好，接受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愿意做“小姐”的人少了很多。对于“小姐涨价”问题，李先生予以否认：“我从没听说过行业内有人提价，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的现象。生意这么差，怎么可能提价？”一家酒店的郎经理，和李先生的感受很相似：“金融危机时，由于大量工厂内迁，使我们的生意受到过不小的冲击。加上这一年多来的打击，现在是雪上加霜。以前，我们还能收到上面关于将要查处的短信，可以提前准备。而且，他们过去扫黄只扫发廊，不扫酒店。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连一个广告短信都不敢发。”

　　“小姐”们真的收手了吗？午夜10点，记者乘坐一辆出租车，在东莞市区内穿行，发现街道上确实比较冷清，几乎很难看到明目张胆从事色情服务的“小姐”。偶尔有几个身着透视装、网状袜的女孩在沿街张望，但也警觉地不和陌生人搭讪，使路人很难判断她们的真实身份。对于这些人，司机刘师傅也不敢断定：“她们是不是‘小姐’，我们本地人都看不出来。不过，扫黄对我们出租车生意的影响也很大。以前，一到夜里，酒店、桑拿房门口的客人都很多，我们一晚上怎么也有几百块的收入，现在只有三十四块钱。”

　　随后，记者又来到东莞最热闹的厚街方家庄进行暗访。这里已没了原先的热闹，路旁的小发廊大部分都已关门歇业。但记者还是发现了问题。一位30多岁的中年男子见记者是独自一人，就走上来问：“要不要‘小姐’？要的话，别声张，跟我来。”随后，这名男子带着记者走了好几条巷子，来到一间小屋内。里面有几个“小姐”歪歪斜斜地坐着，百无聊赖地等着上门挑选的客人。男子说：“选吧，这里很安全，已经跟这片的治安员打过招呼了。”记者挑了一个叫小怡的“小姐”坐下聊天。小怡告诉记者，她的很多姐妹都转到周边城市去了。这里的人都做熟客的生意，敢这么和生客打交道的只有她们一家。“客人来东莞不就是为了找‘小姐’嘛，人家要旅游就去广州、深圳。上面这么搞，以后哪有人来东莞啊？！”

　　见到记者的小费后，小怡开始毫无顾忌地“介绍”了起来。她说，外人看来，东莞是“男人的天堂”，但其实，出入这里色情场所的女客也不少。那些女客大都在35—45岁之间，一般都会携带性药要求“男公关”服用。如果两个女客点一个“男公关”包夜，需要支付3000元。在管理方提成之后，“男公关”会拿到2200元左右。“男公关”的“出台费”比“小姐”的要高出1/3，年收入数十万元，但身体透支严重，一般只能从业1—2年。小怡说，过去和现在的扫黄行动，从未有针对“男公关”的打击，“所以说，东莞其实是‘女人的天堂’！”

　　“性都”的由来

　　东莞要想摘掉“性都”的骂名，似乎并不容易。在很多人眼中，色情业已经成为东莞的一张“名片”。这张名片由来已久。

　　改革开放以后，东莞经济开始飞速发展，成为内地连接港澳台的一个中转站。东莞的主要作用就是为港澳台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而后者主要向东莞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有媒体曾这样描述早年的东莞：“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东莞就是‘世界工厂的工厂’。”因此，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拥入了东莞。据统计，东莞1988年被设为地级市时，全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占了总人口的近4/5，“无户人员”数量超过千万。这一庞大的人群，推动了东莞色情业的繁荣。

　　东莞色情业的崛起，也与当地酒店业的发展大有关系。1996年以后，当地的民营资本大举进军酒店业。东莞市旅游局原局长李善奴曾表示：“就是钱多了不知道放哪儿，只好做酒店。”据统计，2009年，投资东莞酒店业的资金超过250亿元。这个面积为2645平方公里的城市里，竟然有97家星级酒店，其中五星级酒店就有22家，四星级酒店有25家，成为全球星级酒店密度最大、中国地级市星级酒店最多的城市。酒店业的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色情业的发展。

　　后来，桑拿业在东莞厚街镇、长安镇等地蓬勃兴起，致使色情业的从业人员进一步增加。除此之外，在长安镇等地，还出现了以五六十间店铺组成的著名的“红灯区”。

　　再后来，东莞色情业开始出现变革和整合，诞生了传说中的“ISO制度”——“莞式服务”。据知情人士透露，根据管理方的要求，“小姐”“出台”一次，要在两个小时内从几十种色情项目中选择一些客人感兴趣的，包括艳舞表演、特技等，甚至要满足客人对性高潮次数的要求。每名“小姐”服务之后，都会有评分小组打分，综合客人的意见，根据评级给“小姐”提成。据透露，东莞的“小姐”根据服务地域的不同，被分为“酒店小姐”、“俱乐部小姐”、“洗浴小姐”和“发廊小姐”四类，收费标准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可怕的是，在东莞，无论老板还是一般职员，即便是来此打工的外地农民工，都能找到相应的“小姐”。这一产业链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相关数据显示，东莞色情业每年产生的经济效益，一度多达500亿元，相当于当地一年GDP的1/7。如此庞大的规模和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使色情业日渐成为东莞的一张“名片”。

　　难以摘掉的“黄帽子”

　　这顶“黄帽子”戴起来容易，摘掉却很难。为此，今年55岁的刘志庚，不得不一次次“站到台前”。

　　2003年，央视记者曝光了东莞樟木头镇几家重点娱乐场所黄色交易猖獗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几个月后，刘志庚从清远市被调到东莞，出任市委副书记。随即，他参与了一轮对全市娱乐服务场所的清查。就在那轮行动中，刘志庚意识到东莞涉黄问题的严重性。而这里的色情从业者，也认识了刘志庚。

　　自那以后，一个叫做“台风”的名词，开始在东莞传开。“台风”其实是东莞色情从业者对政府扫黄行动的一种统称，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们对政府每次扫黄力度的肯定，称其“如台风般强劲”；二是色情从业者对行动的不屑，说它“一阵台风刮过就会过去”。从2004年到2009年，东莞的周期性扫黄一直没停过，每次都能抓到不少“小鱼”，但没有一次能彻底网住“大鱼”。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色情业老板和当地的某些官员相互勾结，每到警方行动时，“大鱼”都会提前收到通知；另一方面，即便有人被抓了，也是“以罚代管”，“破财消灾”。刘志庚很快就发现，东莞的“黄帽子”真的很难摘掉。

　　此时的东莞色情业，已经形成了一条结构完整、错综复杂的利益链。在色情服务的上下游，分布了不同的产业，如给“小姐”提供化妆、美甲、服装、首饰、性用品等的“商业配套体系”。当地色情短信服务业也迅速兴起，几乎所有初来东莞的人，都会收到“温柔乡”类型的短信。有报道称，由于色情广告短信泛滥，一位到东莞出差的中央领导的手机也被“袭击”了。这位领导要求严查短信来源。广东省公安厅督查后发现，短信中宣传的公司确有其事。于是，中央开始责令东莞出重拳扫黄。本就对辖区内涉黄问题痛心疾首的刘志庚，出任了“急先锋”。

　　2009年11月，在中央综治委、公安部挂牌整治下，东莞开始了历时一年半的扫黄行动。行动共分三步：第一步是抽查摸底。调查组发现，东莞大量无证营业的桑拿场所，几乎每一家都有色情服务；数千家酒店大部分都有按摩服务项目。第二步是“组合拳”出击。2010年，东莞进行了5次“曙光行动”。当年3月29日，“曙光1号”最先打响；5月23日晚，“曙光2号”悄然展开……为了配合这些行动，刘志庚频繁在媒体前露面表决心。2010年11月，他表示要进行半个月的专项行动；12月，他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拿出最硬措施、执行最严标准”，严惩“保护伞”。行动中，3名警长因监管不得力、工作渎职丢了官。这在东莞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三步就是“清场抓鱼”。据悉，仅2010年11月的“雷霆行动”，就在厚街镇抓获了16 名卖淫嫖娼人员，在寮步镇查处涉黄案件26宗，在常平镇抓获“站街女”41名；曾经在全市“闻名”的天鹅湖酒店、中环酒店、新一族酒店等，都被查封。

　　是什么造就了“性都”

　　那么，为什么在刘志庚如此大力度的整治之后，东莞的色情业还是难以根治？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性都”？

　　记者调查发现，在最近一轮扫黄风暴中，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就是发廊女和暗娼。她们最大的服务群体就是外来农民工。他们的性压抑，是“性需求市场”存在的直接原因。2010年1月28日，广东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广东省性学会会长、省计生委主任张枫呼吁关注广东3000万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认为如不加以重视，将危及社会稳定。性需求的另一大群体是港商和台商。和近在咫尺、可以周末回家的港商相比，来自海峡彼岸的台商的性需求更为突出。仅生活在东莞的台商、台商家属和台企干部，就有10万人左右。一方面，他们的生理需求需要满足；另一方面，东莞官方尤其是基层，离不开他们的投资。因而，对当地的色情业，东莞官方内部也有人持间接支持的态度。一名经济领域的官员就曾公开说，“莞式酒店文化”没什么不好。这说明了东莞扫黄难度之大。

　　最近，除了公安部门的打击行动，文化部也下发通知，要求严厉打击淫秽色情演出。可以说，是全国的“扫黄打非”运动影响了东莞，而非东莞的行动影响了全国。刘志庚在此次事件中敢于直面“性都”，勇气可嘉。但打击色情业毕竟是一项复杂、长期和艰苦的行动，“刘志庚们”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