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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欢欣鼓舞，有人困惑迷茫，有人骑墙观望……他们的所有情绪和立场，都与一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卡扎菲曾给他们带来光荣与梦想，也曾制造过痛苦和失望。

　　特约撰稿  尚之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些天来，班加西人对这句话大概深有体会。在2月的激战中，这座利比亚东部最大城市被反政府武装控制，成为反对派大本营、“自由利比亚的心脏”。

　　有人欢欣鼓舞，有人困惑迷茫，有人骑墙观望……他们的所有情绪和立场，都与一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他曾给他们带来光荣与梦想，也曾制造过痛苦和失望。

　　不错，这里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卡扎菲。

　　一个反对派眼中的卡扎菲

　　2月8日晚，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郊外，一辆小轿车疾驰而过。汽车后座上，36岁的律师哈立德·赛赫忐忑不安。他是一名政治活动家，公开呼吁制定国家新宪法、赋予人民更多权利。这天，他和另外3名律师接到警方通知，从班加西赶往位于的黎波里的内政部“汇报情况”。在那里，他们突然被塞进一辆小轿车，说是“领袖”要见他们。

　　几个人吓坏了。之前，他们谁都没见过卡扎菲本人，而且都有亲朋好友遭政府迫害、关押甚至杀害的经历。一路上，他们纷纷给班加西的朋友打电话报告行踪，以防自己莫名其妙“消失”。为掩饰慌乱，他们开始背诵经文，暗自祈祷。

　　半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一个马术俱乐部门前，那里架着几排铁丝网，一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一个人走过来，搜走他们的手机，把他们引入一个贝都因人的帐篷。帐篷前，一大团篝火熊熊燃烧。

　　他们在一张长桌旁坐下，一名侍卫送上来几杯骆驼奶。这时，卡扎菲进来了。他穿着一件褐色长袍，头戴一顶毛皮帽，几条饰物垂挂在肩上。随他一起进入帐篷的是两名高级安全助理。

　　与“客人”握手之后，卡扎菲在长桌旁坐下，开始滔滔不绝地“训话”。他警告“客人”不要效仿突尼斯和埃及，煽动反对派推翻政府。“撤掉你们在‘脸谱’上的网页，你们的要求将得到满足，”卡扎菲说。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训话”中，他经常长时间喃喃自语，不知所云，弄得几名律师一头雾水，面面相觑。

　　赛赫一边聆听“训话”，一边仔细端详眼前的“领袖”。他的恐惧一点一点散去，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涌上心头。这不是因为卡扎菲对改革的承诺——对此，他从无幻想，而是因为传说中那个“不朽的强人”，竟然皮肤松懈，满脸皱纹。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他想象成一个‘机器人’，可以长生不老，年轻人因此而丧失希望，”赛赫说，“可是当我见到他时，我在想：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一切，终将结束。”

　　回到班加西不久，利比亚局势急转直下。2月底，班加西被反对派控制。他们成立“全国过渡委员会”，赛赫是成员之一。委员会总部设在法院大楼，那里洋溢着“革命”的氛围：大门上贴着下一步行动计划；墙壁上涂满了讽刺卡扎菲的标语；年轻的武装人员穿梭其间，脸上闪耀着“革命的热情”；大喇叭里的“革命颂歌”《我们将继续》，久久回荡在空中……

　　谁也不知道，“革命”将继续多久。距离班加西不到150英里的拉斯拉努夫和布雷加，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仍在激战。虽然赛赫信心满满，称班加西已成为“自由利比亚的心脏”，但更多人担心，利比亚正走向“一场血腥而漫长的内战”。

　　一个家族的悲剧

　　班加西的沦陷，让这座城市的“暴力机关”成为众矢之的，抗议者几乎焚毁了这里所有的警察局、监狱和安全部门。28岁的奥萨玛·马克赫祖姆在城西的一个废墟中，找到了自己当年住过的牢房。那是一间狭小的黑屋，不到4平米，只在靠近天花板处开了一扇小窗。如今，所有牢房门都敞开着，墙上满是涂鸦，地上散落着脏兮兮的铁碗和食物碎渣。“以前，我们不敢直呼卡扎菲的名字，现在却要打倒他，”奥萨玛觉得像在做梦一样。

　　5年前，他在一次常规搜捕行动中被抓，后来无罪释放，没有人向他道歉。这件事让他深受刺激，从此变得“很反社会”。与他一起被捕的一位叔伯却没那么幸运，最终死在监狱里。

　　长期以来，班加西被视为反抗卡扎菲统治的“桥头堡”。它曾是利比亚的首都，在希腊、罗马时代，甚至意大利殖民期间，一直十分繁荣，居民也相对富裕。然而卡扎菲上台后，一系列经济政策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上世纪70年代，这里发生数起谋反事件，卡扎菲公开对几名谋反者处以绞刑。从此，这座城市变得荒芜，失业率不断攀升。

　　奥萨玛的家庭悲剧堪称班加西的一个缩影。1984年的一天，他家有一船货到港，卡扎菲的革命委员会没收了所有货物，并且拿到市场上出售。爷爷知道后，当天就咽了气。他家原本还有一些店铺和住宅，但因为卡扎菲“居者有其屋”政策，这些房产要么被没收，要么归当时的租户所有。

　　其实，卡扎菲并非一开始就是班加西的“敌人”。当年，他因倡导社会公正、弘扬阿拉伯民族骄傲、大力发展石油经济，一度深受班加西人民的爱戴。他们甚至上街游行，庆祝这位年轻英俊的上尉政变成功。然而没过几年，他们就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幻觉”中。

　　卡扎菲的“绿宝书”勾画了一个人人平等、民众自治的理想社会。可实践中，所有权力集中在革命委员会，真正的“民众”并没有得到实惠。在班加西的贫民区，道路坑坑洼洼，房屋破破烂烂；即便是相对富裕的居民区，也没有像样的下水道设施，许多家庭不得不自建排污系统。

　　这些年来，卡扎菲变得越来越古怪，有时令人哭笑不得。有一次，在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上，人们看到他在一家银行排队等候申请购房贷款。“真不知道他怎么如此作秀？”一个商人说，“难道他真的以为人们会相信，他需要贷款购房？”

　　无人知晓，他究竟是在作秀，还是真的沉迷于自己的世界无法自拔。他生造了许多自以为“平民主义”的新词，用一些奇怪的组合代替最熟悉的日常用语，为他的“理想国”更添一层“虚无”色彩。

　　“听他讲话，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我总觉得，他要么疯了，要么嗑了药，”奥萨玛说，“在电视上，他可以用最大嗓门，喋喋不休连续讲75分钟，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巫术、宗教、健康、政治等，但全是废话。”

　　怎么会这样？奥萨玛感到困惑。“你永远没法知道答案，”他说，“因为我们连自己都不了解。”

　　一个两面派的生存之道

　　自从反政府武装控制班加西之后，整个城市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并非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奥勒姆·法拉赫毕业于班加西唯一的大学加里昂尼斯大学，后来成为校长助理，也是当地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如今大多已逃离班加西，或者出国。“但我没有杀人，没有偷抢，没有监视任何人，”他说，“我相信革命理想。”

　　据他介绍，革命委员会分为4个等级，最高层是革命军，卡扎菲的精锐部队，而他属于最底层。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密切关注局势发展，掂量着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间的力量对比。他既痛惜卡扎菲的极端，也批评反对派的无能，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团结和管理好一个国家。他把自己描述成反对派的一个同情者，自称参加了2月15日班加西的第一场示威活动。但有人说，他那天其实是站在警察一方，而非示威者一方。还有人看见，他于次日调用了两辆校车，运送卡扎菲的雇佣军。

　　这些天，法拉赫行动十分小心，像一个警觉的猎人。他摘了车牌，白天很少出行。自从反政府武装控制班加西后，已有数名革命委员会成员被杀。法拉赫的老板、加里昂尼斯大学校长早在战乱之初就逃到了的黎波里。也有人要杀法拉赫，是学校的几名教授保护了他，因为他曾经在卡扎菲的心腹面前维护过教授们。显然，他很早就为自己留了后路。

　　从某种角度而言，每一个利比亚人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包括一些看上去“义愤填膺”的反对派。为了生存，他们也曾私下与革命委员会做过交易，包括监视同事等。只是，他们不像法拉赫那样，与当局走得那么近。

　　法拉赫是在2001年一次学校演讲后被卡扎菲看中并参加了地方革命委员会，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他说自己曾被卡扎菲的思想深深吸引，但后来逐渐失望。“卡扎菲讲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利益、人民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等，”他说，“可当你接近他时，你却看不到这些，他不过是用这些进步词语构筑自己的名誉，他什么也没做，利比亚人因此而开始仇视进步思想。”

　　人们无从知晓这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但他确实因为参加革命委员会而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他有一处舒适的公寓和一辆小汽车。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两面派”、“撒谎者”、热衷于追逐权力。

　　随着局势的发展，法拉赫似乎越来越有信心，言语中对反对派带有明显不屑。他认为这些人缺乏远见，技术专家和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各个部落存在严重分歧。放眼班加西，没有一个人具有领袖魅力。他说，利比亚依然由贝都因人的价值观所统治：部落、家庭、宗教、强人领袖，而卡扎菲对此了如指掌。

　　“卡扎菲不可能被推翻，他控制着利比亚西部地区。在的黎波里，学校依然正常上课，而这里，却关门大吉。经济凋敝，这样的日子能维系多久？”法拉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