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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都公司大堂内，放置着公司为毛泽东制作的灰色中山装，其后写着：“1949·胜利者的选择。”在新中国建立的几十年中，红都为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历任领导人制衣。

红都公司的东交民巷门店老照片，地址即透出其特殊背景图片来源：红都公司官网

红都门店陈列着为毛泽东制作的灰色中山装(复制品)王緢/摄

　　胡耀邦是第一位请红都制作西装的中央最高领导人。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服装品牌，也一直参与和见证着中国政治的变迁。

　　政界始终是红都最忠实的顾客。每年全国两会期间，红都独家承担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制装的任务，它也是目前北京唯一的国有服装企业。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王緢发自北京

　　一家服装企业很难有什么特别的，哪怕它刚刚举行了一个55周年的纪念庆典。

　　这家名叫红都的公司主营高级服装定制，有8家直营门店，一年营业额3000万元。公司也有成衣品牌，但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广告中，找不到它的痕迹。

　　红都公司总部位于东交民巷28号，若从地址上看，则有可能出身显赫。不过它真正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顾客：包括了从毛泽东开始的新中国所有最高领导人，以及众多的中央领导们。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身着的深色中山装礼服，就是由红都公司设计制作的。

　　国庆当天，红都公司制装师高黎明一大清早就打开电视，等待典礼直播。当胡锦涛走上主席台时，他一眼就认出自己设计的中山装：其领子稍宽，前襟平挺。他悬了两个月的心才放下了。2009年7月，红都接到为胡锦涛制作国庆阅兵典礼礼服的通知。自中共“八大”起，红都接到这样的任务，总是确保稳妥完成。

　　在设计胡锦涛礼服时，高黎明考虑到阅兵时间、天气等因素，选用了高织纱花呢，裁剪时将领口加宽立翻，4个兜里也压了层粘胶，使衣服更为平整板挺。高黎明还在缝合衣服下摆时特意加了一个褶，以备阅兵时广场起风，避免衣角上翘与摆动。

　　这样的设计得到了认可。国庆典礼上，其他8位常委身着西装，胡锦涛的中山装当即引发了海内外媒体对中国领导人着装政治的解读。而红都，也再次被媒体提及。事实上，这个充满政治意味的服装品牌，北京市仅存的国有服装厂，也一直充满着特有的政治敏感———比如它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推出的“高端中山装”，其样式就是由胡锦涛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礼服稍作改动而来。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随着辛亥革命百年一系列事件的到来，中山装正在成为诸多政界人物的选择。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便穿着中山装露面。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与沪上服装名店合并发展而来的红都公司，几乎独享了为中央领导人制衣的政治殊荣，也一直参与和见证着中国政治的变迁———从邓小平出席联合国会议，到改革开放初胡耀邦的西装，再到胡锦涛阅兵。

　　从毛泽东开始的“红都”时代

　　在红都公司大堂内，橱窗里放置着红都为毛泽东制作的灰色中山装，其后写着，“1949·胜利者的选择。”如同“红都”这个名字所寓意的“红色首都”一样，这个品牌的开始，也充满着特殊的政治色彩。

　　1956年2月，中共八大召开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反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八大筹备中，认为要以苏联为鉴戒，独立思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

　　此时，中央办公厅也意图为毛泽东特别制装，塑造其全新的形象亮相八大。

　　当时的中南海制装技师是京城名剪王子清。在北方，这样的顶级技师实属凤毛麟角，更多业界高手集中在“上海滩”。他们大多师出“红帮”，即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根据中央办公厅的指示，王子清等人前往沪上，挑选了田阿桐、王庭淼、王富成等12名服装技师进京。

　　12名服装技师被安排住进中南海一个小院里，组成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专为中央领导人制作服装。他们上午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遇到紧急制装任务还会通宵工作。

　　技师们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日常通信也必须遵守保密制度，外出还要特别批条。他们获知，服装加工部的首要任务，是在八大召开前为毛泽东设计合体的着装。

　　12名服装技师中，31岁的田阿桐最被看好。其13岁到上海奉化帮学艺，三年后应聘到租界一家英国服装公司，不仅做西装、皮装、旗袍，还做各种时尚淑女装，很快便成为上海滩顶尖裁缝高手，拥有了自己的“田阿桐服装店”。中央办公厅抵沪举行技艺评比时，田阿桐摘得了头魁。

　　1956年8月，田阿桐接到为毛泽东制衣的任务。中央办公厅人员再三叮嘱他，这是高级机密。

　　半夜12点，工作人员带领田阿桐来到中南海书房。出于安全考虑，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目测量体”。但凭着丰富的经验，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

　　根据毛泽东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悟的特点，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的款式进行了改造。他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将传统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公分。在裁剪上，为突出毛泽东身材挺拔，田阿桐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后片比前片略长，垫肩稍微上翘，中腰稍凹陷，袖笼也略有提高。

　　毛泽东对这样的设计非常满意，还特地拍了一张半身标准像。后来，这张标准像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1956年9月16日，毛泽东身穿大尖领中山装亮相中共八大。

　　中共八大及毛泽东的崭新亮相受到了海内外瞩目，习惯从细节寻找寓意的西方媒体将这款改造后的中山装称为“毛装”(Maosuit)。

　　随着新中国国际交往恢复、外交活动增多，中南海也亟需塑造新中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员的形象。通过周恩来协调，1956年3月至4月，沪上多家西服名店迁往首都，陆续在中南海、外交部、使馆区附近开设西服加工门店，主要服务对象是各国使馆和出国人员。

　　1958年，波纬、雷蒙、造寸等7家迁京服装店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东交民巷门店改称为“反帝服装店”，但为方便别国使馆人员前来制装，第二年又更名为“红都”，并沿用至今。

　　完成八大制装任务后，王子清、田阿桐等服装技师也从中南海迁往红都。

　　见证政治风云

　　“毛装”令田阿桐声名大噪，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要求田阿桐前往制作中山装。高黎明说，“那是田师傅的时代，中办一来人，厂里人就知道，田师傅又要去中南海了。”高黎明1981年到红都工作，1992年跟随师傅田阿桐出入中南海，逐渐接手领导人制衣工作。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田阿桐是江苏常熟人，他们时常用家乡话聊天。江泽民有时会问，“小高，你听得懂吗？”高黎明说听不懂，他们便改回普通话。

　　往后，高黎明到中南海去，领导人也会聊一聊，问他工作忙不忙，红都现在怎么样。尽管气氛轻松，高黎明接到制衣任务还是会失眠，一直到领导人穿上才能踏实。

　　自田阿桐时代起，红都设有一个“第六车间”，精心配备十多个工人，机器也从国外进口，以便处理进口面料。首席服装技师层层把关，不仅需要技术高超，还要熟悉领导人的体型、脸型、个性偏好和穿衣习惯。

　　毛泽东青睐大尖领，对中山装的颜色也只认准灰色。田阿桐为他做的中山装春秋以中灰色为主，冬天以深灰色为主，面料则主要是啥味呢和哔叽呢。

　　在为邓小平设计中山装时，田阿桐根据他的身材，将领子减小，领口降低，这样就显得精神。1986年12月19日，田阿桐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第一次给邓小平做衣服是在1956年，直到现在30年了，但他的体型基本没有变化，也一直沿用老尺寸。

　　红都“保证完成每一次政治任务”，并以此为豪。其办公楼里多处陈列着中央领导人与服装技师的合影，见证了新中国阅兵、出访和重要会议的召开。他们的制衣史，也成其为中国政治风云流变的缩影。

　　百年前，孙中山提出废除长袍，尽易旧装，试制出后世以其命名的中山装。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以之为“推翻帝制”的标识。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领导人和外交人员也选择穿着中山装出席重大会议、庆典或是重要外交场合。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部长乔冠华将率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出发前夕，周恩来特别要求：出席正式会议时，中国代表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红都接到为中国代表团制装的政治任务，仅用4天半的时间就制装100套。

　　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阐述“三个世界”的理论时，也穿着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

　　随着改革开放，中共领导人着装风向也在变化。

　　1983年2月，胡耀邦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同志座谈。他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任仲夷笑着说，“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我们才没有顾虑，胆子才会壮起来。”胡耀邦则回答，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

　　1981年，田阿桐师傅就开始为胡耀邦制作西服。高黎明回忆，胡耀邦总书记是第一位请红都制作西服的中央最高领导人。红都技师为中央领导人制作的西服，通常采用平驳领、前襟两粒单排扣，显得干练庄重。

　　“红顶企业”的竞争与扩张

　　改革开放前，红都不对外营业。但各地政府为分沾“殊荣”，纷纷邀请红都到当地开设连锁门店。到红都门店定制服装的人须持有省部级以上介绍信，他们多为政界、文艺界名望人士。

　　1985年12月，为顺应改革开放潮流，红都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93年，“红都集团公司”组建成立，下属全资公司、参股公司等15家。公司成立庆典上，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红都题词“继承优良传统再接再厉”，时任北京市市长李其炎也到会祝贺。

　　红都不仅延续着为中央领导及各界名流制装的地位，也向普通百姓敞开了大门。1980年代，北京的工资水平多在每月几十元，一套几百元的西服，一般市民仍是消费不起。每当下班时间，红都两千多员工穿着西装或中山装从工厂鱼贯而出，令周围市民艳羡不已。至1990年代，人们的荷包逐渐殷实，慕名者也纷至沓来，红都技师每年的接单量也由百至千。

　　红都独有的身份也带来了数量可观、名利双收的团体服装定制业务。比如1984年为中国重返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队员制装；1999年为50周年国庆阅兵国旗、国徽方阵提供制装，该服装已经被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2009年，红都再度为60周年国庆典礼4个群众游行方阵制作服装，中标金额四百余万元。

　　红都为领导人制装也不再限于中山装等礼服。现任中央领导人在一些非正式会议场合越来越多地穿着休闲夹克，高黎明说，我们在设计这类服装时，优先考虑舒适大方，也会加入一些创新元素。

　　经历近30年转制，红都服装公司是目前北京市仅存的国有服装企业。服装行业市场竞争激烈，改革开放前的老牌子大都销声匿迹，红都则因其独有的历史标签得以创新发展。

　　政界人士始终是红都最忠实的顾客，其制装份额大致占去了公司定制总量的30%。

　　每年两会期间，红都独家承担为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制装的任务，会场驻地有专车往返门店。1999年后，红都进入代表驻地服务。

　　在红都做衣服已经是部分代表、委员的习惯，服装技师们也经常见到熟脸。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全国政协委员梅葆玖等就是红都的老顾客。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红都专为两会服务制作的成衣和定制服装销售近1600件。这其中，有200余件中山装。

　　值得一提的是，红都的定制服装仍保持着一档2000－3000元的中低端价位，这是为照顾当年持介绍信前来的顾客，诸如老领导、老教授，红都集团副总经理史海燕认为，“他们是红都的老顾客，也是红都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