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电站强震中爆炸之鉴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16日 07:20 21世纪经济报道
3月14日，强震中受创的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第三次爆炸。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13日表示，该电厂1号机和3号机，恐已发生“核心熔毁”，电站附近21万居民已被紧急疏散。在特大地震和海啸面前，核能发电的安全性正在接受考验。
罗文胜
中国现有核电站均位于沿海地带，环保部12日发布公告称，已要求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北京、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环保部门，加强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的监控。
即将闭幕的全国“两会”对此高度关注。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示，核电发展的安全性，需要重新评估。
我国核电正向内陆发展，经发改委审查完共计40多个初可研的核电项目中，内陆厂址占比约为75%，另有超过20个处于普选阶段的项目。和福岛放射性污染物主要向日本东部的北太平洋区域扩散不同，内陆核扩散不可测因素也应有远虑。
“兴利不如除弊，新技术的运用首在安全，次在效益。”全国政协委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林用三直言，现在一部分决策如核电、高铁、转基因食品等，“其形成有冲动之嫌”。日本事态警告我们，新技术使用在决策上要高度慎重，更要突出强调科学决策。
应加快总体规划
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0年我国的清洁能源在能源总量中的占比应达15%，比现在要增加近一倍，其中核电属清洁能源范畴。
中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钱智民两会中接受记者采访时披露，中国目前已投入运营的核反应堆有13座，总装机容量为1080万千瓦，计划2015年核电装机容量达4900万千瓦，2020年达7000万—8000万千瓦，预计2030年之前，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铀消费国。
钱智民称，最近5年我国能源消费增量占全世界83%，市场大，机遇大，安全风险也大，而整个能源行业，需要更详尽的总的能源科技规划，也没有完整的研发组织体系和相应的资金支持。
钱智民举例，美国的能源部实质是个能源科技部，每年能源科技投入200亿美元左右，主要用在安全环保上。一般说来，能源应用企业管，安全监督政府管，而我国就缺了政府监管这一块，这个问题在核电方面尤其突出。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鲍云樵对此颇为认同。鲍认为，中国以如此速度来发展核电，铀资源以及核废弃物的后处理等现实难题，等于是海量涌现，如果总体规划不完善，发展核电过程无法形成有效监督和预警机制。
中国核动力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炳德介绍，目前中国核与辐射安全法规体系按照法律效力分为四个层级：顶层有关核与辐射安全法律，已制定8部，待制定1部；第二层核与辐射安全行政法规制定了10部，3部正在制定过程中；第三层部门规章完成72项，待制定35项；第四层技术导则数目巨大，要全部完成更有待时日。众多法规纷繁复杂，但我国管理核领域活动最为关键基本法《原子能法》，却仍处于空白状态。
“《原子能法》之所以迟迟未出台，有技术原因，但更多的和政府职能部门划分有关。”陈炳德称，现在国家有四个部门和核能相关，部门职能交叉，非常不利于工作开展。福岛核电事件表明，核电安全的压力和挑战对人类已经进入临界点，以《原子能法》明确政府部门职责分工和政府与企业单位责权利，“非常迫切”。
事实上，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草案中，已明确提出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地发展核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巍称，他已在两会提议将国家核安全局建成隶属于环境保护部的相对独立的权威监管部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监管能力和技术水平。
安全是关键因素
“第三代核电技术自主问题，为核安全的关键因素。”刘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技术层面看，第三代核电技术转化吸收力度如无突破，我国今后五年将再次面临核电技术对外依赖严重的局面，“核安全为人所制”。
刘巍介绍，目前已投运的秦山、大亚湾等核电站，采取的均为二代技术。与第二代核电技术相比，第三代核电技术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即便发生强震，其内保护应激系统也能发挥作用，而且核原料运用具循环性。
国际上主要三代核电技术，为美国AP1000技术和法国EPR技术。我国2007年开始引进，采用AP1000技术，最终形成自有技术标准CAP1400和CAP1700，用于在建的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两座核电站。
然而，就我国目前掌握的第三代核电自主技术含量看，一些比较关键的技术仍在鉴定之中，引进吸收技术过程进展情况并不十分顺利，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电力增速比之前预想得要快，技术转让的速度跟不上现在经济发展速度。按照刘巍估计，第三代核电站装机容量要想超过第二代，“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这意味着我国同时存在核安全和铀供给双重压力。”刘巍称。按照能源局规划，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将占电力装机总量的5%以上，一年的铀需求量大概就要2万吨，几乎是全球铀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我国铀矿品位不高，且比较分散，采集成本很高，经济性不好。由于第三代核电铀低耗技术还有待提升，以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来看，我国解决能源危机困难重重，非一日之功。刘巍称，未来几年，很难实现不依赖国外能源。
既然三代核电还存在技术瓶颈，为避免两头不到岸，刘巍向两会提议，必须继续建设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同时，提高国内铀资源保障能力，加大海外铀资源开发力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陈念念称，我们研发的新一代核电技术，比如高温气冷堆，安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一步步发展技术”。
争夺30秒！我国核电企业要加大应急演练
王秀强 北京报道
3月12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核燃料泄漏事件。在特大地震和海啸面前，核能发电的安全性正在接受考验。
“选址考虑地质、气象、水文、交通等因素。一个核电站仅选址就需十到二十年，不能轻易动工。”中国核工业第一、第二国际核工程指挥部设计总工程师胥胜利说。
《21世纪》：日本核泄漏事故对人体和环境究竟有多大影响？
胥胜利：放射性微尘在大气中扩散，如果浓度过高，对环境和人体损害较大。但人体生活在辐射环境中，具有一定承受辐射能力，伴随放射性尘埃在大气中稀释，对人体危害将逐渐降低。
日本核电站的反应堆内有可以吸收中子的镉棒，能够控制反应强度。此外，日本靠海，这是重要地理优势。海水本身含铀235，微尘落入海水以后，对人体和环境影响较小。
1994年，我在国外遇到两起类似核泄漏，在事故扩散之前控制住了，比日本核泄漏严重。
不过，日本核泄漏之后，核废物处理是很大工程。由于事故后，不同放射性物质混杂在一起，处理难度极其复杂。
《21世纪》：总体看来，国内核电技术安全水平如何？
胥胜利：我国现在在建二代改进型机组，来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建设的核电厂，这种机型占美国现役核电站反应堆型的2/3，多数由美国核管理委员会颁发延寿许可证。
在大结构不变前提下，我国对这种机型在细节上作了一些利于安全和经济性的改造。我国反应堆机型较小，燃料浓度不够，在核安全问题上非常谨慎。
同时，国内核电整体设施正逐步加强，安全壳防护水平较高，铀燃料浓度不高，镉控制棒来源充足，核电堆型在国外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仪表、芯片等设备多从国外引进，安全性能可靠。
《21世纪》：目前，国内核安全监管力量是否健全？一旦发生核爆炸事故，是否有应急处理措施？
胥胜利：我国在核安全监管上与国际水平相当，内部管理没有问题。我们有多套应急系统。堆芯中有金属镉做的控制棒，插入核燃料后，大量吸收中子，减弱核反应强度，直接关停反应堆。
但是，有效应急时间只有几秒钟，而核电厂停堆成本太高，如关停一般须等待命令指示。在地震、海啸、商业利益面前，日本的反应偏慢，反应堆超负荷运行，容器压力过高，导致爆炸。如果提前一分钟应对，便能避免事故发生。
今后，企业必须加大应急演练，保证在30秒内迅速切断反应堆。一旦出现意外，迅速做出应对。企业和政府必须出台政策，支持应急模拟演练。哪怕关停反应堆带来严重损失，也要鼓励。这一方面也是我国所缺失的，应从日本核泄漏中吸取教训。
《21世纪》：目前国内核电站正在从沿海向内陆转移，这一产业发展格局是否合理？
胥胜利：核电布局向内陆转移必须考虑环保问题。核反应产生的废液有放射性，必须向外排放。核电选择在沿海，目的是利于放射性废液的排放。
核电不能仅仅考虑经济效益，必须同时考虑水环境污染，不能拿百姓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比如我国计划上马的一些核电站位于河流中上游，丰水期可以适度排放废液，前提是处理放射性，成本非常高；枯水期不能就地排放，必须建核废液储罐。
再者，核电本身做不大，百万千瓦算是大电厂。经济效益必须在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民生之间做出平衡。总之，必须慎重评估论证，国外通常一个核电工程仅选址就要论证至少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