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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烟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色彩斑斓的时代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得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民主受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当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地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鼓吹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当然，这样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两个对头，在自由问题上，其实观点十分相近。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采访整理/张凌凌)

　　陶涵口述：蒋经国成长记

　　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这直接导致了蒋经国的出生。

　　蒋介石14岁那年，母亲决定给儿子成亲，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19岁的姑娘毛福梅。毛福梅还有一名大约同龄的陪嫁女婢阿王跟进门。福梅体格强壮，个性和蔼，略为缠脚，较能方便做事，蒋母特别看中这一点。

　　婚礼在冬天举行。毛福梅说，她和夫婿婚后头两个月非常快乐，可是婆婆责备她教坏儿子偷懒，小两口一起出门散步，躲在房里说笑谈天。于是她便听话而对夫婿保持距离，以致夫妻感情不睦。

　　蒋介石于1907年进入北京附近的武备学堂。不久，就被选拔进入日本振武学校，在东京期间，蒋介石与中国流亡人士交往，并进而加入孙中山成立的革命同盟会。蒋介石利用暑假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设在法租界秘密总部的工作，并不回溪口老家。

　　毛福梅秉持中国礼教，依然忠诚可亲，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嫌弃这个老式的配偶。毛福梅曾向友人诉苦，说蒋介石时常殴打她。因此，1909年夏天，毛福梅似乎不会有生子的机会。但是，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蒋母深信不疑。

　　这是好消息，可是预言若要实现，总得安排夫妻俩有鱼水之欢呀！蒋母(王太夫人)带着媳妇到上海。蒋介石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毛福梅在这年夏天与丈夫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才回到溪口。

　　1910年4月27日，毛福梅临盆。她口述一封信给蒋介石，通知他已为人父，母子均安。这个儿子就是蒋经国。

　　与“少年继母”游学上海

　　1921年，蒋介石母亲去世，当时，尽管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华南军事局势吃紧，蒋介石却遵奉古礼服丧，在溪口守丧数个月之久。他在山上一间小屋静思，将个人生活提升到新的境界。蒋经国与祖母感情十分亲密，王太夫人逝世后，对11岁的他是感情上极大的冲击。

　　蒋介石把母亲安葬之后，与姚氏协议分手，与毛夫人亦正式离异。起先，他告诉毛夫人不得再住在蒋家宅子，在她哭求之下，他才让步。经国目睹这段对话经过。蒋介石写给舅子毛懋卿的一封信，描述他对结缡20年的妻子之感想是：“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

　　1921年9月初，蒋介石一度回到上海，又见到陈洁如。这次，他决心娶她为妻，或纳为侧室——看你要相信哪一种说法而定。陈母起先不肯答应，后来却又答应。婚礼在1921年12月5日举行，此时她仅有15岁。她的继子经国，可只比她小4岁！

　　12岁的经国，进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念书，曾经有一段时间与陈洁如一起住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三巷九号。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不在上海，她和经国建立起不错的关系。他管这位只有16岁的继母，称呼为“上海姆妈”。她既是他的大姐姐，又是他的少年继母，影响到他此后一辈子对女性的罗曼蒂克理想化印象。

　　少年时期的蒋经国，蓄短发，方脸像母亲，额头高像父亲。当着父亲面前，他拘谨有礼，相当紧张。蒋介石要求儿子每星期天要写一封“两三百字”的信给他，报告课业进修心得，儿子疏于写信，必遭斥责。他建议儿子把他的去函保存下来，有暇就取出来反复温习。然而，他自己本人经常没空写信，就指示儿子要读些什么书。他继续强调《四书》的重要性，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也列在书单之上，但是似乎没有古书来得重要。蒋介石有时候也把自己批注、读过的书寄给儿子。他建议儿子这些古书要“读百遍以上”。

　　蒋经国小学毕业后，升入上海浦东中学，当年春天，也就是孙中山逝世两个月之后，上海爆发一波警方压制民众示威的流血风潮。此时，经国受同学推举，四次出来领导群众活动。

　　在俄罗斯与邓小平同班

　　1925年10月底，15岁的蒋经国和友人登上一艘苏联货轮，准备留学俄罗斯。他住的舱位原是运牛用的。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他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苏联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校方为学生们取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持续12年。

　　在这里，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蒋经国非常积极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

　　当年21岁的邓小平直接由巴黎转来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5年，因为负责主编一份油印周刊《赤光》，得到“油印博士”的绰号。邓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但是不到几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钢炮”的浑号。邓小平由于在巴黎有过一段奋斗的岁月，在中山大学既有特权，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个店铺可以买到他喜爱的法式牛角面包，也偶尔跑到俱乐部打打桥牌。

　　邓小平和蒋经国分配在同一班，共有20人；邓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因而负责评估所有团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邓、蒋两人显然交情不错。邓小平身高比蒋经国还矮，两人因体形相近，反倒倍觉亲近。蒋经国经常借着莫斯科河边散步的机会，向邓请教他在巴黎的经历。于是邓写了几篇文章，谈论他在法国的工作经验，交给蒋经国主持的《红墙》发表。当时，邓小平与张锡媛热恋——张父是铁路局的一位主管，张本人则是与蒋经国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之一。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蒋经国处于早熟的16岁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15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冯弗能写了许多情书给男朋友，芳心暗喜这样一位优秀学生关心她。当时，中山大学男生人数远远多于女生，而且绝大多数男生都比经国年岁要大，他竟然能独获美女芳心，的确在同学群中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1927年，邓小平离开莫斯科，加入“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担任顾问，他回国的时机正是中国局势大动荡的紧要关头。1930年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每一科都是“优等”。他的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他的个人资料档案上，记载他“非常聪明……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其后，在被苏联强留7年之后，蒋经国带着他的苏联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回到中国。

　　在江西改革初露锋芒

　　1938年春天，蒋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建议，派27岁的蒋经国担任设在省会南昌的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在江西省的主要职责是政府工作。熊式辉期待这个年轻人仕途有个舒适的开端，不必担负太多实质工作。不料蒋经国却全心投入工作。地方党政首长相当狼狈难堪，因为经国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1939年，日军攻占南昌之后，蒋家住到赣州。新职是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这块统称赣南的第四区，涵盖整个江西南部11个县，人口约200万。奉派行政专员新职之后，蒋经国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

　　他每天走80公里，不久就走遍1500公里，到处与农民、商人、公务员、文艺人士和难民交谈。可是，他所到之处并不是人人都欢迎他。傲慢的地方仕绅难掩轻蔑之意，对他疑心十足。奸商不理他，照样经营赌场、鸦片馆，深信已经打点好的贪官污吏会保护他们。乡间强盗拦路行抢，各姓宗族不时互相械斗，老百姓久经欺凌，已经心如死水、漠不关心。

　　蒋经国认为恢复地方治安是第一要务，定下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蒋经国认为要减少犯罪及盗匪，关键是肃清烟、赌、娼。夏天时，他宣布禁绝吸食鸦片和赌博，“绝不宽贷”。两名地方官吏的太太打麻将赌钱被抓到，被罚跪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两天。

　　蒋经国宣布以一年为勒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死刑。警告期满，警方逮到一个大商人的儿子吸毒。经国正在考量是否宽赦时，接到熊式辉电报，命令他把犯人移送到临时省会。经国获悉富商父亲进行游说，下令立刻执刑，然后向熊式辉报告，电报收到时已太迟，不及遵令解送犯人。

　　取缔娼妓可就更不容易。赣南11县共有150家妓院，687名注册公娼。传统上县库收入有相当比重来自向妓院课税。虽然如此，蒋经国还是在1941年取缔娼妓，安排公娼转到工厂做工，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也予以裁撤。据当地一名研究人员说，到了当年年底，赣南地区妓院已销声匿迹。

　　当时安远县有个地主号称丁老虎，即控制了整个村子，私人拥有100多支枪的丁勇。蒋经国听到各方对丁老虎的投诉，把丁老虎抓起来，没收他的枪械，还把他当做逮到的老虎，倒吊在竹竿上抬走。

　　总之，江西的雷厉奠定了蒋经国的传奇名声与政治实力。

　　(采访整理/潘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