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澳洲“祥子”

　　“国内我能做人上人，在这儿我注定是下九流”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Peter已经不能再被称为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护照上“国籍”一栏标得清清楚楚：澳大利亚。但他执拗地认为，“拿了个外国证就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纯粹胡说八道”。不过，他还是更习惯让人叫他Peter，而不是他的中文名。

　　离开中国20年，他习惯拿起电话先说“hello”而不是“你好”，但一旦聊起天来，一口道地的京片子还是立刻“出卖”了他。如今在悉尼靠开出租车谋生的Peter，笑称自己是现代版“祥子”，所关心的话题和他的北京同行们也几乎没什么不同。他侃侃而谈唐骏学历门为什么不会在澳洲出现，对国内发生的社会新闻如数家珍，朋友们甚至笑称他是个“政治局委员”。他从来不看澳洲电视台的节目，“看不明白”。即使英语已经不再是阻碍，文化上那层隔膜始终还是不能消除。

　　和农民进城没啥区别

　　20年前，30岁的Peter还在北京从事化工生产工作，机关单位里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一肚子憋屈无处发泄。而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尽如意，和老婆“奉子成婚”的他，一心想要逃离。所谓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正在向中国的第一批移民殷勤挥手。

　　抱着“是男人，就得闯一闯，得证明自己”的想法，Peter踏上了飞机，目的地，是留学签证最易到手的澳大利亚。全身上下除了简单的行李，他只有全家人四方筹措而来的1000多美金。不知道归期，也不知道能否留在澳洲，“风萧萧兮易水寒”，他笑着说，就是那种感觉。

　　初到澳大利亚，Peter只会几句简单的英文，几乎无法与人交流，“那时候，真的和农民进城没什么区别，心里特别难受。”

　　由于拿的是留学签证，他必须不停交学费才能续签。开始，他也抱着要好好学习回去光宗耀祖的想法。但只念了半年，迫于生计，他就只交学费，不再去语言学校，把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拆房子，澳洲当时房子多半为平房，砖瓦结构。Peter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砖块一块块卸下来。“早上起来星星还在天上闪着，晚上回去月亮都老高了”。苦，想起那段日子，Peter只用一个字就足以总结。

　　第二份工作是装修工人，虽然活儿粗，但胜在收入不错。一小时30多澳币的收入，足以让Peter在维持生活必需以外，还能攒一点钱。

　　由于那一时段特殊的政治形势，90年代初，澳洲政府一次性为约8万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阴差阳错之下，Peter留在澳洲，并将妻儿一并接了过来。

　　起步的生活总是艰难，虽然当地早有华人居住，但第一次大批量涌入华人，还是让当地白人居民对中国人颇有微词。“他们不会表达得特别明显，就是在说话的时候，‘Chinese’，那个语音、语调，一听就知道他们歧视我们。”日子长了，也就从愤怒到接受，直至漠然地面对。“国内我能做人上人，在这儿我注定是下九流。肤色决定了你和他们是不可能成为同一类人的。”

　　更痛苦的事儿，还不是外国人造成的伤害，而是同胞间的相残。“过去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恨不得捅你一枪。中国人都狡猾。”Peter总结。

　　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

　　Peter梦想能落叶归根。澳洲和中国，在他眼里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可是没得挣，活那么长又有啥意思呢？”他嘿嘿笑起来。

　　事实上，1999年，Peter回过一次国，身份是“澳籍华人”，投资做防火安全检测，他摇身一变，从装修工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他发誓，要赚一笔大钱再回澳洲。

　　“澳洲的法律就像是张网，再小的鱼你也钻不过去。在那儿我没有优势。可在国内不一样，我太了解咱们国家了，在国内只要你有基础、有人脉，到处都有漏洞，到处都有灰色的收入。我回国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没有半点不适应，谁要说自己不适应自己祖国了，那绝对是矫情。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不过，弄了7年，生意还是失败了。他将原因归为遇人不淑，合开公司的朋友总是侵占公司资源来谋取私利，久而久之，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想了想，也承认自己还是太倔了，所以注定没法和人合作。他最熟悉的中国 江湖，也许并不一定适合他。

　　中途，他大哭过一次。那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辜负了老太太，这么大个人儿，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点名堂来。”

　　“澳憨”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到澳大利亚，做了个现代“祥子”。操起方向盘，在悉尼的大街小巷转悠，和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人闲聊。

　　仍然很愤怒，仍然关心着国内。到现在，他每天出车前都还要浏览国内的新闻网站，生怕别人聊起和中国有关的话题自己不知道，不能成为闲谈的中心会让他感觉失落，而这是最要命的。

　　有一次，一个“洋鬼子”坐他的车，他看见那人的包上挂着日本的LOGO，本来不关他的事儿，他却硬要和人争辩，日本对不起中国。“‘知道1937年的事儿么？’我问他。洋鬼子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那怎么能过去呢？我也杀几个日本鬼子，然后过几年人家也说这过去了行不行？”他义愤填膺地说完，然后又干笑几声，说，“我还是个愤青吧，国内是这样形容我们的吧？”

　　“愤怒中年。”我说。他“哦”了一声，“对，我老了。”

　　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再像年轻时一样冲动，为了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就能和人争得面红耳赤。做出租车司机，有时会遇到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儿。比如一个中国男人欺负另一个中国女孩儿，他想了想，没管。“毕竟是男的付我车钱，而且，管了今天也管不了明天啊。”

　　澳洲现有人口2000万，仅悉尼一地，就有50万中国人。但在澳洲，Peter没多少朋友，国内也一样。大多数时候，他过得有点儿孤独，形容自己是“澳憨”。每天的生活单调又乏味。工作、上网、看国内电视和新闻，然后就是休息。

　　对同胞，他提防；对本地人，他知道自己融入不了他们的圈子。

　　5岁时被他接出国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香蕉人”。从来不看中国电视节目，接受的是纯正的西方式教育，在拿到双学位后，进入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这是Peter所希望的“真男人”形象。

　　加国移民速写

　　本刊记者 王大骐  特约撰稿  王海林 

　　发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7月20号，媒体人王利芬在微薄里面讲：“有一位同事从加拿大回来，面色白中吐红，这是我看到她最好的脸色，环境空气多么重要啊！她才去一个月。想想有些外资对来北京工作的人要发环保补贴这个事实吧。” 

　　面色苍白，在加拿大读书的小王看了之后说：“我们这边的人有几个是王利芬的同事啊？我要是她的同事就用不着为了糊口去电话中心打调查电话，每天都几乎要吐血了。”

　　其实，移民中的大多数人和你我一样，在国外的生活无非是另一次奋斗的开始。

　　老陈

　　老陈和他的儿子站在新租的锈迹斑斑的仓库前等人卸货。讲法语的卡车司机，当着老陈的面用巨大的金属钳子一下子就绞开了集装箱的钢筋封条，一小火车皮般的长纸箱堆呈现出来。老陈解释说，里面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布匹。在汗流浃背的几小时疲累折腾之后，其中一个破损箱子的一角露出了光闪闪的一片，老陈的谎言不攻自破：远渡重洋飘过来的竟然是满仓库的不锈钢棺材。

　　在加拿大生活久了，人说话就也显得直白，让老陈去撒个谎也着实不易。劳累之余，老陈把他过去的经历交代得一干二净：文革时苏南的劳动标兵，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在大家都为一个“万元户”努力奋斗的时候，他已经在广州通过走私汽车赚到了50多万人民币的第一桶金。“当时觉得人生没有了希望，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花这些钱，吃喝无度，嫖赌也找不到地方，两个月就胖了20多斤。”

　　好景不长，公安机关最终盯上了他。老陈从边境出逃到缅甸，8天7夜战地逃亡，最后偷渡到泰国，转战南美，最终抵达加拿大。原配还在国内，胖墩墩的子女已经过来加拿大和老陈一起经商。老陈在加拿大又娶了个广东籍的老婆，新生了个女孩才2岁半。

　　最初，老陈在这边和广东老婆开餐馆。到底是在道上混过的，不同于大多数现在仍然隐身于唐人街打廉价黑工的那些偷渡客，老陈通过种种手段转正了身份。此后，也回过几趟国，结果做煤炭生意时被一个外表憨厚的山东商人给坑了。好在以前国内和他走私车辆的小弟们很多都变成了老板，其中有个开起了棺材厂，制造精美细致的不锈钢棺材，用做西方人的最终安度。老陈说：“本来让他们给我发一个集装箱卖卖看看，哪知道他一次就给我发过来满满的一仓库。好在没有定金，等我卖出去再给他们钱。”

　　老王

　　台湾来的老王老婆是上海人，比他小20岁，儿子也很小，只有6岁。老王的办公室里贴满了儿子的涂鸦大作。每每和老王谈起他儿子，老王眼睛放亮，话匣子猛开，亲子之情，溢于言表。

　　老王说：“我的儿子好有想象力啊，他给我画怪兽，还有漫天的小星星，思维很是天马行空的， 本来想让他跟一个中国的老师学简笔画，老师教的都是什么小花啊，小猫儿之类的，儿子不喜欢，我也不喜欢。还是天马行空好呀，火星撞地球嘛，为什么规规矩矩的，在加拿大就是要让孩子充满想象力地成长。”

　　老王的话代表着不少移民家长的心声，很多人出国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孩子。孩子在加拿大能享受到什么优惠呢？ 起码在魁北克，生孩子有政府财政的补助，“牛奶金”可以支持孩子生活到18岁成人；孩子可以避免填鸭式应试教育的束缚和压力，很自然地学会讲英法两门官方语言和考上大学。宽松的环境，优良的教育，也造就出北美二代华人移民中很多优秀的律师、医生、工程师、高级金融人员等等。

　　老王说，国内清华北大的排名在世界大学里面都在200名开外，这让他很不理解：“这边普通孩子只要稍稍努力就可以去麦吉尔、多伦多大学这些国际名校，可是国内几十万里挑一的学生才有可能去清华北大这些国际上排名200以外的大学！看起来学校也像赛车，你个人跑得再快也赶不上手握一辆配置好点的汽车。”

　　老王经营的一家旅行社，主要业务之一是出售机票。“每当我看见客人买一张单程回国的机票，我都祝贺他们啊！不用往返回来，回国多好啊，以前和我在台湾一起打拼的人，现在很多都是身价几亿的老板啦，大陆也一样啊，有钱人不得了啊，在加拿大，交税都交得郁闷，很难有多的存款啊，还是国内好，机会多，很容易发财啊。再说了，有钱了去哪里不都一样，我巴黎旅行社的朋友说，在法国旅游的中国人，都去排队买奢侈品啊。国内的人现在真是有钱。”

　　“那你愿意以后带着老婆孩子去大陆发展吗？”老王笑而不答，沉静片刻，“要是我还年轻，或许又是另种选择吧。”

　　小白

　　小白27岁，出生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的小区。生于皇城根下，他优越感很强。刺激到他的是工作以后的薪酬待遇，同在驻京法国奢侈品公司工作，他和有加拿大国籍的华人同事干同样的活，却赚少了近8倍的工资。

　　“凭什么呀！”小白说。这个“白领”做得憋屈，北京生活水平高，那些月月定量的工资扣去支出后，基本没有剩余，还要时不时接受父母的补给，真是“白领”了。小白于是乎就加入北京的“法语联盟”，申请到法国的研究生，最终转战到人口750多万的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做起了新移民。

　　初来乍到的小白，对有着北美小巴黎美誉的蒙特利尔充满了好奇和迷恋。摩肩接踵在市中心主要商业区圣凯瑟琳街各色皮肤的人群中，小白欣喜地感觉到自己也成为了他们的一分子。小白说，这里有各色国家的小吃，与欧陆情调相近的西餐厅、咖啡馆、酒吧、脱衣舞店、歌剧院、美术馆。更不用说那些整个夏天没完没了的节日：爵士音乐节、焰火节、热气球节、嬉笑节、同性恋游行……就连弥漫在市中心各个角落的大麻味都不会使他反感。在法国香颂般舒缓的城市节奏中，还未到而立之年的小白觉得一切都值得陶醉，一切都有希望，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小白现在处于稳妥的过渡时期，衣食不愁，在中国人开的培训学校里，修一门介绍魁北克创业的课程。每周学6个小时，就可以收到政府700多加元的月补助，同时还帮着学校赚政府的补贴。小白讲，同班的一个女移民，刚刚怀孕，政府每个月给她的补助比小白还要多1000多加元。全日制的学生，政府可以报销两千加元买电脑的费用。这对于很多在蒙特利尔每个月生存成本为600加元左右的华人来讲也还是有着很大的实惠。

　　“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不过也有好多老移民，一味读书，不找工作，一直在吃政府的补助，慢慢地习惯于自己的懒惰。”小白说。

　　老寇

　　老寇是来自山东的投资移民。不会讲英语，却在多伦多当地华人圈子里面生活得怡然自在。“为了呼吸加拿大的空气也要移民！”老寇喜欢这样说。

　　怕老婆的老寇在国内普通人眼里也算是个成功者：炒股高手，多套房产，小型企业，八面玲珑的社会关系和小鸟依人的情妇。

　　如今，儿子马上就读约克大学，老婆在华人超市理货。老寇在甜品公司里面做货运司机，工作虽辛劳，却换得精神轻松。

　　保持着国内经商时的勤奋和精明，老寇像其他加拿大邻居一样热衷于自己的家居生活。在从越南人手里买的优雅别墅中，不同于邻居绿葱葱的草坪，他宽大的后院里点缀了许多黄瓜和西红柿，时不时还定期漆亮车库外的路面，调整地下室的吸湿器，就连给儿子买一辆二手的马自达3系车，老寇也会不厌其烦地去印巴人的车房跑五六遍，反复比较查看后再作定夺。

　　剩下的业余生活，除了整天在家里面盯着中文网站，老寇喜欢去华人教堂结识来自五湖四海、两岸三地的“弟兄姊妹”，偶尔会和工友老李开车到百公里之外的湖边钓鱼。

　　老寇和当地的加拿大人不一样，钓来的鱼从不按标准放生，只是送给一起工作的工友。“老外不会吃淡水鱼，怕被鱼刺卡住了脖子。”老寇喜欢这样解释。

　　对于教会，老寇更是乐此不疲，“我没有受洗啊，他们都叫我准弟兄，也就是说迟早要受他们洗礼的，反正去了多交流嘛，多个朋友多条路。”

　　老寇周末早上喜欢和同样移民过来的老乡“黄书记”去Tim Hortons咖啡馆(加拿大最大的连锁咖啡馆)喝廉价咖啡，相当于广东人的早茶，这是他为数不多接触当地文化的机会。

　　他称呼“黄书记”三哥，“三哥过来也不容易啊，在国内做惯了领导，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的，突然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坐移民监，真够他急的。这边的领导可是非常好说话啊，当地的市长还找华人座谈拉选票呢。市政厅有教堂，新人们预约一下就可以在里面举行婚礼，完全是服务于民啊！”

　　老寇接着说，“黄书记在这里即使是住着上几百万加元的别墅，少有人聊天啊，请他吃饭啊，没有人叫他书记啦。他又不可能放下身价和我一样去打工，语言不通，真也是不容易啊。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还是国内有趣，又脏又乱又热闹。”

　　老李却不这么看，毕竟在国内教过书的，思想要多些深度，“这边华人怎么说也不是主流，更少有华人去参政议政啦。”

　　老寇不高兴了：“什么主流不主流的，我在国内也从来没有被人邀请去开什么代表大会，作为老百姓，我吃得好，住得好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

　　小彭

　　如果仅从对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上讲，小彭也许可以被老李归为主流的一类。小彭和小白同岁，在多伦多的一家犹太企业做进出口贸易主管，年薪已经超过12万加元。时而和他的犹太老板坐着老板娘家的私人飞机往返于美加两国之间，时而回国住着五星级宾馆高调采购。

　　除了说中文时脱不掉的东北味，小彭举手投足充斥着北美的商业化，就连逐个交往的女朋友也是清一色的白人女孩。“老板说，坐飞机必须坐头等舱，宾馆也要住最好的。这样才有底气，不会被客户看不起。”

　　小彭18岁就来加拿大留学，读预科，考入多伦多大学会计专业。1米85的他在大学期间又长高了7厘米。3年就读完了4年期的课程后，迫于当时留学生的移民政策，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找到财务类的工作，于是进入现在的公司从事物流工作。作为学习狂又自动转为工作狂的他，5年内业绩和职位层层晋升。10年已过，小彭业务周全，深谙商道，同时心态上依旧保持着年轻人的青春和热情。

　　但他也少不了抱怨，“天天睡不着觉啊，这个月的预算，美国市场的推广，办公室的政治学，我上大学时候每天看十几个小时的书，现在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真想辞职不干了，去斯坦福读MBA。可我已经用5年的时间走完了多数加拿大人20年的路。大多数加拿大人的工资还没有我的一半。”

　　“中国人好面子又重实效，迷信教育，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这的确是有用的。在加拿大机会相对公平，只要是努力，回报总是可以成正比的。”小彭经常这样说。

　　王老师

　　冬天的魁北克，常见的是冰厚七尺，大雪屯门。一夜的雪花落尽，第二天早上很难在街上一下子找到自己的车子。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寒冬清晨，王老师还是开始练起了太极拳。后来得知，零下20度的天气里，王老师去野外写生也是常有的事。

　　王老师曾经在中央美院执教，研究生同学有的已经名扬四海，自己得意的学生也已经把作品拍卖出几千万的价格。他还是雷打不动，在国外一待就是20多年。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晨练、画画，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国内或许是冒险家的乐园，可我真是害怕那些浮躁的应酬。我一直都喜欢我在加拿大的生活，随心所欲地画画，多好啊。我可以清醒地知道我想做什么，不愿做什么。”

　　不同于很多贫困潦倒的画家和街头卖艺的华人演奏者，王老师的画作在当地颇有市场。许多收藏家都要排队抽签，之后通过画廊去收藏他的作品。魁省的“国立”美术馆里专门有他画作的展览，而没人能相信这个衣着朴素、须发苍白的老顽童就是震撼无数人视觉的油画风景的创作者。

　　王老师说，那些展览出售的作品其实都是应付市场之作，自己觉得好的画作不会出售。

　　并不是所有的华人艺术家都有王老师的毅力和运气。鲁迅美院来的许先生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来自北京的画家老刘还住在陋室靠政府的补助生活，地铁站和蒙城老港里面还经常能听见东北籍华人小提琴手的旋律，然而那个靠模仿甲壳虫乐队出名的歌手“黑鸟”以及以苏联老歌取胜的老手风琴手早已经不知去向。

　　大田

　　大田是家中的老大，31岁，目前还在国内，不会英语，不说普通话，只说山东话，没有文凭。老婆是初中同学，为他生了3个孩子。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风尘味很浓的小情人，几十个员工，几个小弟，4个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意。他从没出过国，完全不了解国外的生活，然而他也开始寻思出国了。

　　大田在“味道江湖”餐厅点了一桌子的好菜，还带了两个美女经理作陪。他一手握着尾数是4个八的手机，一边说：“老伙计啊，我也要找你移民啊，去加拿大！”他说道：“兄弟啊，你不知道我的苦啊！”

　　大田的苦不像海外移民的苦， 别人的苦在明处，大田的苦在暗处。坐拥几千万资产的大田，由于公司资产结构的原因，时时面临着大厦将倾般岌岌可危的压力。产业盈利亏损各半的局面使得他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再加上风险杠杆上负债太高，每月需付的利息让资金缺口的回笼显得有气无力。

　　最让大田窝火的是给狐朋狗友们的生意做的担保。为了银行里面自己的信誉和运营不受影响，大田替朋友不得已的还款就有近600万。“天天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可恨的是那些银行里管事的，你自己的房产抵押贷款，还要通融他们，100万的贷款，公关都要10万！”

　　大田接着讲，“更让人头疼的是那些有黑社会背景，放高利贷的，他们天天盯着你。这两年还好些了，2006年的时候，我买了很多意外安全险，有时候想为了老婆孩子，一了百了算了。现在经过了那时的坎，算是看开了。”

　　“要是移民，你国内这摊子怎么收拾啊？还有你国内的花花世界？”面对这个问题，大田早有答案。“让老婆过去照顾孩子就好了，留个退路嘛，我可以在国内啊。”

　　移民是件很小众的事情

　　“以前人们出国想着淘金赚钱，现在选择移民更多的是要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本刊记者 邢人俨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葛妍与丈夫全家一同移民英国，她觉得这可能是当时一部分港人的心态：对未来感到迷茫。丈夫长期在海外留学，一家人久居海外，移民对于葛妍来说是顺其自然的事。当时的她并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自己会来内地赚移民的钱。

　　在十几个国家游历几年之后，葛妍和丈夫把他们在内地的家安在了东部沿海紧靠上海的一座二线城市，为当地的外服机构在留学和移民业务上提供指导。葛妍意识到，内地潜藏着无限可能。她身边更有眼光的生意人，早她几年已经转投内地市场，而内地的生意人也渐渐把眼光转向了海外，这就是她所看中的移民市场。

　　在葛妍接触的客户里，80%的家庭移民是为了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

　　“他们中很多人独立经营自己的公司，愿意从公司的运作资金里拿出钱，为的是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中介乐于帮这些家庭算一笔账，移民与留学，究竟哪个更有性价比。以加拿大为例，大学以前的教育费用是全免的，那么选择在孩子入学前移民，移民的费用比留学节省了六七成。毕业之后，孩子想要留在当地工作，也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

　　葛妍曾经跟踪过的一位赴美攻读硕士的学生就告诉她，自己打算在毕业之后移民。他的考虑很简单，在美国第三高消费城市波士顿，每月1800美金的低收入人群，也能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除去每月540美金的房租水电费，100美金的伙食费，剩余的部分完全由自己支配，“一张电影票10美元，付钱以后可以看到你想出来为止。”

　　“像这样的留学生，丝毫也不担心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他们远比我们想得通。以前人们出国想着淘金赚钱，现在选择移民更多的是要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另外一部分人是为了让家人享受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移民更像是选择一种可进可退的生活方式。比如一些公司的老板，拿一个身份移民，但是知道赚钱机会在国内，还是会把事业放在国内。”

　　在葛妍看来，差异性是很多想要移民的家庭所看中的。事实上，他们中鲜有人放弃国内的事业，大家都清楚，国内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潜力，而在国外享受的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按照葛妍个人的经验，通过移民换取的另一种身份更多提供的是某种便利。事实上，她和丈夫甚少待在英国，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香港和内地之间来回，移民对于他们来说仅是一个形式。“比如出国旅行的时候，签证就会方便很多。”

　　每年，他们都会去不同的国家旅行，享受多种多样的资源。“打个比方就是，一个苹果6个人吃，6个苹果一个人吃。为什么不去资源更丰富的地方看看呢？”

　　唯一考量的是一笔巨大的移民费用。以当地申请移民人员的情况来看，申请者年龄普遍在40到50岁之间，资产在百万到千万之间不等。要计算的除了家庭本身的经济实力，还包括对方国家的学费、生活费等等。

　　十几年前，符合条件移民者并不多见，现在的情况让她对这个市场充满了信心。“事实上，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人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富有而思想开放。”

　　“当然性价比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移民可能要放弃事业，也可能导致家庭成员长期无法在一起生活，这些都会成为考虑的因素。”葛妍说。

　　对于多数有意向的家庭来说，移民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时间相对较短的投资移民，整个过程最短也要耗费两到三年时间，长的也会拖到十年之久。

　　而如果无法放弃国内的事业，移民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并非是很好的选择，它意味着你将往来于两个国家之间，与两个国家的政策周旋。

　　“处于事业上升状态的人并不会贸然选择移民，移民其实还只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当地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以这座二线城市当地600万人口为例，每年仅有几百人申请移民，他估算，大一点的城市一年申请的人数也只在上千人左右，相较于当地人口，只是一个微小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