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导语：6月3日深夜，中朝边境鸭绿江上几声枪声，涉嫌越境贸易的丹东居民三死一伤。外交部向朝鲜提出交涉。枪声背后揭示出中朝边境的庞杂生态：贸易、走私、冒险、生计，从企业到边民，追逐利益的活报剧，每天都在轮番上演。

　　1334公里的边境线，一边是地球上最神秘的国度——朝鲜，一边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

　　这里，既是世界眺望朝鲜神秘面纱的窗口，也是朝鲜获取外界物资的大门。

　　因为受制于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对朝的民间合法贸易被塑造出独特的形态，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

　　由鸭绿江两岸地下商人组成的走私者，也密密麻麻寄生于漫长的边境线上，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江湖与游戏规则，呈现出特别的生存状态。

　　这是一幅长久存在而又隐蔽的边境社会图景。

　　2010年6月初，鸭绿江对岸几声枪响，3名“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的中国公民殒命。随后中国政府对朝方进行“严正交涉”，中朝边境线上的贸易与走私状态，也随之引起公众关注。6月25日，适逢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纪念日，60年世界人事全非，而朝鲜物景依旧。

　　我们辗转中朝边境线，讲述鸭绿江两岸民间合法贸易的困境与地下走私者的艰险生存，并深入朝鲜，记录这个神秘国家的社会生活细节。

　　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们尝试建立起一个观察边境商业生态与国家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模型。这是一个望远镜，让我们看到，自由贸易与开放社会正是通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南都周刊主笔_杨猛 丹东报道

　　张彬的船在鸭绿江的上游。那是数艘身躯庞大的挖沙船。市场上，一立方米沙子卖30元。他的挖沙船队，每天可以从临近朝鲜的岛屿挖沙2000立方米。

　　于泽铭(化名)的船在鸭绿江的下游。那是一艘750马力的玻璃钢摩托艇。最近，他几乎天天都会驾船越境到朝鲜一侧，用粮食和日用品，换回海鲜和铜。这条艇每年至少能挣来60万元。

　　欢迎来到丹东。一边是世界最大的中国市场，一边是尚未开放最神秘莫测的朝鲜。210公里的边境线，或许是世界上最吸引冒险者的“乐土”。

　　张彬和于泽铭，代表了中朝边境数万冒险者的两个侧面。前者是合法商人中的一员。而后者的走私生意，则处于浪头舔血的黑色地带。

　　黑白有别

　　商人张彬的生活很忙碌。47岁的张彬，是丹东以对朝贸易著称的伟民公司的副总。他做过餐饮、房地产、保险，具有生意人的精明，口头语是“不差事”。丹东方言里，“不差事”蕴含着会经营、有门路的意思。

　　他的办公室在丹东地段最好的滨江路，一座黄色小楼的三层，鸭绿江一览无遗。宽大的落地玻璃前，一架80倍望远镜正对朝鲜新义州。透过望远镜，对面衣着暗淡的百姓、土黄色军服的人民军战士、蓝色工服的船员、鲜艳的朝文标语，在镜头里缓缓划过，活似一幕老电影。

　　上午，张彬习惯在办公室处理一下业务，用功夫茶招待朋友。中午在饭桌上谈几笔生意。下午，他经常驾车到鸭绿江边，视察自己的挖沙船队。

　　6月11日，张彬驾车带记者沿江而上。经过中朝友谊大桥的时候，他指给记者看泊在江中的几只挖沙船。船头红旗上，中朝两种文字写着“伟民”。他说：“从大桥往上游40公里的范围内，临近朝鲜一侧岛屿的沙石，只能由我们公司采挖。”

　　奥迪A6沿着江边疾驶，鸭绿江在身边流淌。两岸相距不过千米。对岸朝鲜新义州静谧空旷，和丹东这边的灯红酒绿形成鲜明对比。树丛深处，偶有红色朝文标语闪过，上头写着“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和张彬相比，48岁的于泽铭生活单调且危险。

　　于泽铭家住鸭绿江下游江海(黄海)汇合口，丹东开发区浪头镇北安民村。四间大瓦房干净敞亮。看得出日子过得不错。6月13日晚，他接到老板电话：明天出海和高丽做趟生意。当地人一直习惯称呼对岸的朝鲜人为“高丽”。于泽铭早早睡下。14日一早，赶到东港附近的码头时，还不到清早6点。750马力摩托艇上，米、面、油，整整一吨货已经装载完毕。

　　于泽铭只是这条快艇的艇长，负责驾驶。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单生意的盈利，还有老板给的奖金。实际上，艇老板也不是真正的老板，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是个南方人。

　　艇长于泽铭在江上玩了几十年。他懂得看清潮水的方向，判断起锚时间。一小时之后，这条最快时速达到80公里的快艇，将进入朝鲜一侧海域。朝鲜的“客户”在那里等着他们。

　　因为遭受国际制裁、国内经济困难，朝鲜日用品与粮食匮乏。按照上一次朝鲜“客户”列出的清单，老板准备了满满一条艇的货，用这些朝方急需的物资，换回1到2吨丹东市场抢手的时令海鲜：蟹子、海螺、黄蚬子。次日凌晨，这些海货就会出现在丹东渔市上。

　　这是一次危险的出海。丹东允许开展小额边境水上贸易，但是划定了严格的区域和管理办法。私人被禁止拥有大马力摩托艇。像于泽铭这样的越境贸易、捕捞，船只没有完备的手续证件，被定性为“走私”。而渔民于泽铭，习惯称之为“边贸”。

　　这样的越境“边贸”要在海上呆足一天，在下一个潮水到来的时候，回到中国海域，为了躲避中国边防巡逻，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到浪头镇一侧。于泽铭乐观地估计，“这一趟，能赚个六七万。”

　　“使唤船的”生意经

　　在中朝边境，于泽铭式的“边贸”，是公开的秘密。

　　“使唤船的”，是当地对做“边贸”者的别称，具体人数无法统计。于泽铭“使唤船”超过20年，这是他的生计。于泽铭所在的北安民村1600多人，很多是早年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民风彪悍。于泽铭说，某些村子，超过60%的成年男性村民“使唤过船”。

　　于泽铭记忆中，和“高丽”的生意，要追溯到20年前。于说，“最早中朝边境都让捕捞。1976年以后，朝鲜那边不让干了。只好偷着去。”

　　中国海域捕捞过度，渔民们必须越境到朝鲜海域，才能找到量大质优的海货。丹东市场上，螃蟹100元一斤，在朝鲜收购也就是一二十元一斤，从朝鲜过来价格差不多翻了10倍。

　　上世纪90年代后，中朝边境走私案突然激增。根据公开报道，丹东海关曾经多次破获走私中国汽车、汽油大案，甚至发生过个别官员武装押运掩护走私汽车的大案。

　　相比这些动辄成千万上百万的走私，于泽铭认为，他和其他边民从事的“边贸”，“不值得一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关于朝鲜饥荒的消息就不断传来，后期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反复无常，又遭受了国际制裁，朝鲜国内粮食和日用品严重匮乏。

　　鸭绿江上于是兴起了这样一种易货生意：从朝鲜走私铜、古董，或者用海螺、花盖蟹、蚬子等海货，换来中国这边的米、面、粮、油、烟酒等日用品。

　　于泽铭10年前开始和朝鲜走私者换铜，“有一个时期中国对铜需求极大。朝鲜的铜不断通过边境走私进来。”

　　因为经常和朝鲜人换铜，村民多半懂几句朝鲜语。“黄铜，叫‘巴拉盖’，最早收购价是9元一公斤，后来涨到了16元。紫铜叫‘脑赖’，肘子铜叫‘盖大力’，就像猪肘子，含金量大，但是朝鲜工艺不行，不能提炼，最贵曾卖到53元一公斤。最低级的叫‘巴巴铜’，最贵的时候，‘巴巴铜’还要30元一公斤。” 于泽铭说。

　　此外，他们还掌握了“阿得儿(男孩)”、“蛋儿(女孩)”、“老几奶(老太太)”、“旦白(香烟)”等常用语。

　　于泽铭发现，“高丽”熟知中国市场变化，走私者往往根据中国行情不断调价。即便这样，“收购到中国，还可以赚一半差价。”

　　于说，换铜交易直到今天仍很频繁。鸭绿江沿岸，泊着许多小木船。晚上，对岸朝鲜走私者在江边晃晃手电，这边就知道有货要出手，于是开船过去，换铜船不跑远海，只跑江面。不超过千米的江面，开过去大概不到5分钟。

　　于泽铭说：“小闹是几百公斤，岸上晃手电。大闹是一两吨，三四吨，就打个电话。”“使唤船的”为朝鲜“客户”提供中国手机，定时替对方充值，中朝边境可以利用中国网络通话。对方有了货，在江边打个电话，约好地点，这边就可以开船到对面交易。现在许多“使唤船的”都在对岸划了地盘，别人的船不能靠岸收货，去了就动手打人。

　　中方一直严查走私和违法交易。朝方也驱逐和抓人。对岸采取的方式是没收船与货物。

　　有种说法是，90年代，沿江的人家只要有条小船，20马力甚至更小，运过去一船面包，就可以换到一船钢铁。虎山往上游宽甸，地理更便利。当地有个地名叫“一步跨”，顾名思义，跨一步就过来了。

　　2003年前后，“使唤船的”开始更新装备。原来的木船普遍换成了一部机器的玻璃钢艇。于泽铭说，朝鲜边防看到这边换成一部机器的艇了，也换成了“一部机器”。渔民一看跑不过了，又换成“二部机器”。现在，这边已经换成了“三部机器”750马力的摩托艇。“从东港到安民再到浪头，大概有50条这样的快艇。”于泽铭讲，“其实不允许养艇，国家规定不让养单机超过150马力的摩托艇。大家都知道，养艇是用来走私的。”

　　做“边贸”的艇上，都要请一个朝鲜翻译，一般由本地朝鲜族人担任。翻译和对岸尤其是朝鲜边防的关系好坏，关系到每一单生意的顺利与否，需要用礼物和钱打点通关，当地人叫“傍艇”。

　　于泽铭说：“高丽艇一个月3个班，交替巡逻，每10天换一次岗。这次是艇队长班，他给你下个单子，要多少东西、多少钱。基本至少一万四五千的货，其他还要汽油、烟酒和轮胎。他们一般一条艇有7个人。艇队长、大保、小保、开艇的，其他三个当兵的。因此一个月要打点3次，正常一个月花个四五万。但是这也有利可图，都能挣回来。”

　　于说，在90年代末，一条36马力的船傍一次艇1500元，50马力傍一次艇2000元，现在这个费用提高了将近10倍。

　　6月15日，于泽铭说，“昨天早上6点半从家里出来，7点见着高丽艇。用对讲机和他们联系上。在红山(音，岛名)傍了3条艇。有个军港看门艇，和俺们翻译关系挺好，花了1万元钱给他们买东西，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另一个军港艇，军港艇要的东西多。通过指导员找了艇队长，互相之间认识了，这个班这10天就没有要俺东西。平时送礼，好烟比如中华玉溪，给当官的。酒是真露。高丽喜欢喝低度酒。平时送些大米白面都很正常。”

　　正常贸易的风险

　　于泽铭在茫茫大海上寻找着朝鲜客户的踪迹时，张彬正为突如其来的麻烦发愁：采沙船停工了。

　　鸭绿江上至少聚集了6家挖沙企业。鸭绿江的沙子干净，质量好，是很好的施工材料。鸭绿江是两国界河，江中岛屿基本归朝方。中方一侧挖沙竞争激烈。但到朝鲜岛屿挖沙涉及领土问题。

　　因此，伟民公司和朝鲜的关系引起了坊间的种种猜测：他们如何得到所谓的“朝方授权”，可以到临近朝方一侧岛屿挖沙？

　　谜底很简单，“伟民公司董事长周伟，是当年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的女儿。周保中在朝鲜影响较大。”伟民公司总经理蔡建民介绍，周伟小时候曾经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一起学习与生活。用北京话说，是“发小”。

　　周伟退休后开办了这个主要开展对朝贸易和投资的伟民公司。总经理蔡建民也是行伍出身。他说，伟民公司在朝鲜投资了几座钼矿山，金正日曾经视察过。在丹东主要是和朝方合作挖沙生意。因为和朝鲜高层的特别关系，金正日特别准许伟民公司到朝方一侧采沙。

　　双方的合作方式是，中方出船出人，每采一立方米沙子，对口单位朝鲜的新元商社，收取中方一美元资源费，另外，每月需支付汽油若干桶。张彬说，朝鲜似乎各种用品都很紧缺。

　　中国需要大量的矿产能源，而朝鲜拥有煤、铜等丰富矿藏。“中方有资金技术，朝方有资源，几乎是目前中方企业和朝鲜合作的主要范式之一。”蔡建民说。

　　上月，这个在张彬看来千载难逢的挖沙生意“被迫停了”。原因是在丹东最美丽的鸭绿江边，运沙车、挖沙船被认为污染严重、尘土满地，大煞鸭绿江风景。遂被要求停工。张彬痛惜不已：每停工一天，意味着至少亏损6万元。

　　合作的朝方商社也郁闷。沙子卖不出去，就拿不到每天大约2000美金的资源费。于是多次指责张彬办事不力。张彬内外交困。

　　在另一个丹东商人王全胜看来，因为受国际关系和半岛局势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和朝鲜打交道的过程中，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

　　王全胜和朝鲜做生意20多年，也有败走麦城的经历。不同的是，“问题出在对方。”朝鲜没有民营企业，有大约17个国家级的商社和一些地方商社。1996年，王和朝鲜某商社合作，打算在平壤投资冷饮加工。“我经过考察，发现当时平壤没有冷饮机，他们做冷饮都是用水瓢兑好水和糖，然后放到冰柜冻好了，一格格取出来卖。”对方选址，中方投设备，先后投了60万元，包括一部小货车。

　　但是，“我们把机器设备运过去了，他们技术也学会了，眼看可以投产了，就开始让我们走。一开始我去的时候，顿顿四菜一汤高规格接待，但是到后来见面装不认识。气得我拽住对方的衣领子要打，那也不认。60万元投资就这样打了水漂。”

　　王全胜的一个朋友，投了500多万元、25台车到南埔，准备和朝方矿山合作，运输煤炭到山东和上海。但是只拉了2车，“就再也找不到合作方了，投资也没要回来。”

　　王全胜说：“他们什么都敢答应你，但是国家批不批则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要等很长时间。很多中国企业一头扎进去，血本无归。”

　　国际制裁朝鲜之后，国有企业不能向朝鲜投资，中方和朝鲜合作的几乎全是民营企业。但是对朝民间贸易出现纠纷，国际仲裁保护不力，债权债务到头来还要自己负责。另外，市场经济中遵循的游戏规则，在朝鲜也需要时间去适应。

　　辽宁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所所长吕超，2009年对中朝边境贸易做过调查，发现朝鲜一些贸易会社缺乏商业信用。他说：“目前中朝双方互利合作规模不大，中方企业效益普遍不佳。”

　　现在王全胜只敢做服装加工。接到欧美或者日本韩国的订单，发到朝鲜加工。只有加工过来才结算美金，以此规避风险。

　　王全胜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朝鲜国旗、上下集的《金正日传》，墙上是朝鲜挂历。说起这个打了多年交道的邻居，他心情复杂。

　　“从我的角度观察，和朝鲜做贸易，受国际局势影响太大。比如化工原料、能制造武器的材料，都不让过境。粮食要凭许可证。大的合作趋势，还是利用朝鲜的资源，比如矿业、水产品、药材。但是，朝鲜资源性的东西也是有限的，他们也开始控制，主要是金矿，高品位的很多不让过来，以前木材过来很多，现在几乎没有了。水产品也在限制。”

　　浪头舔血

　　生意人遭遇的是金钱的风险。而“使唤船的”挣的钱，有时是拿命换来的。

　　6月3日深夜，鸭绿江上几声枪声。三名涉嫌越境贸易的丹东居民三死一伤。外交部向朝鲜提出“严正交涉”。很快，朝方做出回应，表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将严惩肇事者。

　　“为什么死人？买卖发生争吵很正常。短斤少两都是常有的事，我们和高丽都互相被骗过。为此交易中发生争执，甚至打斗。当兵的有枪，就开枪了。”于泽铭说，“我们出海的时候，被高丽用枪顶着头的时候多了。”

　　当地人介绍，这次出事的船只，船主姓孙，住浪头镇，家里兄弟八个，因排行第二，大家称之为孙老二。孙老二养了3条玻璃钢快艇，和朝鲜走私者换铜已有20年历史。

　　这次，孙老二的船有4个人，其中包括一个翻译。当晚和朝鲜走私者约定到对岸收铜。艇是从浪头港附近开过去的。后来记者寻访到这里，发现港口附近有个沙场，岸边还泊着几条大船，一条边防巡逻道通往沿江公路。当地人称，“边贸”拉回的货，都是经这条土路上岸的。

　　知情人介绍，当晚，孙老二的快艇行至对岸朝鲜黄金坪附近小岛，浪头渔民称之为“五道岔子”。双方不是第一次交易。交易的物品有铜，也可能包括几件朝鲜李朝的古董。中间发生激烈争执，几名中国人随后上船企图逃走。朝鲜军人向几名中国人乘坐的船只开枪射击，导致3死1伤的结果。“对面能走私的，必须得通过边防军人。有时候军人也直接参与。”于泽铭说。当地也有说法称，是走私船遇上了边防军。

　　据当地人说，事后孙老二已经向死者每人支付了26万元。“去年老孙家出了两次事。一次是这边人喝多了，和高丽做生意的时候吵起来了，拿东西打人，让高丽扫了一梭子，死了3个人。另一场是换铜的时候船被海里的冰撞漏了，三个人游泳到对岸被冻死了。去年他们一共死了6个。加上今年3个，一共9个。” 于泽铭说。

　　6月15日，于泽铭说：“昨天也差点开枪。我看到高丽艇在红山岛抓了好几条中国艇。东港刘军(音)的艇被抓住了，最后听说给了6万元钱的货，才把艇赎回来。”如果没有“傍艇”， 中方船只不能随便停靠在朝方岛屿，那些岛上看起来没人，一旦靠岸，就有当兵的下来，都在射程之内。

　　在浪头镇北安民村，记者寻访到一名当地渔民栾久武。51岁的栾久武左胳膊上有一个枪眼。栾说，2003年6月，他随船到朝鲜海域易货，“我们开到了高丽的心脏海域，在嘎岛(音)那边，里面货多，偷偷进去，被发现了，对方就想抢艇。我们跑了没被抓住，他们追不上，我们的艇快。当时我们6个人。对方扫了一梭子，是54步枪，艇就开走了。我们的朝鲜翻译还被扣在对方船上，跳水了，被对方救上来，后来放回来了。”

　　栾久武的胳膊被打断，留下了一个窟窿。他自认倒霉。“到人家的地方去，就属于越境。也没有‘傍艇’，开枪很正常。”后来他一直告到省里，船主才赔了他1.8万元。

　　栾久武说，他弟弟栾久先也跑“边贸”，2003年和对岸在海上交易，等到两只船刚固定绑在一起，斜刺里又冲出一只朝鲜船，什么标志也没有，上来就打，用4棱的木棍打得栾久先头破血流，嘴被打成了3瓣，胳膊、腿全部骨折。然后把货物抢劫一空，船上值钱的机器零件全部拆走，然后用衣服蒙住头塞进船舱，想杀人灭口。结果栾久先在海上漂流了3天3夜，侥幸被其他渔船搭救。

　　栾久武说，“什么情况最危险？一般情况下，我正常搞‘边贸’搞了一年，什么摩擦没有，最后几下买卖，对方使坏心眼子，他们不想干了，就让你下次带多少多少东西，最后抢你一下。这种情况最容易出事。”

　　46岁的栾久先“使唤船”20年，从5次大事故中逃生，最终仍没能逃脱死神的召唤。

　　2009年8月22日晚，栾久先帮本村一万姓艇主出海，到朝鲜做“边贸”。快艇刚出安民港，在鸭绿江与从朝鲜一侧回来的另一艘快艇相撞。4人遇难。事后艇主只承认是船只“空载漂走搁浅”，否认出海走私导致事故。

　　栾久先的儿子、23岁的栾溱洋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惨状：“艇长眉毛之上都被螺旋桨削没了，朝鲜翻译肚子上豁开了一道口，我父亲坐在船尾直接飞入水中，溺水而亡。” 因为和船老板的赔偿谈不拢，栾久先的尸体，至今还存放在殡仪馆里。

　　进退之间

　　白天的丹东很美丽。滨江路上，朝文餐馆、韩国KTV歌厅随处可见。几个胸别金日成像章的朝鲜人匆匆经过。午间，朝鲜人开设的高丽饭店里，平壤来的女服务员正在观看世界杯巴西和科特迪瓦的比赛录像。她们兴奋地说：“卡卡，卡卡”。

　　饭店一旁就是曾经炮火纷飞的中朝友谊大桥。如今这是中国对朝最大贸易口岸，占到中国对朝鲜贸易的70%以上。

　　今年10月，王全胜和朝鲜人的服装加工生意将会开工。“为什么到朝鲜做？因为中国的价格下不来，到朝鲜才有利润。”同样一件衣服，中国人工费10元，朝鲜只需不到6元，扣去加工费1元，还和中国差3元钱。”王全胜去过无数次朝鲜，朝鲜人收入不高，但是给他留下了纪律性强、吃苦耐劳的印象。

　　而张彬，仍在为停工的挖沙船不停游说。鸭绿江新桥10月开工的消息，包括黄金坪等岛屿的开发，成为丹东商人时常谈论的话题。商人们坚信，朝鲜也许是最值得赌上一把的市场。

　　鸭绿江枪声之后，风声紧了一阵。也仅仅停了几天，于泽铭的“边贸”又上路了。一条艇旺季可赚40多万、淡季也有10多万的利润，不能耽误。“去年，高老二的一条艇挣了128万，在东港数一数二。少的也有六七十万。”作为艇长的于泽铭，半年挣了7万。

　　他想过洗手不干。北安民村位于开发区，开发商看中了这里的土地。不久现代化的高楼将覆盖农田。为占地的事，村民正在和政府交涉。栾溱洋说，他对补偿标准不满意，“一亩地才赔3万多，村里还要扣几千。将来没了地，我们依靠什么？难道还是做‘边贸’？”

　　安民道是条土路，拐了一个弯，通向安民码头。左边是鸭绿江的最下游，右边是宽阔的黄海。一辆卡车上，装载了满满一车粮食。一艘奔向朝鲜的快艇又将出海。(文中涉及的货币数目，如无特别注明，均以人民币为单位)

　　中朝贸易数字

　　1982年

　　因“文革”而搁浅12年的中朝边贸会谈重启。第一单生意是中国用150吨食用油换取210吨明太鱼。此后的大部分生意都是中方用油交换朝方的海产品。

　　1996年

　　朝鲜发生大饥荒，咸镜北道和两江道有民众悄悄收集铜、铝以及镍等废旧金属，跟中方交换食品，一般是1公斤废金属换取1公斤中国大米。最为兴盛的时候，会有100多艘贸易船在进行这种“米金”交易。

　　2004年

　　朝鲜吸引外资总额5900万美元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达到5000万美元，占85%。2004年进入朝鲜的外国企业约300家，其中40%是中国企业。

　　2005年

　　中国与朝鲜的双边贸易在2005年增长14%。朝鲜从中国进口了10亿多美元的商品，包括石油和玉米，向中国出口了5亿美元的商品，主要是煤炭和铁矿石。

　　2009年

　　据中国海关2009年的统计显示，中朝全年的贸易额为27亿美元。在丹东活跃着3000多名朝鲜贸易人员和劳动者，同时还有近4万名中国公民在丹东从事与边贸有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