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最新一期美国《彭博商业周刊》杂志于2010年9月20日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标题为“如何调整美国经济”。文章刊登了该刊邀请4位全美著名经济学者和1位显赫的理财经理举行的，如何调整美国经济的圆桌会议的讨论内容。

　　就在《彭博商业周刊》本月7日邀请学者专家座谈的前11天，在经济界很有影响力的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卡门M。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在美联储分行行长出席的年会上发表了经济在2017年前都将处在高失业、低房价和低增长的预测报告。此预测的严峻形势成为此次受邀学者和专家的讨论话题。参加会议的有，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鲍勃·席勒(BobShiller)；

　　近期辞职的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Office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主任彼得·奥尔扎克(Peter Orszag)；

　　美联储纽约分行前经济学家、所罗门兄弟(SalomonBrothers)副董事长、金融家亨利？?考夫曼(HenryKaufman)；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金融制度教授查尔斯·凯罗米里斯(CharlesW. Calomiris)；

　　全球最大债券投资管理机构、太平洋(11.01,0.01,0.09%)投资管理公司(Pimco)总经理威廉姆·葛洛斯(WilliamH. Gross)用电话参与了这场讨论。

　　学者和专家对如何能使美国尽快摆脱当前困境问题上的看法如下。

　　Pimco的葛洛斯认为，导致这场衰退的主因正如马里兰大学的莱因哈特教授所言，信贷规模过度扩大，前10-20年持续解除管制让美国走到了今天的地步。这个持续10-20年的过程，因此也需相当长时间才能摆脱。

　　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前主任奥尔扎克完全赞同葛洛斯看法。

　　金融家考夫曼也认为，此轮复苏会花更长时间，但也不必肯定要花如此长的时间。就当前普通家庭、工商业和政府的债务规模而言，决策层对采取更彻底的改善措施仍犹豫不决。其实，还是有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人们是否愿意付出如此代价而已。

　　哥伦比亚大学的凯罗米里斯认为，在这轮危机过程中，问题的形式出现转化，从私人过度负债经营，转向了公共领域的债务膨胀问题。经济现正处于此转换过程。因此，衡量复苏势头稳健回升的最好办法是观察私人业的情况。

　　公共债务问题对经济增长是极其严重制约。以历史经验看，当经济处在似乎无法持续的财政手段时，由此带来的加税和高利率对长期增长无疑是个威胁。因此，经济处在由公共债务问题引发的不平衡状态。若不对社会福利进行彻底改革，经济肯定会倒退至1970年出现的持续了20-25年的滞胀期。

　　耶鲁大学的席勒对住房市场问题与此轮衰退关系的看法是，对大多数把住房视为一生最大财富的人群而言，他们经历了一个房市形成泡沫到爆裂的轮回，这是导致危机的最大原因。当前房屋价值普遍低于购房者当初的按揭贷款价值，出现众多失业者，整个社会信心因此大跌。前期出台的以税收减免来刺激购房的措施的确让房价有所回升，但措施的负面效果还未显现。他并担心房价可能会进一步下跌。因此，他建议对美国的住房市场做认真思考，改革当前的按揭制度，鼓励业内创新。

　　奥尔扎克就公共财政的困境表示，从长期看，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庞大的社会福利，尤其应关注的是医疗保健，因为它是造成长期问题的核心。但未来的5-10年，此问题性质却是本质的不同。他不认为对2015-2016年预算中开支方面能做出重大财政修正。

　　社会保障改革也需逐步推进，对退休和接近退休年龄人群要保护。这意味着2015年改革带来的冲击有限。政治上可行的政府医保(Medicare)和医疗补贴制度(Medicaid)补偿中的大部份成为了医保法案的一部分，故2015年前的改革效果不显著。就非国防性质的临时开支而言，即使对此削减5%，它也只占GDP的0.2%。因此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仍要从中期财政收入上着手。

　　凯罗米里斯不同意奥尔扎克对削减非国防性的临时开支不能超过5%的看法。在布什和本届政府的头2年中，政府开支巨增，把政府开支作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显然有扩大开支的欲望。因美国现已穷困潦倒，需要回想一下10年前情形，考虑这些计划往后延展的结果。

　　考夫曼认为住房市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家企业。他不认为政府能在短期内对两企业进行改造。它们持有全美绝大多数向普通美国家庭的住房贷款。若把它们尽快转为私人性质，那麽普通家庭就不得不付出更多。

　　葛洛斯非常赞同考夫曼的看法。以市场角度解释，两房持有的债务，与私人金融机构按揭债务的市场交易情形差异非常大，因此要把前者私有化恐怕只能在今后10-15年才可实施。甚至私人机构今后5年内也不会介入两房。

　　凯罗米里斯理解如此说法，但不同意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阻止私人业接手两房巨额负担的问题，是由于缺少认同感。因两房是政府的机构，它们愿意假扮能以与私人业不同的经营方式来经营。另外还需记住的是这些年的高负债(highleveraging)经营方式都与政府补贴密不可分。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管理局(FHA)的债务规模膨胀至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必须结束这种局面，要采取准备接受注销呆坏账，出现亏损的严厉措施来退出。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谈论私有化问题。

　　葛洛斯认为仅作到这些还是不够的。

　　凯罗米里斯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他不是谈论简单的会计做账问题，而是一种财政政策，即对已实现的亏损做实际补贴。墨西哥政府1999年推行了与私人贷款机构共同承担损失的策略，由此加快实现亏损，吸纳了一定比例的损失。该策略很有效。

　　席勒提醒，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曾呼吁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ousingand Urban Development，HUD)进行按揭贷款增值共享研究，即放贷者的回报为未来房产增值的一部份。当下可以考虑此办法。这轮危机的主因就是家庭在置业时过度借债，房市暴跌让他们和银行都遭殃。预计HUD年底前可出台以上研究，由此带来家庭按揭融资领域的变革。同时还应鼓励更多人租赁房屋，人们因此会面对内容更丰富的市场。

　　在涉及引领国家走出衰退的领导层上，奥尔扎克认为带动经济走出衰退阴影的动力不止来自领导曾的智慧，而且还需要立法和政策。当前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即华盛顿长期存在的各派、各政党间合作很差的传统风气(culture)。政治制度之外的东西从来就不适合于应对缓慢延续的长期问题，而且当前的政策过程还面临两个结构性问题。他认为现在是需要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但也绝非一蹴而就。

　　席勒认为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有启示作用。

　　凯罗米里斯对这部法案并不看好，认为这份长达2300页的畸形立法，是美国史上通过的最糟的一部法律。

　　考夫曼认为这部法律给人们留下想象空间。当今面对的困难是金融企业规模大到无法破产(TooBig to Fail)，但这部改革立法未涉及此问题。他认为，未来的金融机构规模可能会更大，较小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小。奥巴马现在努力帮助中小企业，为它们提供一些额外资助。当前的事实是，金融集中程度变得如此之高，少数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就控制了全美的大部份金融资产。

　　另外的问题是大型金融机构不想为中小企业融资，它们只想吸存和投资，由此让自己成为经营批发业务的企业。若已分解了若干大到无法破产的金融企业，那麽，在解决该问题上就迈出了一大步。

　　葛洛斯认为，当前仍存在一些大到无法破产的金融机构，但让它们在当前，或未来环境下破产可能不当。认为不断调整监管制度来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他本人不相信此问题能解决。

　　有关就业问题，学者和专家们的看法如下。

　　凯罗米里斯认为正是因为就业问题才导致了房市出了问题，而反过来说不成立。主要原因是没有令人信服的、可让企业持续增加用工的经济前景。另一个大问题是美中的贸易战。现约有16%的劳动力要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

　　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以上比例的半数已失业长达近2年，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局面。此问题引发的不仅是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严重后果，而且还有影响全球贸易的激烈政治反应的严重后果。故当前强调对解决此问题马上有效的一些政策是有意义的。

　　凯罗米里斯一直在呼吁长期削减薪资税(payrolltax cut)。下一步是对社保税收进行为期4年，30%的削减。他认为两策略会马上调动雇工的积极性。

　　奥尔扎克对削减薪资税可增加雇工的策略有一定疑虑。当政府设想以一种类似于暂停征收薪资税(payroll tax holiday)减税方法来增加雇工的措施，并付诸立法行动时，最大阻碍却来自企业领导层。他们认为此减税措施与企业不增加用工是风马牛不相及。据他认为以上措施应有效的，但企业不愿意增加用工的主因还是整体经济增长缓慢，企业没有需要增加用工的紧迫感。

　　凯罗米里斯赞同奥尔扎克的看法，认为这是需要尽快有对策的问题。而更大的问题是对不确定性、边际税率、医保成本、能源税收等问题的担心。

　　考夫曼认为，在就业问题上应考虑增加一些公共项目。

　　席勒也认为公共项目是当下应做内容的一部份，像罗斯福政府时的新政(NewDeal)、民间自然资源保护(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一类做法，因为高失业率对打击全国的士气非常严重。

　　从外，还应恢复与州和各级地方政府共享普通税收(generalrevenue)的政策。此政策能平衡它们的预算。美国在1987年以前一支执行前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中首先建议的共享普通税收的做法。当前至少要临时恢复起来，并执行5年。

　　考夫曼认为要从全球角度来认识就业问题。他认为当下究竟从美国境内还是从海外获得劳动力的选择性远不如前些年那样大。因此，解决这一长期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提高从初等直到高等的教育水平，由此让作为劳动力的国民更具竞争性。

　　葛洛斯认为，目前全球经济面临严峻的结构性问题，即缺乏全球性总需求。发展中国家继续增加储蓄，而发达国家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为消费层面大量筹资。现在需要做的是对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做重新平衡，让一部份内容重回发达国家。在不利用贸易管制手段进行平衡的情形下，要迫使一些货币汇率做调整。同时，还应鼓励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展内部市场，而不仅仅靠出口维持增长。

　　但是，凯罗米里斯不完全赞同葛洛斯的一些说法。他更愿意看到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教育上的开支能重新调整，因为当下的问题是美国已一文不名了，要以现值计算，美国这种状况已出现多达6次。

　　当政府处在一个不可持续的财政状态下时，更多的政府开支起不到改善经济的作用。这样做事实上有灾难性的负面结果，特别是一旦利率闻风而起时。此外，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也要自我约束，再不会有前期那样一掷千金的机会了。

　　考夫曼认为目前普通家庭和工商业都不会是新借款人，州和地方政府更无借款能力，而仍能大量借款的只有联邦政府。若联邦政府近期不借款，各地、各界都会面临严重问题。

　　葛洛斯认同考夫曼的说法，因为前期繁荣都是依靠联邦政府大量举债来支撑消费。但政府现在执行财政收缩，以换取减少赤字，如此做法是方向性的错误。

　　凯罗米里斯也认同这种观点，赤字还要进一步扩大。减少赤字的前提是同时削减社会福利。冻结临时和非国防性开支增长是好主意。

　　凯罗米里斯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今后2-3年的赤字问题，而是难以做出削减中长期社会福利开支，而又不加税的决定。只有这样做才能保住现在已有眉目，但又不稳的缓慢增长。

　　在讨论执行更严格的即期收入支付当期开支的财政措施(pay-go)，以回复人们信心时，席勒认为恢复信心应从多方面入手。当前所做的削减国家债务只是相对很小的部份。真正的大问题是人们感到很不舒心。他们感到国家已不是自己的国家，被政府从危机中拯救的富有者，向政府行贿的一小部份人在掌握政权。

　　奥尔扎克认为，人们的愤怒尚未消除。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现处在内乱状态。私人业借款从占2007年GDP的28%，降到2009年的17%让人震惊。这就是为何人们感到很不舒心的原因。这是一件让人受重创的事情，民众应该感到很不舒心。

　　考夫曼认为金融市场和机构的改革值得在这次圆桌会议上讨论。他认为，由于人们至今不知道如何处理金融机构自营交易(proprietarytrading)和证券化问题，以及今后处理方法的细节都是哪些，立法机构由此已给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席勒认为对此不应责怪国会，它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且无法马上完全解决问题。

　　但是，凯罗米里斯完全不同意席勒的看法。他认为应加倍责难国会，因为它制造了当前的乱局，而不是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在解决问题。

　　学者和专家们对近期稍乐观的因素的看法如下。

　　葛洛斯认为有两件事值得高兴。其一是全球经济中还有一些国家的形势较好。发展中国家处在消费不足的经济，他们拿出了一套更复杂些的金融体系保持前行。全球增长的动力已从美国转向其他国家，但至少还有增长动力能让美国以1%-2%的速度增长。

　　其次是目前利率极低。然而，即使如此境况也未对经济正面增长带来多少影响。但只要低利率保持的时间足够长，最终不仅大企业，而且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借款能力应会带动再次增长。

　　考夫曼指出人们在增加储蓄，这也体现了调整过程中的一部份。

　　奥尔扎克认为实际上能让人感到乐观的因素有限。除了其他国家增长外，美国的出口增长也反映了这一局势。国内企业的设备和软件投资在增加、它们未购买新建筑，而是购买新电脑，例如，由其是运输设备行业。除了这些正面迹象外，当前对美国更重要的事情是重新树立起创业能力和灵活性(entrepreneurshipand flexibility)。若美国政治制度能解决面临的若干问题，那麽它会有助于人们释放出最基本的乐观感。

　　席勒认为若干乐观的因素包含在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中。在法案支持下，关注系统风险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FinancialOversight Council)在筹办，专门汇集、研究各类数据的金融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当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甚至根本不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当时没有相应的研究。同时，现在成立了避免房主误入不恰当的按揭贷款契约的购房咨询办公室(Officeof Housing Counseling)。另外，金融衍生品和掉期合约都置于交易所的监控下。所有这些都说明状况有改善。

　　凯罗米里斯不认为购房咨询办公室能起很大作用。

　　与会者认为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是失业。

　　葛洛斯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要想到为未来创造出更多就业，而不是应付当前消费问题，而在全球环境下无竞争力的工作岗位。总统和新一届国会必须要让经济变得更有竞争性，因为它已丧失了具有竞争性的出口能力。

　　考夫曼称，尽管政府和国会前期在解决就业问题上采取了措施，但还需要为此想更多办法。奥巴马上台初期曾表示要推行由政府支持，能改善美国竞争力的资本开支，或其他计划，无论其重点领域是在运输或是教育，那麽，他应为此准备足够资金，同时，也让人们了解这不是政府的长期开支。

　　凯罗米里斯不认为总统有何当务之急的问题，因为他现已丧失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领导能力。若总统还是这副表现，他还会丧失对国会的控制。凯罗米里斯最感兴趣的当务之急是看到共和党控制国会。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清晰地表明对政府功能的长期设想，表明政府能以更实际的方式解决问题，并显示出真正的领导能力。这场2012年后变化的影响要能延续多年。

　　席勒强调的当务之急是上面已谈过解决州和地方政府的问题。共享普通税收是共和党赞同的做法，因这是一种分权，让开支决策更贴近民众，让他们了解当地的条件究竟是怎样的。

　　奥尔扎克认为有四点建议可供参考。其一是国会领导层和政府需要合作，在社会上建立起新的乐观情绪，少争论，多做构建信心的实事。其二是成立基建投资银行(infrastructurebank)。其三是重新审视年底前要失效的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作用。他个人建议最好只对中产阶级延长该政策，但若不得已，可对全民最长展期2年，然后彻底失效。这有助于解决中期财政问题。其四是未来遭遇的大量的政策执行问题。当今要解决的问题太多，特别是医疗保健和财政法案涉及的问题。仅从行政角度看，侧重于执行新法律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在明年就是大问题。(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