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央视“面对面”的采访时，莫言重温了自己的成长之路，但最精彩的瞬间却是在节目的最后。当被董倩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南都周刊封面报道

　　记者_唐不遇 摄影_刘浚 

　　2012年10月28日，尼日利亚作家、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勒·索因卡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到北京，开始为期十天的访问。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引人注目。而在刚刚过去的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两个诺奖作家面对面，会发生什么？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安排了这次在北京的见面。

　　一个是非洲大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个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会面会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或许会成为历史性时刻。但遗憾的是，他们擦肩而过。

　　就在索因卡抵达北京当天，瑞典电视台也抵达了山东高密。莫言从北京回到高密老家，配合瑞典电视台拍摄短片，并参加10月29日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两位诺奖作家的会面不得不取消，莫言发短信表示道歉，索因卡则对此表示理解。

　　毫无疑问，这两个月来，莫言是中国最忙的作家。10月，他被中外记者重重包围；11月，他忙着为赴瑞典领奖做准备，包括准备多篇演说稿、多件参加典礼的礼服等。

　　此后，莫言谢绝了几乎所有采访和活动，没有再公开亮相。随着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临近，“莫言热”再次掀起高潮，关于他领奖时穿什么服装、凭借“诺奖效应”，以2150万元全年版税收入高居2012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第二名的新闻，更是引发了一场网络口水战。此外，如《莫言全集》出版、莫言获得中国话剧界最高奖项“金狮奖”编剧奖、担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席等，都成为热点。

　　12月5日，莫言带着10位亲朋好友，起程前往瑞典，品尝他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席盛宴。

　　莫言很忙

　　“‘莫言热’很正常也让我感动，但我希望‘莫言热’尽快过去，把对莫言一个人的关注变成对中国更多的作家、更多的艺术创作者的关注。”针对国内持续不断的“莫言热”，莫言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希望大家忘记他这个“生蛋的母鸡”，而只品尝他用笔“下的一窝蛋”。

　　对获得诺奖，莫言一方面感到惊喜、惶恐，一方面又刻意保持着低调，获奖后只召开了两次记者会，参加了两场公开活动，而且都是在10月。

　　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最初几天，是莫言最忙的时候。消息公布当晚，他就在高密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第二天又召开了一次记者会。接着，他又接连接受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腾讯网等几家媒体的专访。

　　获奖时，莫言身在高密老家。在召开两场记者会后，莫言回到了北京。此后，他数次往返于高密和北京之间。

　　他公开亮相的两场活动，一是10月18日上午，在北京出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这也是莫言获奖后首次在北京公开亮相。莫言是以诺奖新科得主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的双重身份出席座谈会的，接受刘梦溪、范曾、余秋雨等诸多著名文化学者的赞扬。

　　另一场活动是在10月29日，他又回到高密，上午参加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下午参加青岛市歌舞剧院的舞剧《红高粱》发布会。天稍微有些阴冷，9点半左右，红高粱文化节开幕，莫言首先致辞。媒体报道说：“围着一条围脖的莫言款款走上台，发言台前立刻被记者们包围。”莫言谦虚地称：“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都是一个写小说的农民，都是高密父老乡亲们的不太称职的儿子。”

　　此后，回到北京的莫言就很少再面对记者的镜头，尽管一批又一批的记者蹲守在他的家乡，尽管直到11月9日，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还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莫言得奖之后，他“至今还没有机会跟莫言坐在一起谈一谈，因为莫言每天被记者包围着”。

　　11月24日，湖南卫视《新闻当事人》栏目播出了“最新”的莫言访谈，但从该节目中可知，此次访谈也是在莫言10月29日参加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期间进行的，并非最近。

　　为了准备赴瑞典领奖，莫言甚至缺席了12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话剧界最高奖项“金狮奖”颁奖典礼。获得诺奖后一个月，他凭借话剧《我们的荆轲》的剧本创作获得了此次“金狮奖”的编剧奖。这也是莫言第一次获得国内的戏剧奖。

　　镜子和显微镜

　　莫言在最后一次公开采访中透露，他自己生活基本正常，但若要满足每一个电视台、每一个记者的要求，则实在分身乏术。除了向媒体表示歉意，他还“吐槽”说，“希望媒体的报道尽量完整准确，不要弄一个吓死人的标题，下面什么都没有，靠标题来吸引读者，这也不是什么好的办法。”

　　在密集的记者会和专访中，莫言透露了大量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讲述了自己怎么从一个只读了小学的放羊娃，成长为一个名满世界的大作家，他的写作经验和饥饿记忆，论述了自己对当前中国文学的看法，也回应了国内对自己获奖的争议。

　　但是，喜欢八卦的网友们，却对访谈中的几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很感兴趣。比如，莫言如何回答央视“你幸福吗”的提问，莫言主动揭发自己“伪造学历”的故事，莫言对自己被消费的看法等。

　　在接受央视“面对面”的采访时，莫言重温了自己的成长之路，但最精彩的瞬间却是在节目的最后。当被董倩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莫言自爆当年自己“伪造学历”的故事更耐人寻味。据报道，“文革”粉碎了莫言的中学梦，但他还是在夜晚油灯下和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读了一些闲书。1973年，他进县棉花厂当合同工，进厂登记时，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但很快被邻村的小伙子揭穿，弄得他抬不起头来。1976年，莫言当兵填表时，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后来填写入团志愿表格，更是将自己的学历提升到了高中一年级，并在以后所有表格中都这么填。多年来，虽然没有人揭穿他，但他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其实，早在2005年莫言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承自己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历是滥竽充数，论文是老师帮忙写的。有人说，拿着“假学历”的莫言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等于给了中国教育“一巴掌”，也再次证明了“唯学历论”的荒唐。

　　据媒体报道，有人以1000元注册的“莫言醉”白酒商标，以税后千万元高价成交，身价较当年的注册费跃升万倍。对此，莫言回应说：“关于我名字的注册，也希望不要一窝蜂地上，人名不经过我同意就注册不太妥当，但商家的这种热情我也可以理解，希望大家更加理智，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名字，不一定非要跟莫言捆绑在一起。”

　　而类似的修辞术，被莫言用在了自己的获奖感受上：“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作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也有许多作家写的作品同样好，他们也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诺贝尔文学奖今年授予我，使我内心深处深感惶恐。”

　　至于对自己获奖的激烈争论，莫言认为这是一场人生的洗礼，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对他有利。他先后用“镜子”和“显微镜”来比喻这场争论，得出了一个结论，显示出一个小说家的本色：如果说争论是一面镜子，“我透过这面镜子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到了自己”；而如果说争论把他放到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的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我反而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看到大家都在指指点点进行评价，这样的机会我千载难逢，必将是受益终生。”

　　去瑞典领奖

　　莫言获奖后，他的女儿管笑笑成为他的特别助理。有关莫言的对外事宜，都由管笑笑打理。管笑笑说，一个多月来，各种各样采访、会议、应酬，把莫言忙得疲惫不堪。而她会帮父亲看一些会议文件和英文信件，也会告诉接待方具体日程安排。“这一个多月来，父亲收到的国际交流的信件基本上都是我看，并在他的授意下一一回复。”

　　管笑笑还透露，父亲非常勤奋地在学外语，也会不时向她请教。

　　11月以来，由于莫言拒绝了所有对外的活动，他的家人成为媒体重要的新闻来源。而11月关于莫言最劲爆的新闻，莫过于“莫言要穿燕尾服去领奖”。这个来自莫言的大哥管谟贤的爆料，一下子击中了很多人内心深处脆弱不堪的民族情结。

　　11月9日，管谟贤做客山东大学透露，莫言正在为去瑞典领奖做准备，除了演讲稿之外，正定做领奖时穿的燕尾服，而准备同去的莫言夫人和女儿也正在做晚礼服，他还透露莫言还要学跳舞。莫言的二哥管谟欣随后也证实，因为颁奖礼瑞典国王和王后都将出席，所以莫言究竟穿什么，让一家人伤透了脑筋。

　　莫言去瑞典领奖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代表着中国作家、中华民族的形象。因此，“莫言到瑞典领诺奖时该穿什么”这个问题，顿时在网上引发了强烈的争论。许多网友认为莫言领奖应该穿民族服装，比如唐装、长衫、中山装，乃至汉服，甚至PS出莫言穿燕尾服、唐装、长衫、中山装和汉服的“效果图”。

　　11月29日，将随同莫言去瑞典领奖的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邵春生告诉记者，莫言此行已准备了多套服装，包括燕尾服、西装、唐装、中山装和休闲装。领奖时入乡随俗穿燕尾服，其他演讲或非正式场合，则选择汉服或他本人平常很喜欢穿的休闲装。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时间为12月10日下午4点(因为诺贝尔是1896年12月10日下午4：30去世)，颁奖地点是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诺贝尔奖每年的颁奖典礼隆重而简朴，每年出席的人数限于1500人到1800人；男士必须穿燕尾服或民族服装，女士要穿庄重的晚礼服；仪式中所用的白花和黄花必须从意大利小镇圣莫雷(诺贝尔逝世的地方)空运而来。

　　按规定，诺奖得主每人可邀请16位(另一说，14位)私人客人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和晚宴。此次随从莫言赴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的代表团一行共10人，除了莫言的太太和女儿之外，还有多位莫言作品的翻译者，包括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家葛浩文、瑞典文翻译家陈安娜、日文翻译家吉田富夫及俄语、西班牙语翻译家等。

　　据报道，莫言的此次领奖行程安排得很“满”，12月5日从北京起程，来去大约7至8天时间。在瑞典期间，每天都有活动安排，除了颁奖典礼和晚宴，还包括3场重要的大学演讲。

　　“接下来，我会尽快从获奖后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按照既定的方向，脚踏实地搞创作。”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是说。据管谟贤透露，莫言下一部小说一定还是写高密东北乡，内容可能会写反腐败。而莫言则表示，这是一个秘密。

　　“病态”时代

　　记者_张闳 

　　矛盾的自我

　　诺贝尔奖对于莫言来说是一个意外收获，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也是如此。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喜讯，公众的反应首先是——震惊。这一点倒与本雅明所说的那种现代主义艺术的美学效果相一致。在各种场合下，关于莫言获奖的议论沸沸扬扬，莫衷一是。由震惊而混乱，由混乱而谵妄，乃至歇斯底里，凡此种种，或可视作当下中国文化的荒诞的“现代性”诸征候。

　　在一个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倒是利益上的考量多少显示出某种理性。出版界的反应很迅速。莫言获诺奖，给奄奄一息的国内文学出版业打了一支强心针。据说，由此带动了股市文化板块的上扬。人们在莫言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在莫言的故乡，我们可以看到诺奖效应延伸的强度。当然，这跟文学关系不大。大到当地政府拨款种高粱，小到参观莫言旧居的游客拔萝卜，一种一拔，大小有别，但动机无异——无非是想借光。

　　文学界的反应相对要迟钝一些。尽管莫言早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著作乃至许多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对象，但这些学术性的评价大多停留在当下几十年的文学史框架内，很少有人会用一种世界性眼光来面对这样一位作家。因此，学者专家们在面对获奖一事作出回应时，除去祝贺赞美的礼节性套话之外，涉及专业性的评价，大多不得要领。

　　莫言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下汉语写作的版图，也对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的框架性，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冲击。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就表示，莫言作品已经确定将被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选中的是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高校文学史教材编写方面也迅速跟进，表示要修订《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关人士表示，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将因为莫言获奖而改写，“在文学史教材中，目前只有曹禺、巴金、老舍和鲁迅是专章介绍，现在加入了莫言，他代表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将莫言的介绍、评价立为专章。文学史教科书本就是一份文学权力“封神榜”，莫言借助瑞典学院的册封，终于登上了本国文学宝座，与鲁迅、沈从文、老舍等现代文学大家共享文学偶像地位。

　　与此同时，质疑之声也此起彼伏。互联网永远是一个意见交锋的地方，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赞成与反对”之外，针对莫言获奖事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在反对者看来，莫言的官方身份(作协会员、副主席，以及曾经的军人身份)引人注目，以致引起了人们对其政治立场的怀疑。特殊的官方身份很可能与一个作家应有的自由精神和独立立场相悖，况且，至少在公开场合，莫言几乎没有表达过对社会不公的直接抗议，相反，他还卷入了一场令人不解的“抄写”风波当中(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场怪异的“抄写”风波，被认为涉嫌向权力献媚。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种十足的道德“乡愿”和精神“犬儒”。这一点，被视作作家的道德污点，也被认为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传统相悖。人们可以举出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米沃什，甚至赫塔·米勒来作证。因此，如果不是外界误判了莫言的价值的话，那么，就只能归咎于诺奖委员会偏离了诺贝尔以及文学的精神传统。支持者则强调文学的特殊性，并指责反对者没有好好阅读过莫言。如果很好地读过莫言的作品的话，就不难发现，在莫言的笔下，充满了尖锐的现实批判性。文学家可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而并非要直接介入现实的政治行为；文学的现实“介入性”是以作家本人的独特的个人经验和话语风格来实现的，以话语层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对抗现实政治的简单粗暴和专断。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在莫言那里，既是美学策略，也是政治策略。莫言的文学以其内在的复杂丰富，来反抗外部的简单粗暴；以其悖谬，来抗拒政治权力对文学的直接征用。”当然，我本人并不属于“赞成”与“反对”两派中的任何一方，我更愿意关注作家，尤其是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其内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果说，赞成与反对的意见所描述的都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这很可能就是莫言的全部，一个矛盾的自我。他身上的这种矛盾性，也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精神征候。

　　境外反应一派迷乱

　　至于境外的反应，同样也显得一派迷乱。海外媒体和读者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本就所知甚少，莫言一出，媒体无所适从。各种报道更多地集中在莫言获奖的文化意义与作为“经济巨人”的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也表明，海外对中国的认知，更多地集中在中国的经济成就方面。人们总是从自己熟悉的东西上去寻找新事物的认知参照物。至于莫言获奖与国家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性质究竟为何，解释则各有不同。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经济繁荣、大国崛起在文化方面的指标(这一点，深合国内朝野上下之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文化人在抵御物欲横流的时代的艰难努力的见证。

　　事实上，除了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这样的人本来就少，而真正的文学行家就更少得可怜)之外，很少有海外舆论能对莫言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甚至可以在那一份水准平平、充满隔靴搔痒的套话的诺奖颁奖辞中，看出西方世界与现代汉语文学之间的隔膜。马悦然认为“莫言获奖与其是否在体制内无关”、“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惟一标准就是文学质量”……但他的看法并不值得特别关注，因为瑞典学院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只需看诺奖颁奖词即可。而被称之为“顾大炮”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貌似行家，也常有惊人之语发出。他在莫言的问题上，也放了一炮，指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他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而不是体制外的批评”……但在他的这一番看上去十分犀利言辞中，偏见与卓识参半，盲目与洞见并存，或多或少包含这跟马悦然的立场刻意的针锋相对。

　　海外主流文学界对莫言及中国当代文学所知甚少。虽然早在2005年，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就曾在《纽约客》撰文论及莫言，但通篇看下来，无非是概要地介绍了一下《丰乳肥臀》的主要内容。当然，以厄普代克的文学地位，介绍一下对莫言来说就已经是很高的奖赏。

　　对莫言盛赞有加的，当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据称，他就是莫言获奖的提名者之一，而且，很显然，是起重要作用的提名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大江在文学上的贡献与其说是获得诺奖，不如说是他推荐了莫言获奖。可是，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却对莫言获奖表示了极度的不满。相关报道语焉不详，也没有证据表明米勒对莫言的作品有多大程度上的理解，我们所知道的是，米勒的批评主要是出于道德义愤。至于批评的合理性理由，并不难猜测，应该跟前文所提及的反对者的意见差不多，只不过在她的言论环境中，她的表达更为直截了当。我理解这位前罗马尼亚作家的情绪，但我怀疑她的资讯来源的可靠性，也怀疑媒体传播的准确性。

　　当下季节里的暴风雪

　　著名文学杂志The Kenyon Review刊登了一篇署名Anna Sun(孙笑冬)的评论文章《莫言的病态语言》(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算是一篇较为专业的莫言评论。孙女士在文章的开头引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一段话作为自己文章的题记，其用意无非是说，这个时代的粗鄙化使得文学话语的复杂性和精神深度消逝殆尽，言辞变成了赤裸裸的语义直陈，如同这个时代的欲望和心思一样。

　　孙笑冬写道：狄更斯、哈代和福克纳这些伟大的小说家，面对严酷的人类生存条件，而莫言的作品缺乏像作家所具备的重要东西：美学信念。这些作家的美学力量是火炬，照亮了人性的黑暗和痛苦的真相。莫言的工作不乏人工技巧的光泽，在他的幻觉世界，却没有照亮混乱现实的光芒，并由于缺乏整体的美学考虑而致混乱和失败。打开他的作品的任何一页，都混杂着乡村土语、老套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文学上的矫揉造作，令人惊讶的平庸。莫言的语言是重复的、粗鄙的，大多缺乏审美价值。相反，倒是葛浩文的翻译，使莫言的作品显示出某种光芒，使之看上去貌似高尔基或索尔仁尼琴。莫言的语言是惊人的和引人注目的，因为它是患病的。它脱离了中国文学数千年传统中的优雅、复杂和丰富，脱离了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苏轼，再到曹雪芹所建立起来的伟大传统，是一种病态的现代汉语。莫言的作品其实是社会主义美学的产物。病源在于长期盛行的工农兵的政治语言。但沈从文、老舍、冰心、钱锺书等，则逃脱了病态的感染。这也就意味着，莫言并未尽到一个作家应尽的职责——捍卫母语纯洁传统。

　　孙笑冬是一位年轻的华裔学者和作家，她对古典中国和当代中国文学的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语言状况感触更深，这是通常意义上的“汉学家”难以体会到的。但在我看来，孙女士只说到了汉语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的一个方面。她本人的美学立场本身就带有严重的偏执性。由此联想到此前不久风靡一时的作家木心。木心的语言由于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汉语环境相隔离，因而较为完好地保存有民国时期语言的气韵。这一点，被当下的文艺界人士所追捧。但木心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木心的价值在于其作为一个业已消逝的语言和美学的“标本”意义，就好像一枚被农夫遗忘在树枝末梢的果实，在美学的严冬里散发着光辉。它的存在，不能证明时下是硕果累累的深秋。

　　莫言的语言则不同。它不是一个孤立于世外的美学风景。它是当下季节里的一场暴风雪。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在一场混战当中，旁观者往往难以分辨出对立的双方。孙笑冬的描述是准确的，在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的一开头出现的农村生产队队长训话的场面，这个能说会道的农民，一张嘴便是连篇的谚语、顺口溜和粗俗而俏皮的骂人话，其间还夹杂着一些歪七扭八、半通不通的官方辞令：领袖语录、上级指示、报刊社论的言辞等等，以显示自己不同一般的身份。但是，这种夹生的官腔、杂凑的语言，非但不能令人生畏，反倒叫人觉得好笑。在这种戏谑性的“模仿”中，包含着莫言小说的一系列风格学秘密。莫言在语言上的价值，恰恰是他的那种刻意制造的混乱、芜杂、重复和陈词滥调，或者说，孙女士所说的“病态的”语言。这一点也正印证了普鲁斯特所说的，“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于外语的语言写成的。”

　　莫言的文学确实是“有病的”，它是一个有病时代的病毒携带者。它以自身的免疫力，存活在这个时代。这是莫言一代人的宿命，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但它与传统的中学语文教育理念和旨趣，也就是与那种玻璃暖房里的洁净和茁壮背道而驰。莫言在一篇写中学生的故事《欢乐》中就曾无情地嘲讽过中学语文教育。而现在，中学语文教育趋炎附势，瞎凑热闹，迟早要陷入自寻烦恼的尴尬境地。

　　(实习记者颜志华、陆诗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