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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印度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曼莫汗-辛格(Manmohan Singh)让危在旦夕的印度起死回生，人们称他为印度的“邓小平”。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日这位连任两届印度总理的牛津经济学博士，却被媒体描述成差等生和无能的官僚。他名誉的受损来自于人们对他这样的指控：当他的内阁同僚把自己的腰包填得满满时，他却故意朝另一边看并保持沉默。

　　《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把印度总理辛格评为差等生。(图片来源：《时代》周刊网站)

　　“我坚持文章的观点……没有什么可以道歉的”，西蒙-丹耶尔(Simon Denyer)在接受印度媒体ANI(Asian News International)的视频采访时说。

　　9月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其驻印度总编辑西蒙题为《印度沉默的总理变成一个悲剧人物》的文章。文中指出，曾经声名远扬的印度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辛格，在其就任总理期间下，却让印度经济改革停滞不前，增长快速下降，卢比暴跌。

　　他名誉的受损来自于人们对他这样的指控：当他的内阁同僚把自己的腰包填得满满时，他却故意朝另一边看并保持沉默。西蒙说，这位畏缩、说话温柔的79岁(笔者注：辛格1932年出生，应为80岁)经济学博士，变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一个“犹豫不决、无能的官僚”，“有成为历史上失败者的危险”。

　　文章随后遭到印度总理办公室的谴责，并写信向《华盛顿邮报》声讨。然而西蒙却认为他只是报道了印度所发生的事实，没有什么可向印度政府道歉的。而且，仅在一个月前，曾经把辛格列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的《时代》杂志，在其一期亚洲版的杂志上却把辛格订死在其封面，称其为“差等生”(The Underachiever)。

　　印度“邓小平”不懂得退休

　　1991年对于印度的重要性，正如1978年对于中国。那年，国大党总理拉奥把辛格提拔为印度财政部长，促成了印度经济改革的成功。

　　在辛格就任财政部长的处子秀上，他引用了雨果一句激动人心的话：“当一种新思想的时代到来之时，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这个时候的辛格59岁，正处于政治生涯的当打之年，他信心十足。

　　果不其然。封闭已久的印度经济大闸一打开，就震动了世界。在此之前，经济学家还用“印度式增长”来形容增长缓慢的经济体，然而，仅仅过去20年，印度不但成为增长仅次于中国的全球大型经济体，而且其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亚洲第三，并将很快要超过日本。

　　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得胡里(Mrinal Datta Chaudhuri)在其一篇关于辛格的文章中认为，印度之前的政策失败、政府行为和公共部门的未开放都是印度经济改革成功的铺垫，辛格所做的最大贡献在于：教育了印度国民对开放经济体系的追求。也就是说，辛格打开了印度人的思想。

　　“我们必须让未来成为现实”，1991年，辛格在公布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时说，“让世界人民听清楚了——印度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

　　作为印度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辛格借助其声望，政治生涯更是扶摇直上。2004年，他被推选为印度总理。但是，与掌握实权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同的是，辛格当选总理却有“意外”成份。他是受到了其幕后老板，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的“意外”提拔。

　　在2006年接受美国PBS查理-罗斯(Charlie Rose)采访时，辛格说：“我是一个被推上大椅子上面的小人。无论我被指派了什么任务，我都应该去尽我的责任”。

　　但是，更没想到的是，这位不是老大的总理又依靠他的声望在2009年得到连任。《华盛顿邮报》引用当时高盛孟买的总经理波达尔(Tushar Poddar)的话说，当时的大选对辛格来讲是一个胜利，但他却没有站出来声称什么——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学院派风格，或许是因为他太老了。而他这种缺乏领导力、缺乏胆量、缺乏意志的表现，也震惊了外国投资者。

　　辛格虽然是印度历史上在位时长排名第三的总理，但他“也是一个不知道应该何时退休的人”，“他显然已经疲倦了，无精打采，失去了能量”。

　　而目前，辛格已经80岁了，假如他能撑到总理任期结束，那已经82岁了。印度历史学家古哈(Ramachandra Guha)在去年接受《Caravan》杂志采访时说，辛格虽然是印度历史上在位时长排名第三的总理，但他“也是一个不知道应该何时退休的人”，“他显然已经疲倦了，无精打采，失去了能量”。

　　2009年，在辛格再度当选为总理的几个月后，时任印度财政部长赞誉辛格是印度的“邓小平”。但是，这两人至少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位居实权的邓小平在恰当的时候能够自我引退，而权力羸弱的辛格却还不知道啥时候退休。

　　谁在主宰印度？

　　辛格迟迟未退休正反映出印度经济改革后的一个困境：当中央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体系下放给地方后，中央却失去了集中的统摄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够掌控全局的总理。

　　印度学者阿萨马-辛哈在一篇关于印度经济改革后政治转折的文章中说：“印度所进行的自由化改革并不等于对市场放松管理，而是厘清国家经济市场中的各种关系，地方所奉行的加强管理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中央权力下放的过程。改革后人们发现，中央政府部门开始变得相对冷清了，与此同时，“拜访各级地方政府政要的人数却不断增加”。随着地方执政党势力强大到可以要挟中央执政党，内阁已经变成了地方利益争夺的战场。

　　也正因为如此，当印度地方走过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目前需要再次达成改革共识时，却变得愈来愈加困难。

　　《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对辛格无能的评论，目前已经沦为在野党对执政党攻击的最佳作料。上周三最大的在野党印人党(BJP)的发言人如此攻击辛格：“整个世界都在讨论你的腐败行为”！而最近印度议会正是在印人党的反对下，不时陷于瘫痪状态。

　　前辛格总理的媒体顾问哈里什-卡尔(Harish Khare)在《Outlook》杂志上撰文批评印人党，认为其狭隘的攻击行为已经破坏了印度国会的机构职责。哈里什称，印人党坚持宁愿冒着被严肃孤立的风险，也不要让国会履行职责，这种行为极为“狂妄自大”，破坏了民主规则。

　　印度作家巴哈特在其新书《印度年青人需要什么》说，印度人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印度”这个概念还太年轻，只有60多年。看来，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印度五彩缤纷的各个政党。

　　年迈的辛格总理还未退休，但他能否得以坚持到任期结束，还是一个疑问。而谁能真正主宰印度，在其进一步改革无法达成共识下，正如巴哈特所说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笔者去年刚踏入印度，对印度总理赞叹有加时，却被印度朋友泼了冷水，因为印度人都知道辛格并无实权。那么印度人为何又要浪费时间对《华盛顿邮报》进行声讨呢？谁能主宰印度，这或许是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