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香港娱乐大亨杨受成70年香港记忆

2013年01月03日 08:27  外滩画报 微博

  香港娱乐大亨杨受成的人生是过去 70 年香港历史的缩影。第二代移民从父辈居住的破败街市中奋起,年纪轻轻白手起家,历经数波惊涛骇浪,快意恩仇,笙歌作乐,成为一个富足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悲喜正剧。他们的开拓和发展贡献了过去数十年香港的“集体记忆”,更辐射到全球的华人社会。

  1950年代的杨受成为父亲的钟表行工作  1950年代的杨受成为父亲的钟表行工作
香港娱乐大亨杨受成70年香港记忆香港娱乐大亨杨受成70年香港记忆

  从香港岛湾仔轩尼诗道的英皇集团大厦总部顶层,可以远远望见对岸的九龙。

  少年时的杨受成酷爱足球,经常从母亲那里领得一块钱,花 5 分钱从九龙坐渡轮到湾仔码头,再步行到跑马地附近的香港大球场花 6 毛钱看球,再到湾仔街市花 3 毛钱吃一碗小份云吞面。剩下的 5 分钱,刚好够回程的船票。

  “如果那 5 分钱掉了,我就得游泳回九龙了。”杨受成回忆起那段岁月,仍然觉得艰苦的童年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虽然,他现在能在酒店里随随便便开一支 12 万的酒。

  杨受成是潮州移民第二代,生于香港,从小在父亲杨成的钟表行“成安记”铺里长大。

  1960 年代的九龙,按照杨受成的传记作者陶杰的说法,就像今天北非的埃及、摩洛哥,虽然仅仅隔着一个地中海,却对着彼岸的欧洲望洋兴叹。中环就是欧洲,是摩天大楼,是洋大班们生意场的风云际会和声色犬马之地。而九龙只是内地移民聚集的逼仄老街、越战美军士兵靠岸停留一夜的寻欢之所,以及新兴经济体日本的游客追逐平价商品的喧嚣闹市。

  父亲杨成虽然娶了四房太太,养了十几个孩子,却从未想象过跨越维多利亚港去港岛开办一家钟表行。

  对于初出茅庐的杨受成来说,中环和九龙强烈对比的感觉,在他心中翻江倒海。1965 年,他仅 22 岁,一咬牙向父亲借了 20 万,在九龙弥敦道开办自己的钟表行。尽管他请来了当时的亚洲电影明星凌波为表行开幕剪彩,但因为缺乏名牌手表压阵,他的生意还是很难更上一层楼。他异想天开,想跑到中环去争取世界名表欧米茄的代理权。

  如果有欧米茄,他的店铺就有了头牌明星。

  于是他渡海而去,像北非的迦太基人想去攻占罗马帝国。他到了中环怡和大厦的欧米茄总代理处安天时洋行,连总经理的名字都不知道,就登门拜访。经过和前台小姐的软磨硬泡,他知道了总代理是一位犹太人,名字叫贝利恒,但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欧米茄表就像倾国倾城的公主,岂是他这籍籍无名的穷小子可以随便高攀?

  但是杨受成不管不顾,用西汉张良拜师黄石老人的办法,在两个月里,每隔三五天就到安天时洋行接待处坐着。

  终于有一天,他忽然被贝利恒召入办公室面谈,当时的感觉如获玉皇大帝御旨一般。交谈之下,方知犹太人处处磨练他的耐心,并已经暗中去九龙考察过他的店铺,以及他的待客之道,才决定暂时给予他欧米茄副牌天梭表的代理权。

  天梭表经营得好,杨受成又获信任,一举拿下欧米茄表的代理权,并很快再下一城,拿下了劳力士表代理权,成就了他的英皇钟表珠宝生意。

  1994 年,他将英皇集团总部搬到了湾仔轩尼诗道,又在跑马地建了一座英皇骏景酒店,和当年看球的香港大球场仅仅数步之隔。

  杨受成的故事就是过去七十年香港历史的缩影,第二代移民从父辈居住的破败街市中奋起,年纪轻轻白手起家,历经数波惊涛骇浪,快意恩仇,笙歌作乐,展现一个富足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悲喜正剧。他们的开拓和发展成为过去数十年香港的“集体记忆”,更辐射到全球整个华人社会。

  抢滩者

  杨受成为香港的“集体记忆”贡献最大的,并不是他的主业金融和钟表,而是被他称之为副业的娱乐业。在这个最容易被传媒放大的圈子里,他的英皇娱乐既培养出谢霆锋、容祖儿、TWI NS这样炙手可热的明星,又出了涉及刘嘉玲的《东周刊》封面事件,以及阿娇的“艳照门”事件。他的个人生活更为街头巷尾所热议。

  众说纷纭之下,杨受成在外界的形象,是一位香港“娱乐圈大亨”,只手可翻云覆雨。在想象中,配上这副形象的,应该是一位叼着雪茄、满脸横肉的大佬。

  可是,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满面红光的小老头,身材不高,戴着金丝眼镜,满脸笑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待人谦恭,和你说话时会俯过身来,双眼望着你。

  这是一位有些强迫症倾向的双鱼座男人,太太陆小曼常笑杨受成像电影《与敌同眠》( Sleeping With the Enemy)里的男主角,因为她只要像茱莉亚·罗伯茨扮演的女主角一样看看屋里的东西是否收拾齐整,就知道先生是否回过家。

  办公室里,摆放着佛像雕塑,正中的墙上一幅书法上写着“知人者智,知己者明,知足者富”,这是杨受成最喜欢的三句话。

  这一天香港的天气并不太好,从英皇大厦最顶层杨受成的办公室望出去,太平山有些灰暗。轩尼诗道及附近的马路逼仄如蛛网,那些有了年头的建筑物,以香港独有的倾斜角度组合在画面中,象征着过去那个人人抢滩、野蛮生长的年代。

  杨受成在幼年时便已经是一位抢滩者。在 12 岁那年,他受父亲派遣,孤身一人,雇船前往公海与水手们交接走私手表。他需要背着沉重的一袋手表,从轮船上抛下的一根绳索奋力往上爬,才能到达命运的甲板,而脚下则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汪洋大海。只有全力往上爬,才能完成父亲交付的使命,才能使全家人暂时免除日日登门的债主们的呵斥和白眼,才能有他之后的出人头地。那是杨受成第一次在人生中肩负如此重担。他叫受成,大概要“受”他父亲杨成在香港九龙开出表行之小小“成”就。

  而在他的英皇钟表珠宝店成功之后,他投资房地产,进军金融业,并通过“好世界地产”上市成功,又开始投资电影,第一部电影《喝彩》由陈百强和张国荣主演,叫好叫座,风头一时无两。

  然而杨受成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危机正在悄悄袭来。1983 年,香港回归中英谈判悬而未决,中产阶级移民加剧,9 月份香港发生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五”,商界抛售港币,狂购美元。当时在地产投资过度的杨受成被借贷方汇丰银行认为资不抵债,清盘接收,不仅地产尽失,连起家产业英皇钟表珠宝也只能交出,全家如临世界末日。杨受成成了汇丰的打工者,帮助汇丰管理英皇钟表珠宝店,月薪两万元。而他的欠债达到三亿两千万港币,限期八年内偿还,否则连这个工作都会丢掉。

  被清盘那一天,杨受成孤身一人走在皇后大道,脑中一片空白。家族中共有五个弟弟,十个妹妹,四个母亲,作为长子的他是家中顶梁柱,现在整个家族就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下来,不堪设想。

  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位高人陈伯的指点。陈伯名叫陈朗,是香港富人圈中一位座上宾,陶杰说陈伯有一种通过观人气色指点迷津的天赋。当时陈伯和杨受成说,你要往西,往中东去,有翻盘机会。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神奇,但孤身一人杀到科威特炒外汇的杨受成确实发了财,两三年间便赚回一两千万美元,又通过资本运作另开新店,结果在短短两年内居然还清了汇丰的债务,拿回了英皇钟表珠宝的控制权,度过人生的第一大劫。

  从那之后,杨受成处处谨慎。

  他和我说起这一段故事,觉得刻骨铭心,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永世难忘,更改变了他之后的投资策略:“现在我的借贷都在非常安全的水平之下,我现在从银行借 10 亿,我最少有五六亿存款摆在那家银行,而我自己还有另外的现金,银行也感觉很舒服。又比如,和银行借钱买地不容易,但可以和银行借建筑费,银行看见你有地了,而这些建筑即使最坏的情况也是属于银行的,所以他们就肯借钱。”

  这段经历加之幼年时父亲店铺常被债主上门逼债的心理阴影,使杨受成相信“现金为王”:“我现在每天上班,出外赴宴应酬,与生意朋友往来,口袋里总藏有四五万元港币现金,如果没有这四五万在口袋,总觉得浑身不自在。”他随手就能抽出一叠港币。

  “娱乐大亨”

  英皇娱乐旗下有多名广受关注的艺人,无论是现在的谢霆锋、容祖儿、TWINS、张家辉,还是早年的罗文、陈奕迅、黄耀明、陈冠希、梁洛施,都是能在香港电影界和乐坛掀起波澜的人物。

  杨受成全方位进入娱乐业,是在 1992 年收购了叶玉卿哥哥叶志铭旗下的飞图娱乐,1996 年,他将其更名为英皇娱乐并自行管理。杨受成给香港娱乐圈带来了新模式——他模仿日本的尊尼事务所,专门找有潜力的年轻人签长期合约,经过百里挑一,成功的一两个人就可以抵销其他一百个人的费用。

  “在香港将小孩子培养成明星的,我是第一个。谢霆锋签英皇 16 岁,容祖儿签英皇 17 岁,TWINS 签英皇是十七八岁。所以这种形式是香港第一个,我也觉得最满足。”

  容祖儿回忆自己进英皇时的情形说:“当时杨老板见我的方式很特别,他把我当成一幅画,看了我几眼后,就用笔在纸上画了个符号一样的东西,其实他是在画我。然后他就指着自己画的那个符号一样的东西,很直接地跟我说:你看,这是你的两只眼睛,但是斗鸡眼来着,再看看你的肩膀,是 A 字膊……然后他就从头到脚把我评了一番,批得一钱不值。

  最后转过头跟霍汶希说,如果你要签她,就一定要这样这样收拾等等。

  就是讲了一大堆令我非常沮丧的话,我都差点哭了出来。当时我就觉得:哇!原来要进一家唱片公司,要经受这么大的压力。”而事实上,杨受成最欣赏的女歌手正是容祖儿,认为她是十年难得一见的好歌手,是自梅艳芳以来最好的歌手。

  这是杨受成用生意场上磨练而来的“阅人术”考察新星。管理旗下艺人的金牌经纪霍汶希,最早是一名兼职模特儿,也是杨受成慧眼识珠,让她成为自己在娱乐业中的得力助手,使英皇娱乐成为最早拥有自己的经纪人团队的香港娱乐公司。

  说到娱乐业,不得不提到曾经使杨受成声名受打击的“《东周刊》事件”。2002 年 10 月,英皇传媒属下的《东周刊》登载出刘嘉玲受辱的封面照片。一时舆论哗然,各界纷纷指责这一不良行为。香港艺人协会更是组织大游行表示抗议。

  事情爆发时,杨受成正在外出差,接到电话知道事态严重,命令《东周刊》总编辑第二天在全港各大报纸登整版广告道歉。他还宽慰为参加游行感到为难的老朋友成龙:“明天你一定要第一个登台,痛骂《东周刊》。如果你不站台,肯定为千夫所指,赔上你的声誉和形象。因为人人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无论如何要听信我,《东周刊》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是有一定错失的。”

  第二天,从外地赶回香港的杨受成宣布《东周刊》无限期停刊,遣散 260 名员工,赔偿广告客户,损失达数千万,但他仍然认为这是最明智的决定,否则这把火将波及英皇集团的其他产业。

  今天他谈起这件事仍然语气激昂,认为自己是无辜受冤的。

  近年来,杨受成将目光瞄向内地,姜文、冯小刚、陈凯歌等名导演的作品《让子弹飞》、《唐山大地震》、《梅兰芳》等背后均有英皇娱乐的身影。他评价合作的这三大导演说:“冯小刚像一盅绿茶,保健养生;姜文则有点像一瓶五粮液,酒精芳浓,原则鲜明;陈凯歌是一个对中国历史非常熟识的导演,这方面的学问是没有其他导演可以与他相比的。”

  现在,他又准备在杭州投资 300 亿人民币建设一个英皇娱乐文化村,包括制作中心、学校、会议中心、影棚、酒店等等,工期长达 10 到 15 年,将建成一个新的横店。

  杨受成对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看好,他认为中国电影在十年、二十年内一定会超越好莱坞。

  香港缩影

  有很多关键词可以去形容杨受成这个矛盾体。他爱玩,为心爱东西敢于一掷千金,以 1350 万港币购得香港第 9 号车牌,创下当时世界纪录;

  他是工作狂,每年只休假一两天,度假经常不超过三天,而且还觉得“刚刚好”,却又生出一个用 80% 时间来玩的“花花公子”杨其龙;他年轻时醉酒与女艺人开房,被前妻撞破,最终离婚。但前妻之后却回到他的集团公司打工。而他和现任妻子陆小曼数十年如一日,相处融洽;他对朋友讲义气,却又对子女苛刻,每六个月根据子女的表现修改一次遗嘱。他多行善举,却又曾因为朋友出头,被判妨碍司法公正,锒铛入狱九个月。

  虚岁七十的这一年,杨受成自觉人生可以开始做个总结。而且很多当年身边的亲人朋友已经逐渐离开人世。特别是他的母亲陈银妹去世之后,他觉得自己生命之中最重要的见证人已经没有了。而他有时会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些事情需要问过老朋友才能确认是否发生过。

  所以他决定找号称“香江第一笔”的文化人陶杰来为他写作一本自传,留作纪念。

  尽管三顾茅庐,陶杰仍然坚辞不接。最终杨受成拿出当年争取欧米茄代理权的诚意,终于让陶杰开了金口,但与杨受成约法三章:

  一、 要坦白,不管好与坏都一定要真实,要讲出所有事实。

  二、可审稿但不可改动。

  三、可向书中人求证事实真伪。

  杨受成满口答应。他和陶杰基本每周见面一次。陶杰说:“我一开始问他,《东周刊》的事你讲不讲,他说我讲。结果我问三件事他还要和我讲五件。这我就放心了。”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细节和心理活动描写。陶杰说这是因为杨受成讲故事很生动,很有画面感,而他也借鉴了《红楼梦》的写作方法,同时还采访杨受成很多朋友、员工,补足细节。加上陶杰自己也有早年香港的生活体验,他也把自己对时代的感受写进了这本书。在今年 3 月出版之时,除了应律师要求删去可能引起纠纷的人物名字与事件,其他方面杨受成只字未改。

  陶杰说:“杨受成是香港的缩影,他在不同时代面临的挑战和反应手段,写出来很有意义。这本书不仅是杨受成的故事,更是香港的故事。

  他的这本书,对很多人可以有启发,对中国要经历的时代也有启示。”

  这本书将杨受成的精气神凝结为 “争气”两字,以之为书名。这本书出版半年后,在新开业的香港诚品书店中排名第一,12 月,中信出版社将发行内地版。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杨受成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从当年父亲苦心经营的“成安记”创立,到今天的英皇集团已经七十年了,几乎贯穿了杨受成的整个人生,也是两代移民见证的当代香港史。

  B = 《外滩画报》

  Y = 杨受成

  “我最怀念1960 年代初的香港”

  B:你最喜欢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Y:人生每一日都是精彩的,我是很积极的人。每天起床我都觉得是新的开始,当然最开心的日子还是小时候,那时不知道世界这么丑恶和艰难。

  B:但在你的自传里可以看到你小时候生活挺艰苦的。

  Y:艰苦啊。但开心是分很多种的,我今天口袋里经常装着四五万块钱,但我未必开心。小时候很穷,生日的时候,妈妈跑去买三毛钱叉烧回来给我加菜,我已经很开心了。但今天我到大酒店吃大餐,开一瓶酒 12 万,但那种开心也不及三毛钱叉烧带来的快乐。就像我现在已经买了两架私人飞机,小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有飞机,有艘船已经不错了。但现在得到了又如何呢?不过是虚荣而已。所以还是小时候最开心。

  B:你最怀念哪个时候的香港?

  Y:我最怀念 1960 年代初的香港,那时我刚刚读书毕业,和爸爸借 20 万自己创业,后来拿到了欧米茄和劳力士的代理,我觉得自己很成功,那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乎需要是“蓝血人”才可以办到,而我当时一个籍籍无名的 22 岁毛头小伙子竟然都可以办到。周围很多人都用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那种成功感是不能用文字去形容的喜悦。

  B:今天香港同样有很多人才,但为什么很少人能够像你一样白手起家?

  Y: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想着成功。我年轻时也想成功,但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但现在的大学生,100 个中应该有 60 个想做投资银行业,因为成功很快,一入门就可以开法拉利,玩游艇,身边有漂亮女伴。我们那时根本不敢想这些。对我们来说,不要说车,就算有钱坐的士,已经是很豪华的生活了。现在的人想着一毕业就发财,一个月收入十万八万也未必能满足他的胃口,他想着一年起码要一千万,就变得没有那么实在。

  B:这是不是一种时代病?

  Y:是,因为人们被纵坏了。他们看到了别人的成功。我们那时的伙计每个月只有 15、20 块钱的工资,住的是木屋,抽中了政府徙置区的房子(编注:香港第一代出租公共房屋)就像中了马彩。现在文明发达了,但人们的要求完全不同了。

  B:那你会怎么帮助解决这种问题,包括教育自己的子女?

  Y:没办法改变。我们以前睡木板床,有架电风扇已经是奢侈的生活,更不要说冷气了。但现在他们会说,怎么可以没有司机呢?没有司机怎么生活呢?这已经是两个世界了。现在是一个相互比较的世界。像我很少出海的,每年夏天只出一两次海,但别人开一艘 120 英尺的游艇,你的是 80 英尺,你可能就觉得自卑了。世界已经变了。

  B: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卑呢?

  Y:我无所谓的,时代也改变了我,但我不会因为别人有 120 英尺的游艇,就去买 130 英尺,我只买我需要的,就像私人飞机。我不需要的东西我不用和别人斗。

  “我信神鬼,但不迷信”

  B:你参与制造了香港的“集体记忆”,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有贡献么?

  Y:我不敢说贡献,但我确实见证了香港的历史,这我就很开心了。从日据时代到 1967 年暴动、1997 金融危机、互联网热潮及衰退、雷曼兄弟倒闭等等这些经历,大风大浪我都见过了。

  B:你的自传中写到了陈伯的故事,他帮助你东山再起,但这些故事会不会让年轻人觉得成功也需要靠这些“高人”指点呢?

  Y:陈伯当然帮助了我很多,他除了叫我“向西”、“向南”之外,还介绍了很多贵人给我,因为他人脉的关系,我认识了很多印尼的政界、银行家,做生意就方便了。我不可能坐在那里就等成功,我只是信有因果,有来世,我也信做违背良心的事会有报应。我以前怕鬼的,但我和那个“鬼”对话,鬼就走了。

  B: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Y:我年轻时和前妻离婚,她带走了四个子女,佣人都带走了。当时我受了很大打击,很颓废,因为我很爱我前妻。我不上班,在屋里睡大觉,睡醒了就喝酒,喝醉了再睡,肚子饿了,自己下方便面,吃完看电视,看完睡不着,再喝酒。到了半夜,起身刷牙,望着镜子,觉得后面像有一个鬼,于是我就和它对话,我说我没有害过你,你为什么吓我。鬼也没有回答我。后来我就不怕鬼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并没有害过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信神鬼,但不迷信。

  B:既然你信神鬼,那你做每一个决定之前,是不是要找高人看一下?

  Y:如果是这样就迷信了。我不迷信。经常有风水先生和我说这里要改,那里要改,如果都照他们,建筑就变得三尖八角了,这样风水一定不好了。所以我觉得什么都在自己的脑子里。

  “我一生做得太多”

  B:内地很多人觉得你是香港娱乐圈大亨,你自己怎么看?

  Y:我不是娱乐圈大亨,不过我们在香港的电影、唱片行业确实有重要的地位。谢霆锋、容祖儿、TWINS 成名之后,很多人觉得英皇娱乐这个招牌很出名,也因为我和成龙的关系很好,他离开嘉禾之后,除了好莱坞电影之外,他所有的电影都是和我合作的。因此让很多人感到英皇是香港很重要的娱乐公司。

  B:你培养的明星里,最欣赏的男女明星是谁?

  Y:当然是谢霆锋和容祖儿了。谢霆锋他是天生一个明星。容祖儿是十年难得一见的好歌手,是自梅艳芳以来,最好的歌手。他们都是巨星。

  B:如果你旗下的艺人出了状况,比如阿娇的“艳照门”事件,你们怎么应对?

  Y:英皇的文化很有凝聚力,我们是很团结的。有任何一个人出事,我们全班人出去撑他,帮助她渡过难关。

  B:你还记得当时具体的情形吗?

  Y:记得。当时是年三十晚网上出了一张艳照,年初一网上流传了,年初二确认了那些照片涉及阿娇。当时记者问我,我还说现在科技这么厉害,粘一个头像上去就行了。后来又有几个相熟的记者和我说,杨生,这件事是真的啊。我就找霍汶希,让她找阿娇,一问,阿娇认了。那时是年初二,我们就集合了所有人,到英皇骏景酒店开会应对危机。最终好运地解决了。

  B:《东周刊》停刊也是一件好的危机处理案例?

  Y:《东周刊》事件是一个极度危机的时刻。停刊是它最好的方式。如果我不停刊,我怕这把火会烧及集团其他产业。这对我来说是不公道的,但我没有怨气。我只是一个投资人,编辑部是独立的,我平时不干涉。编辑部拿到那张照片,觉得是宝,不会告诉老板的。如果我知道了,我和刘嘉玲是那么好的朋友,肯定不会让他们出。结果这件事刚好出在好朋友身上,刘嘉玲、梁朝伟都对我生气,全世界骂我。当时的标题是“天地不容”,我多冤枉。但我没有怨言,永久停刊是最好的办法。

  B:你责怪过总编辑吗?

  Y:不能责怪,律师说没有法律问题,没有人可以告倒你。但是道德有问题,不应该登。我觉得我没有选错编辑,而是他决定错了。

  B:你最后悔人生中的哪件事?

  Y: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读大学,当时的环境没办法令我读大学,家里没钱。如果我读了大学,今天的成就一定不止于此。其实我还可以读工余大学,但我没有去读,这是令我后悔的事。

  我的人生哲学是拼命工作拼命玩。我教我大儿子说,你用 80% 的时间做事,20% 的时间玩,肯定能成功。不过他是用 80% 的时间在玩。可能五十年后,我和他在天堂相见,我会握住他的手说,儿子你是对的,我一生做得太多。

分享到:
保存  |  打印  |  关闭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