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法国总统萨科奇向胡锦涛主席致电，为欧洲纾困计划请求中国资金支持。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形象地证明世界秩序的变化呢？中国应该帮助欧洲人吗？

　　贾尔斯·钱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2009年，我的书《中国与信贷危机：新世界秩序的出现》被一些西方批评者形容为耸人听闻、有失偏颇。但现在这种批评似乎已经消失了。上周法国总统萨科奇向胡锦涛主席致电，为欧洲纾困计划请求中国资金支持。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形象地证明世界秩序的变化呢？

　　我听到一些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批评中国持有过量的外汇储备。他们抱怨说，如果中国大幅调整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停止积累外汇储备，将储蓄花在进口西方的食品和奢侈品上，中国(当然也有美国)会得到更大利益。但是，中国需要外汇储备，需要将其作为针对西方金融管理失范的保障，需要将其作为一种对冲工具，防范类似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金融袭击，当时，设在西方的一些对冲基金成功地破坏了一系列东亚国家的货币和经济。而且，在2008年，假如没有中国储蓄在关键时刻的援助作用，美国银行业的旗舰——摩根士丹利和花旗不知将陷于何地。现在，萨科奇从欧洲打来的电话，印证了关键的信息：在西方发达国家，过度开支与对储蓄的轻视，已经大大损害了它们的经济实力，也削弱了他们相对于所谓的“新兴”世界国家的地位。但是，西方国家是否已真的接受这种相对衰落的现实？

　　上周的欧洲峰会试图一劳永逸地让欧元摆脱困境，方法是，采取比以前有力得多的措施，这些措施将推动决策者超越市场的预期，从而给他们更多时间来平息危机。欧元区领导人一致同意，要迫使欧洲银行“自愿”免除希腊所欠的50%的债务，提高对希腊的资金援助规模，并向欧洲纾困基金注资约5600亿欧元，使其达到1万亿欧元，据悉，这么大的规模将足以阻遏市场交易者对希腊、葡萄牙等较弱的欧元区国家发动冲击。

　　市场对这个新协议的反应是迅速而不留情面的。这项欧洲协议公布不到一天，10月28日，周五，一次债券拍卖就表明，意大利十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上升到了6%，达到2010年初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点。在市场看来，这场被大肆宣传的欧洲峰会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希腊仍旧不可能完全偿还其公债，就在这个崭新的援助方案推出后，希腊公债仍占据GDP　的120%。其他较虚弱的南欧国家的经济前景依然很黯淡，因为还债压力迫使这些国家不断削减开支，而这损害了其经济增长率，加剧了失业，也让它们成功摆脱金融困境的可能性变得更低了。

　　希腊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其他经济拮据的南欧国家可能爆发的罢工与公开暴力活动，都明显说明，这些国家根本无法和德国共用一种货币。这些国家迫切需要让货币贬值30%－50%，以恢复竞争力。如果不退出欧元区，它们的国民迟早(早的可能性大)会暴动，推翻自由民主政府，代以专制政府。这些专制政府在民族主义狂热的鼓舞之下，将采取措施降低失业率，并通过恢复本国货币、对外债违约、对食品及其他必需品实行价格管制的方式，试图恢复过去的好日子。那些没有工作、没有未来的人，对欧洲理想的支持，有一个极限。举例来说，在希腊，这个极限可能很快就要达到了。

　　换言之，上周达成的欧洲“解决方案”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永久之策，而且市场很快就印证了这一点。欧元区还没有走到穷途末路。目前的形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目前欧元区中的几个国家(希腊、塞浦路斯、葡萄牙、爱尔兰，也许还有西班牙和意大利)未来将不得不退出欧元区，惟有退出才能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保持民主政体。也许再过两三年，再开几次峰会、公布几个“解决方案”，一些政府的政治声誉再遭到一定的毁灭之后，我们会最终达到一个终极状态，基本情况可能是：欧元区缩小，以德国为核心，仍包含一些欧洲北部国家(包括法国)，这些国家存留下来的竞争力将与德国保持一段合理的距离，而不再包括那些较虚弱的“南部”成员国。

　　这是因为，任何货币体系的成败，都取决于体系中不同成员的相对生产率增速。举例来说，美国那些生产率较低的地方，例如今天的底特律，会不会离开美元体系？不会，因为底特律会通过失业福利、补贴等方式接受资金转移，其工人会迁移到美国其他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底特律被迫以这样的方式来适应它在美国经济中竞争力较低的现实。但在欧洲，无论是查理曼、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未能实现统一，欧洲仍顽固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集合体而存在着，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像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国家退出欧元区，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它们也会这么做。尚有疑问的是，以希腊为首的这些退出的国家，是将组成它们自己的二级货币系统，还是直接恢复本国货币。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为由经济脆弱、动荡的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可能维持不下去。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上周末，我问光华管理学院上我课的学生，他们是否认为中国应该出资帮助欧洲脱困。一位中国的大二学生说，中国有道德义务帮助欧洲，但必须确保出资的安全性。另一位中国学生质疑，如果得不到一些实质性的回报，帮助欧洲是不是有必要。又一位说，中国理应得到其他世界大国更多的尊重。他说，也许欧洲的这次求援，会使中国受到更多的尊重。

　　一方面，中国可以看到扮演国际绅士角色的种种好处：感恩的欧洲，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中国超过日本成为IMF中的第二强国，这将标志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但另一方面，给欧洲签一张大支票，会有什么危险呢？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欧洲和欧元区仍在变化过程中，还没有到终局。如果中国现在投钱进去，欧洲以后还会求援。就像在一家创业公司投资的人一样，中国必须权衡利弊：早期投资能带来多少善意和其他好处，而当未来需要更多钱，而中国又已经投了资的时候，可能出现多少麻烦，投资会有多少贬值或缩水。中国如果现在投资，就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没错，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但如果中国现在留着钱，以此向欧洲施加压力，促使它更早达成艰难但具有可持续性的最终解决方案，难道不是更好吗？

　　法国及其他更为虚弱的欧元区国家仍然没有清醒地认识现实——它们需要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面对新兴国家生产率的急剧提高，这些国家要想恢复经济竞争力，就必须实行这些艰苦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把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在接近于当前的“镀金”水平上。在一个中立的观察者看来，欧洲人最近的表现说明，他们仍把自己视为“老大”，能说服中国等新“富”国家支持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没钱维持这种方式了。作为一个投资国，中国是否愿意在欧洲人自己尚未找到最终出路的时候就紧密地介入欧洲？中国及其他盈余国家现在向欧洲纾困机制大举注资，会促进欧洲的变革和经济增长吗？还是说这些投资会遏制变革？对中国来说，等到欧洲形势到达“终局”的时候再做决定，难道不是更好吗？对欧洲来说，现在就直面现实，而不是等到将来真的没钱的时候，难道不是更好吗？

　　(刘波/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