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真正赋予它爆发般创新灵性、塑造硅谷企业灵魂的，却是一群与这些概念完全相反的、深受嬉皮文化影响、头上插花的狂热分子。”

　　“表面上看，个人电脑与人工智能产业完全是阿波罗式理性的产物：秩序、工程师孜孜以求的精密、效率，以及对于控制与及时反馈的迷恋。60年代之前，计算机一词代表的是体积、能耗巨大、投资昂贵，与国防军事工业化以及政府官僚机构密切相关，与个人自由、廉价、技术开放与透明性等概念背道而驰。”“然而真正赋予它爆发般创新灵性、塑造硅谷企业灵魂的，却是一群与这些概念完全相反的、深受嬉皮文化影响、头上插花的狂热分子。”

　　迈克尔·莫里茨将自己写于1984年的那本史蒂夫·乔布斯自传命名为《重返小王国》。从空间上讲，这个王国就是以硅谷为中心的加州中部半岛，从谷歌地图上看，苹果公司的总部距离乔布斯曾就读的库珀蒂诺中学不过1.6英里之遥，公司共同创始人斯蒂芬·沃兹尼克是他的高中同学，两人的家只有几个街区之遥。然而如果我们放宽视界，就会发现，这个领土狭小、人口有限的“小王国”在40年前，却处于美国最为浩大的一场政治、技术与社会风暴之中，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一场席卷全美乃至世界的技术与文化革命的策源地。而乔布斯，虽然在履历上并非这场双重革命中的先觉者，却被打上了某种深深的烙印，终其一生，无法磨灭。

　　夺权——通过个人计算

　　直到50年代中期，圣塔克拉拉山谷仍然保持了来自20年代的淳朴宁静气息，它的主要特产是西梅和葡萄，而非集成电路硅片。绵延的果园和稀疏的公路干道旁边，是一些两层土红色屋顶的西班牙风格建筑。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它的静谧就被彻底打破，翻斗车、推土机和蒸汽挖掘机呼啸而来，在铁丝网规划的一片片地基上开始建造全新的城镇与研究基地——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消息强烈刺激了华盛顿，迫使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决定成倍增加对于军工相关高新技术的投入。这里于是迅速麇集了NASA航天技术研究中心、洛克希德、西屋以及施乐等一干有着浓厚政府背景的公司与研究机构，正当乔布斯和沃兹尼克在自家车库里倒腾二手电子元件，制造盗打长途电话的飞客设备“蓝盒子”，将假期时间花费在参观惠普公司“探索者小组”讲座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场人工智能与电子技术大变革的前夜：1968年12月9日，斯坦福大学人类智能增强研究中心负责人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于全美秋季计算机年会上做了长达90分钟的开幕讲演，在旧金山布鲁克斯礼堂的舞台上，他滔滔不绝地叙述了未来计算机发展的惊人前景：数据存储不再依赖昂贵巨大的磁带，研究者将告别嘈杂脆弱的打孔卡带输出系统，而是在巨大的显示屏上及时对其修改，超文本链接将使我们在程序中插入图像，音频甚至视频，并且——有朝一日，全球所有的计算机用户将通过某种电子网络链接在一起、共享所有数据与信息……更重要的是，未来，每个用户都将奢侈地享用某台计算终端的全部功能与储存量。

　　“表面上看，个人电脑与人工智能产业完全是阿波罗式理性的产物：秩序、工程师孜孜以求的精密、效率，以及对于控制与及时反馈的迷恋。60年代之前，计算机一词代表的是体积、能耗巨大、投资昂贵，与国防军事工业化以及政府官僚机构密切相关，与个人自由、廉价、技术开放与透明性等概念背道而驰。”《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麦考夫在《鼹鼠私语——60年代反文化如何塑造了PC产业》中这样写道：“然而真正赋予它爆发般创新灵性、塑造硅谷企业灵魂的，却是一群与这些概念完全相反的、深受嬉皮文化影响、头上插花的狂热分子。”

　　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反战运动等激进文化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而日趋昌盛，旧金山湾区这些年轻的技术精英身上，浓厚的政府资助和国防技术背景与激进的思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与分裂，肯尼迪时期的“新边疆”政策与和平队运动在“婴儿潮”一代青年中唤起的是某种宏大的理想主义与对技术应用的反思，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军事工业混合体即将控制美国与民众生活的警告在这里显得非常刺耳，尤其是当斯坦福与伯克利的青年学子获悉他们的苦心孤诣的研究已经在越南、老挝与柬埔寨丛林中变成航空炸弹，在胡德堡变成UH-1武装直升机训练模拟系统，或者将引导携带核弹头的导弹飞向其他国家时，这种愤怒情绪就格外强烈。

　　在帕洛·阿尔托，一个名为“解放你”的地下激进学生团体在1967年已经拥有了上千名成员，甚至吸引了许多来自东海岸渴望脱离相对保守大学氛围的年轻人，其中包括纽约城市大学毕业的计算机程序员多萝西·本德。为了摆脱自己糟糕的婚姻所带来的阴影，多萝西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中心找到了一份编程工作，最初，多萝西感到和周围这些头发胡须浓密蓬乱的怪胎毫无交流，直到他遇到了23岁、日后成为苹果电脑公司首席科学家与副总裁、一手研发了AppleII与Macintosh Plus两款个人电脑的拉里·泰斯勒(Larry Tesler)。身为单亲父亲的泰斯勒拥有一个醒目的鹰钩鼻子和一头红发，对反战运动和摇滚乐的痴迷不亚于编程。

　　在泰勒的引领下，多萝西也成为“解放你”的积极分子，一年后，“解放你”发起了一场校园内的教育激进革命，宣布成立了“自由大学”。泰斯勒和多萝西在“自由大学”中共同开设了一门混杂了计算机语言、黑客技术与左倾激进政治思想评论的课程，名为“如何终结IBM的垄断”。有趣的是，泰斯勒最终发现自己的有些学生就是IBM与洛克希德的雇员，他们特地在上课前把自己的崭新福特汽车泊在很远的地方，然后从后备厢里拿出邋遢、色彩斑斓的嬉皮服饰，换下整齐的白衬衫与单色领带再来上课。

　　为了给“自由大学”筹集经费，泰斯勒和教数学的吉姆·沃伦组织了一家独立小公司，利用几台学校淘汰的PDP-8电脑为SAIL公司编写工业控制程序，后来升级成了“LINC”。“LINC”是1961年6月，由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韦斯利·克拉克一手制造的2.bit计算机，堪称日后个人电脑的雏形，它拥有一个处理速度仅为0.5MHZ的中央处理芯片，要靠磁带贮存数据，体积大约是一台电视机的两倍，还配置了键盘和一个小小的显示屏幕，售价约4.3万美元。

　　很快，斯坦福的技术分子就不满足于在“自由大学”中侃侃而谈，而是要自己操练起来，从IBM等大企业手中夺回技术，这一追求自由的权利与手段。“自制电脑俱乐部”创始人是两名“全民电脑公司”程序员——戈登·弗伦奇(Gorden French)和弗雷德·穆尔(Fred Moore)，定期集会地点选在了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实验中心的大礼堂里。穆尔曾作为“非暴力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在全国巡回演讲，号召大学生焚毁自己的兵役登记卡，从而付出了两年铁窗生涯的代价。他后来加入了位于旧金山一所公寓里的嬉皮士共产公社“资源一号”，并设法搞来了一台老旧的SDS940电脑，建立了一个名为“资源1号”的原始电子网络——通过两台安放在伯克利大学附近一家唱片店和一家书店的两台电传打字机，各种各样的交换信息和派对邀约就不断地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电脑自制俱乐部”的成员也偶尔用它完成二手电脑元件交易，在穆尔和弗伦奇看来，这种使得信息获得即时性散布的网络，是未来大同社区得以存在的必要基础。

　　1975年，随着越战结束，“自制俱乐部”的兴趣点逐渐从禅、素食主义和药物体验等其他领域转移，而集中到了电脑与人工智能技术研讨上，就在这一年，两项对于个人电脑爱好者来说，堪比火与轮子的发明诞生了，位于圣克拉拉、刚刚成立6年的英特尔推出了第三代微处理器8080，集成电路技术终于可以将大约6000枚晶体管集中于一块小小的硅片上，售价仅为179美元。而另一项伟大的成就则是能够与微处理器链接的只读与可读写存储芯片(ROM与RAM)，这意味着不可靠的磁芯存储器，各种额外的附加功能芯片等其他昂贵、沉重的电脑附加外设将统统成为历史，单打独斗的电脑狂人很快就要告别淘买无数元件、测试芯片、花费大量工夫亲手操作焊铁的时代。

　　在“电脑自制俱乐部”无数如过江之鲫的访客中，就包括乔布斯和沃兹尼克。沃兹尼克当时在惠普公司做程序员，每天业余时间都在纸上用Basic语言编写电脑程序，然后拿到公司电脑上运行测试，而乔布斯则一边在雅达利公司上班，一边在帕洛·阿尔托一家禅宗研习中心里打发时光，在俱乐部无休止的讨论和交流中，乔布斯对于集成电路板和半导体越发了解，在此期间，他还替公司开发了日后大受欢迎的街机游戏“打砖块”，还不忘前往俄勒冈著名的嬉皮士公社“大一统农场”，和同伴开辟了好几块有机果园种植苹果。若干年后，当他和沃兹尼克商讨自己的车库电脑公司该用何命名时，乔布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种水果。

　　药物，冥想与技术狂喜

　　2005年，在一次采访中，乔布斯曾亲口对约翰·麦考夫说：“LSD带来的极度体验，是他这一辈子中头等值得重要的两三件大事之一。”“当时史蒂夫的精神状态并不好，他结束了采访，勒令随行的摄影师立刻从屋子中消失，然后坐到自己那台麦金托什电脑前，给我演示了一个他当天早晨写成的小程序，然后打开了iTunes，在音乐响起的瞬间启动了可视化效果，屏幕上立刻布满了那些随着音乐节奏起伏扭曲流动的彩色条纹，而史蒂夫的精神骤然振作。”麦考夫回忆说，“这让我想起了60年代，年轻的时候，他扭过头来对我说，并歉然一笑；我立刻说出了几个同样曾嗜好这种体验的硅谷名人，对此史蒂夫则报以直言不讳的点头肯定。”

　　在麦考夫的名单中，第一个名字就是斯图尔德·布兰德(Steward Brand)，这位沉溺于LSD体验、毕业于斯坦福的生物学家，由于其提出的“全球电子函件交换系统”，被誉为计算机互联网概念最早的奠基者，也是硅谷嬉皮精神的领袖之一。在整个1968年，他所热衷的就是开着一辆1963年道奇皮卡，和妻子罗伊斯一起往返于加州各高校，在反战集会、嬉皮士天体派对和药物体验中辗转。他还一时兴起，办了一本名为《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嬉皮激进技术文化杂志，37年后，乔布斯在那场2005年斯坦福迎接毕业典礼演讲中，充满敬畏地将《WEC》杂志称为“前互联网时代的纸质谷歌”以及“70年代硅谷技术一代的圣经”，并谦虚地称自己成功的部分秘诀就是1974年终刊号扉页上布兰德亲自撰写的那句口号：“保持饥渴，继续犯傻。”

　　布兰德在回忆录中说，头几期《WEC》杂志都是自己和罗伊斯在那辆破破烂烂的皮卡上编辑完成的，只有几十个页码，然而内容却囊括了创新产品与DIY、通信技术、工业与宏观经济评论等栏目，从最初的人工智能计算理论、禅学论文到有机农业技术，甚至原子弹掩体修筑蓝图一应俱全。不难看出，布兰德试图将其变为一本不断更新的“嬉皮士大同社区百科全书”，并强调它的宗旨就是“以技术革新重塑美国落后且弊病重生的工业、社会乃至生态体系，为个人和小团体夺回权力”。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帕洛·阿尔托，是美国最具奇幻色彩的文化大熔炉，这里有琼·贝茨与感恩而死乐队，痴迷于电脑的学院怪人，也有国防大企业的阴谋。”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萨科在《从顿悟到硅谷》(From Satorito Silicon Valley)中这样写道，“只有托马斯·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才能传神地描绘这个迷乱、庞杂而喧嚣的世界。”

　　“这一代人一口吞下了计算机就像他们一口吞下了迷幻剂。”布兰德在《全球目录》的一篇社论中这样说，技术狂人“极速至死”和嬉皮士的“迷幻而死”两种精神一拍即合，从而诞生了一种视技术同时视为压迫工具和精神解放手段，蔑视节制与逻辑表达的古怪文化。“技术的诗意和道义”，是60年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号。提莫西·利瑞曾经竞选加州州长，未遂后又策划向公共饮水系统投放迷幻药，在集体欣快中实现不流血的革命。而美国现代建筑大师巴克斯特·富勒推崇的“穹窿结构”就被用来建造嬉皮士的著名据点。位于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的“卓普城”。

　　然而，在乔布斯的履历中，他的大学时光虽然并没有在这个加州嬉皮运动的中心度过，却依然与之紧密相连。1972年9月，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的他来到了被称为“专门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孩子们量身建立”的波特兰里德大学，校园建筑是拘谨刻板的维多利亚式，有石板屋顶、藤蔓架、铜质排水管和窗口花箱，然而就在校园不远的地方，就是波特兰嬉皮士运动的大本营“彩虹农场”，肯·凯西、艾伦·金斯堡与蒂莫西·里瑞都是这里的常客。而校园中最为出名的学生领袖则是罗伯特·弗德里兰，他经常身穿印度长袍在校园里逡巡、冥想，曾在一次警方大规模致幻剂打击搜捕行动中落网，获刑两年。在弗德里兰的影响下，乔布斯和挚友丹尼尔·科特基开始沉溺于图书馆借来的各种禅学与印度传统冥想派著作中，并在宿舍里铺上印度粗棉地摊，焚香打坐，周末就搭便车前往波特兰著名的哈尔·克里什那神庙旁听印度教义授课，再吃一顿免费供应的蔬菜素咖喱晚餐。一年之后，乔布斯就从大学宿舍搬了出来，以每月25美元的价格在大学旁边租了一间装修过的汽车间，为了弥补日常开支，他开始给里德大学心理学系充当电子设备维修工，负责那些为动物行为试验中必需的电子设备与仪器，平时就裹着羽绒服坐在屋子里用《易经》算卦，连续好几个星期三餐只吃由“罗马餐”(粗小麦粉和亚麻仁制成)与牛奶熬制的粥。这种在嬉皮士中流行的自然食物很快使乔布斯变得形销骨立，从而迫使科特基不得不时常和女朋友一起把他从蜗居中拽到大学食堂，自掏腰包让其吃上一顿饱饭。

　　1974年初，乔布斯从里德大学退学，前往森尼维尔加入了互动电子娱乐业的元老——雅达利公司，成为其50名元老级员工之一，对于乔布斯来说，内部认股权、福利都是一些难以理解的庸俗琐事，这份工作的魅力则在于能让自己重返电子设计行当，以及用薪资筹措一笔前往印度朝圣的旅费。

　　然而这一场被科特基称为“苦行僧般朝圣”之旅的印度之行最终使乔布斯内心产生了一场截然相反的改变，尽管他们在哈德瓦参加了12年一次的宗教盛典无遮大会，在新德里花费好几个月时间拜访瑜伽导师，长途徒步跋涉前往马纳里朝圣，在凯因奇的农庄中种植、吸食大麻，并最终会见灵修大师尼姆·卡洛里·巴巴的弟子。但乔布斯却发现，“印度神圣的光辉和真实情况之间有着触目惊心的差距”，破铁皮和集装箱组成的贫民窟建筑，在垃圾堆上跋涉的妇女儿童和陈旧、超载的列车，不能仅仅通过冥想与打坐来解释或消除，而技术或许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托马斯·爱迪生对改变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也许比卡尔·马克思和尼姆·卡洛里·巴巴两个人加起来还要大。”

　　1975年12月，《全球目录》宣布终结了它的使命，共有大约2000名电脑技术狂热分子，曾经的嬉皮士和先锋艺术家参加了它的告别派对，泰斯勒和吉姆·沃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家俱乐部里最后一次目睹了所有人沉溺在迷幻摇滚、LSD与龙舌兰烈酒中。在征得大多数会员同意后，俱乐部所有的程序设计档案和数据库都无偿捐献给了斯坦福医学院，一个恣意奔放的时代结束了。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之内，沿着圣塔克拉拉山谷到旧金山湾西岸，在那些政府资助的大规模电子企业和研究所周围，一排又一排简陋的混凝土预制板房拔地而起，每一栋都像蜂房一样孕育着一家电子高科技企业。约翰·麦考夫曾统计过，包括苹果、思科、SUN在内，至少有23家硅谷高新企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这个松散的技术嬉皮俱乐部：“弗雷德·穆尔和其他俱乐部开创者关于爱、共享的初衷最终成为硅谷历史洪流中一个重要但不起眼的脚注，然而这股力量在被资本招安后，最终却改变了美国经济，进而重塑了全球人类社会的劳动与生产方式。”6个月后，依旧长发披散、胡须浓密、身穿破烂法兰绒长裤和外套的乔布斯和沃兹尼克登上了环球航空公司67号航班，飞往亚特兰大，参加全美年度电脑展，手提箱里是一件奇怪的家伙——木底座上安插着印刷电路板，电线在芯片之间缠绕盘旋——刚刚问世的第一台苹果个人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