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自曝“一年收入二三十万”，黑龙江农民刘贵夫最近被广泛关注和质疑。事实上刘贵夫不是普通农民，他是国营农场的职工；他体现的不是普通农业状态，而是农垦经济。

　　在黑龙江农垦区，实行特别的土地政策，土地并不按人头分配，而是承租制，并且相对地多人少，职工可大面积租地机械化耕种。在粮价上涨背景下，耕种大户实现“高收入”。

　　经过粮价从贱到贵的历史，农场土地从分散到相对集中，职工耕种土地多少不等。如何分配土地面积，成为农垦区基层官员正面临的一个问题。

　　一侧是晨风卷起芦苇黄色的波浪，一侧是望不到边的翻过的黑土地，几公里远处，黑龙江汤原县境内，梧桐河静静流淌。

　　梧桐河农场，黑龙江农垦系统114个农牧场之一，属于国家战略储备粮基地。10月18日，穿行在农场的田埂上，刘贵夫兴致勃勃。

　　这名49岁的梧桐河农场职工，因为“上了新闻联播”，最近成为当地“焦点人物”。

　　此前，10月7日，刘贵夫对着央视的电视镜头说，他承包约500亩地，靠种地一年轻轻松松挣二三十万元，另外国家还“白给”好几万的农业补贴。

　　刘贵夫的这段话引来很多网民质疑，不少人认为他是“托儿”，还给他取名“白给哥”。

　　刘贵夫则称自己说的数据是算过账的，“30万是保守估计”。

　　18日这天，走在田埂上，出租车司机、24岁的何峰，神情有些恍惚地看着侃侃而谈的刘贵夫。

　　稻田里，刘贵夫的儿子刘岩龙在收割机驾驶室向何峰打招呼。何峰跟刘岩龙是小学、初中同学。何峰初中时辍学打工，如今买了辆小车在场部跑出租。

　　何峰家只有4公顷地，这在梧桐河农场中几乎算最少的。早些年种地不赚钱，何峰家放弃了一部分承包权，“那时哪能想到种地也会发财”。

　　“刘四轮子”务农

　　农垦区的“大锅饭”体制结束后，全面推行家庭农场，刘贵夫从那时开始种地

　　刘贵夫习惯自称是“1连”的人，还会说自己“在18连队还有地”。“连”、“连队”，这些称呼还沿袭着黑龙江农垦人的习惯。

　　1947年，第一批复转军人，在“北大荒”建立了第一批机械化农场。“北大荒”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则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王震率领10万复转军人进行的。

　　当年，除粮食生产外，农垦大军还担负屯军备战的职能。农垦分局被称作“师”，农场被叫做“团”，各个队就叫“连”。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介绍，梧桐河农场的历史是从1950年开始的，开荒者主要是“劳改犯”。

　　今年66岁的张桂森是3队职工。3队当年叫3连，主要是“政治犯”，张桂森的父亲曾被押解于此。1965年，农场向国营农场方向改造，张桂森从河北搬来与父亲团聚。当时有许多“刑满释放者”自愿留下。

　　张桂森记得，那时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年轻人汇聚于此，和他家一样，在梧桐河落户扎根。

　　昔日的军人与“犯人”如今在村头碰在一起，偶尔还互相打趣，“当年还是我押你过来的”。

　　根据公开的数据，至1985年，先后有14万复转军人、5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青和大批地方干部，以及无数黑龙江农民开赴“北大荒”。

　　1978年，16岁的刘贵夫，随母亲从佳木斯迁入梧桐河农场定居。记忆里，那时“穷，穷得叮当响”。

　　后来刘贵夫借钱买了辆小型农用车，在场部跑运输。那是1982年，农用车是稀罕物。刘贵夫在家排行老四，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刘四轮子。

　　当时普通职工一天收入几块钱，刘贵夫一天赚10几块，农忙时甚至日进100多。

　　1985年，是黑龙江农垦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大锅饭”体制结束，垦区全面推行家庭农场制度。

　　这一年，梧桐河劳改农场的建制被取消，成立国营农场，隶属黑龙江农垦总局宝泉岭管理局。

　　刘贵夫也在这一年开始种地。在他的记忆里，之后的十来年，种地不怎么赚钱也不赔钱。农闲时，刘贵夫就开着“四轮子”到场里拉活儿，贴补家用。

　　从亏本到国家“白给”

　　粮价偏低的时期，出现大规模弃租现象，部分土地向种地能手、“大户”集中

　　一直到2005年，刘贵夫家还只耕种六七公顷地，“又不挣钱，要那么多地干吗？”

　　距离梧桐河农场50公里外，是新华农场，与梧桐河农场同属宝泉岭管理局。10月24日，该农场宣传部部长任长江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粮食价格偏低，还不及现在的一半，种地普遍不赚钱甚至赔钱，黑龙江农垦区土地退租现象蔓延。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黑龙江省中心2001年的数据，当年水稻收购价约在114元/百公斤，约合0.57元/斤。

　　何峰家的地，就是那个时期弃租了一部分。

　　10月19日下午，梧桐河农场，67岁的退休职工付守仓回忆，那时候一年到头下来，生活费都攒不够，有的户基本生活还要靠贷款，有人直接弃地打工去了。

　　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农场经济管理》杂志社副主编杨劲回忆，那几年中国曾增大进口粮食的数量。

　　那个时期，农场干部、种地能手以及积极分子，按农垦上级单位要求，接过被弃租的土地继续耕种。此时期，还接收农场外的农民承租土地。

　　任长江等五六个干部，一共被分到了约50公顷耕地。一边做农场的相应工作，一边要种地。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说，当年耕地被规模弃租，使得部分土地向种地能手、租地大户集中。

　　到2004年，“亏本种地”的情况，有了好转的迹象。

　　这一年，中央“一号文件”宣布，用五年时间逐步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实际至2006年，中国已提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农业税。同年，又在粮食直补基础上实施对种粮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政策。

　　梧桐河农场政研室郑雪峰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该场对每亩耕地的直接补贴为13.17元，综合直补为39.23元，二次补贴为3.12元，良种补贴为15元，每亩总共补贴70.52元，折合每公顷土地补贴1057.8元。

　　对于刘贵夫，意味着一年能拿到农业直补3.5万元，也就是他说的“白给”的。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认为，国家“白给”这部分，相当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剂”，如果没取消农业税不进行直补，农民仍然难以通过种地赚钱，也就仍不愿种地。

　　2005年，刘贵夫留意到了农业直补的新闻。琢磨了一下，他把“四轮子”卖了，换回一堆农业机械。2005年，他快速扩展承租土地的规模，提升到近30公顷，后来又扩展到30多公顷。

　　而在种了几年地后，新华农场的任长江歇了口气。这个时期，按上级要求，农场机关干部全部退出承租的土地。

　　土地不按人头分配 　农垦区土地不按人头分配，有钱的可以多租地。但要按农场要求标准耕种

　　“刘贵夫大概算我们农场10%左右的包地大户。”梧桐河农场党委副书记陆海军说，在黑龙江农垦系统中，刘贵夫的承租面积，算中等偏上。

　　10月14日，《农场经济管理》杂志社副主编杨劲介绍，农垦区现行的土地政策，与家庭联产承包有所不同。

　　农垦区土地不按人头平均分配，没钱不租，有钱可以多租。土地不能随意耕种，种什么由农场确定，并且要按农场要求标准化种植。

　　杨劲认为，这使得农场职工承包大面积土地，搞跨区承包成为可能。

　　农场的合同是每年一签，每年初，农场职工通常以家庭农场为单位，与农场签订租赁合同。按惯例，对于上年的土地承包者，来年拥有对原耕种面积的优先续约权。

　　根据梧桐河农场提供的数据，该农场共有27万亩耕地，职工人数4000多，人均耕地67亩，约4.5公顷。以家庭农场为单位，承租面积5公顷以下的约占20%，5至15公顷的约60%，15公顷以上的约20%。

　　新华农场发展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农场职工中，承租面积5公顷以下的占38%，5至10公顷的占45%，10至30公顷的占16%，30公顷以上的约1%。

　　梧桐河农场宣传部部长王琪称，该农场人均土地规模在黑龙江农垦系统中处于中等偏下位置。

　　陆海军说，农场职工中普遍存在土地转租行为，种地大户的土地可能比数据所反映的更多。

　　记者了解到，梧桐河农场19队的赵景余一家租种有80多公顷(千余亩)，其中三分之一是转租来的。

　　“家里顾不过那么多地的，或者要外出打工的，就和愿意种地的私下达成转租协议。当然，也可以雇人种地，从播到收，完全不用自己动手。”刘贵夫说。

　　新华农场发展部部长高桂兰说，转租行为给农场管理带来一定麻烦，农场文件上并不支持，“但土地向种田能手流转，客观上符合农业规模化耕作的趋势。”

　　据介绍，农场土地优先内部职工租种，在“种地值钱”的背景下，非职工很难租到土地。

　　农场职工与农民的区别，在土地面积上非常明显。距离梧桐河农场50公里外的鹤岗市新华镇团结村，10月23日，村民王恩发说，村里每个劳力只有3至5亩地。

　　作为农场职工的刘贵夫，不享受新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不过他有农场缴纳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5险1金，退休后可领养老金。

　　机械投入是大头

　　没有农用机械，无论如何种不了农垦区大面积农田。几乎每户都有插秧机和拖拉机

　　对于今年的收入，刘贵夫算了笔账。

　　今年每斤水稻约1.5元，每公顷水稻约产1.6万斤，毛利2.4万元。一公顷地需承包费7000元，化肥约2000元，种子约900元，加上农药、人工等，种一公顷水稻成本约1.3万元。

　　也就是每公顷纯收入约1.1万元，刘贵夫种了30多公顷水田，收入超过30万元。

　　刘贵夫没有计算农用机械的成本。他家有10台各类大小农用机械，其中收割机一台，插秧机4台。他说，没计算在成本内，是因为贷款已还清，目前主要就是油料钱。

　　没有农用机械，是无论如何种不了农垦区大面积农田的。购置农用机械，是农场职工投入的大头。

　　梧桐河农场1队队长金生估计，该农场，几乎每户都有插秧机和拖拉机，差不多每3户有一台收割机。

　　新华农场的任长江介绍，如今，农业机械通常由家庭自行购置，场部仅提供技术支持。农场职工通常都会通过银行贷款，用于农用机械购置、缴纳土地租金等。

　　“运输车要10来万，卷扬机要15万，收割机15万。”赵景余说，他的大儿子赵强从银行贷款60多万，小儿子赵鹏贷了40多万。

　　自10月初，30多公顷水田，刘贵夫一家三口花了一周多收割完毕。随后父子俩没闲着。刘贵夫接听求租收割机的电话，给儿子刘岩龙安排档期，刘岩龙开着收割机到处替人收割庄稼，

　　刘贵夫介绍，通常一公顷水田的收割费在2000元—3000元之间，一天一台收割机能收两三公顷地。整个农忙时期，一台收割机能很轻松地收割30公顷左右。

　　10月18日下午，刘贵夫在18队队部闲聊时，公路上突然停下了一辆外地牌照的越野车，他匆匆走出房间。

　　金生说，这段时间常有一些外地的粮食运销公司车辆来。现在农场不再是粮食统购统销，而是由农场职工直接与粮食运销企业谈判，按市场价格销售。

　　刘贵夫之前只卖了两车稻谷，大部分粮食他还攒着“熬价”。

　　十几分钟后，刘贵夫一脸失望地回屋，那只是一辆迷路的车。

　　刘贵夫说，好的价格才是挣钱的关键，“你看今年内蒙古的土豆那丰收的，可是价格贱了，四五毛一大堆，农民有啥好高兴的？”

　　他说今年梧桐河的水稻收购价已是历史新高，比10年前高了1倍多。

　　新的土地分配问题

　　不断有职工到农场要地种，农场压力很大，“从别人嘴里抢肉吃”，“难度不亚于土改”

　　种粮赚钱了，以前离开土地的人后悔了。梧桐河农场3队队长钱强说，今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拨人到队办来找他要地，但“种粮大户不会轻易把多余的土地分出来。”

　　3队的付守仓听说，邻近的绥滨农场，今年已有300多人回农场要地耕种。

　　梧桐河农场的陆海军介绍，2006年之后，到场部申请要地的职工，每年都在增加。

　　张学锋去年在普阳农场任职，要地申请令他颇感为难：“种地大户当年在亏损的情况下挺过来的，那时没人给他们补。现在种地赚钱了，又要让他们把地给让出来，这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任长江把找种地大户要地比喻为“从别人嘴里抢肉吃”，他认为实施难度“不亚于土改”。

　　能进入流转的土地，通常是退休农场职工交还的，以及农场干部当年退耕的。

　　高桂兰介绍，新华农场分配流转土地的做法是，申请者原有土地较少的优先，“不能搞招标式的价高者得，这样会把租地价格越炒越高，而且肯定会加剧土地向种地大户集中的现象”。

　　但土地还是不够。据《农场经济管理》杂志社杨劲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为保护自然环境，黑龙江农垦总局下令停止开荒。2001年，农垦总局再次发文强调禁止开荒。

　　寻找土地的视线甚至投向了海外。

　　自本世纪初，黑龙江农垦区开始鼓励下属企业及农场职工发展境外农场。2011年初，梧桐河农场副场长柴方森带着8名职工，在中俄边境乌苏里斯克市附近的一座小村庄500亩地上种上了大豆。

　　8名农场职工腾出的土地，将自动进入农场的土地承租流转。

　　职工担心租金上涨

　　今年丰收了赚钱了，明年租金会否上涨，成为农场的热门话题

　　10月底，梧桐河农场的最热门话题，是明年的土地承租费会不会继续上涨。

　　黑龙江农垦系统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土地、财政、司法均不与地方相交，且“政企合一”，农场的土地租金中含有行政单位管理费、农场教育卫生设施建设、农场基础设施建设、职工保险等诸多费种。

　　各个农场收取租金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新华农场发展部部长高桂兰介绍，按惯例，农场土地租金由各个农场按照其土地质量、职工数量、产粮、税费等，参考国家有关税费的指导文件自行制定，给出参考价格由上级农垦部门审批通过。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介绍，根据年初农场定的租金方案，水田承包费是每公顷缴2.25吨稻谷，旱地租金为3000元/公顷。

　　梧桐河农场政研室郑雪峰说，七八年以来梧桐河农场一直按照2吨稻谷的价格收地租，去年才涨到2.25吨。

　　以前收租的时候，交粮交钱都可以，职工们通常嫌运输麻烦，以交钱的居多，现在租金则要求交粮。

　　按程序，土地租金价格会由每年召开的农场职工代表大会2/3通过才有效。但基层职工们私下存有抱怨，虽然年年开会，但他们“被代表”是家常便饭。

　　作为租金价格的制定者之一，梧桐河农场党委副书记陆海军认为，“虽然今年丰收了，但不能因农业赚钱就使劲加赋”。

　　基础设施仍孱弱

　　一年受灾往往要三年缓过来，农场干部陆海军认为，农垦区的抗灾害能力还需加强

　　10月23日，新华农场的一名李姓职工说，希望地租别再上涨了，“2000年我种地受了灾，倒赔了6万多元，缓了3年才缓过来。你别看人家一年挣个二三十万，一旦受灾，比如说冰雹吧，平时一垧(方言，指公顷)地净投入就是1万3，那30垧地就得倒赔40多万。一个灾年往往要三个丰年才缓得过劲。”

　　任长江介绍，在新华农场的一些低洼地带，现有的3个强排站只能满足正常年景的排涝需求，遇到连续降雨、上游泄洪一类的特殊情况就不好使。农垦区的抗灾害能力还需加强。

　　在梧桐河农场，何峰心有忧虑，他担心刘贵夫接受媒体采访时的“高调”会害了大家：“要是上头降低农业补贴，这样种地又不挣钱了。”

　　陆海军则不太担心国家补贴政策会有变化，他说CPI上涨过快，农药、化肥、燃油价格持续上涨，都会部分抵消农业直补对种地职工的红利。

　　在黑龙江农垦区，各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会反复提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运往四川的第一批救灾粮，是从黑龙江农垦区调拨的。

　　《农场经济管理》副主编杨劲戏称，黑龙江农垦区“就是粮食领域的‘国家队’”。2011年，黑龙江全省粮食产量超千亿斤，其中农垦区贡献400亿斤，按13亿中国人计，人均约30斤。

　　“只要农垦区种粮有保障，那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有保障；农垦区职工日子好，那全国人民的日子都好。”陆海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