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企业家是有着灵魂的人，不是赚钱机器。当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就会发生改变，只是这种变化不像经济活动一样来得明显。当重大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移民的企业家会选择什么？

　　问道管理

　　姜汝祥(微博)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企业家的海外移民潮正在悄悄地呈扩大趋势，但这一趋势并没有对中国经济构成多大影响，因为这些企业家仍然在中国境内经营着企业，这有点像明星们的移民潮，变动的只是国籍，不变的是打拼的舞台。更何况，国籍的改变能够使企业家的视野更加国际化，未必不是件好事。

　　遗憾的是，企业家是有着灵魂的人，不是赚钱机器。当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就会发生改变，只是这种变化不像经济活动一样来得明显。当重大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移民的企业家会选择什么？我们不要在道德层面上苛求这些企业家，这与道德无关，而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关，“担当”、“责任”这样的词汇，本身并不属于道德判断，而是对“我是谁”的回答，真正值得分析的，是那些让他们选择了移民的因素。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促进了物质层面的繁荣，但也恰恰是物质层面的这种繁荣与自由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困惑。在许多企业家的创业初期，“我”不过是寻求财务自由的载体，因为计划经济与陈旧的体制让“我”扭曲或变形，所以，挣脱这种束缚就成了对“我”的最好回答。

　　然而，企业家们发现经济权力并不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安全感与归宿感，因为在经济权力之上的社会结构是封闭的。企业家能赚钱，但持续赚钱需要依赖员工的持续付出，员工持续付出的背后是员工能够获得所在城市的身份，这是企业家束手无策的。同样，企业的强大需要诚信之上的文化体系，但政府部门给企业设置的寻租通道，逼得企业家被迫在“当婊子与立牌坊”之间纠结。一个简单的例证是王石(微博)在公开的演讲中说：“万科不行贿”，换来的却是台上同仁的质疑，以及台下不少听众的不信，因为王石的语言并不符合流行的“潜规则”。

　　王石曾公开讲过他在当年万科股份改造时，放弃了股份，选择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对此的解释是，在中国商业界，“名”与“利”不可兼得，“我王石喜欢名，那就只好放弃利”。事实证明，王石的确“悟”透了中国国情，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凡是“名利兼收”的，大多结局惨淡。云南烟王褚时健、三九药王赵新先、首富牟其中，甚至长虹倪瑞峰、国美黄光裕等，一代枭雄集体性的“原罪”，到哪里去寻找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反过来看，中国的第二代企业家，大多名利双收，马云、张朝阳、王传福(微博)、李书福等，这是不是能够说明我们的经营环境获得了本质性好转？

　　我并不想为哪一个企业家鸣不平，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我想指出的，不过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经济发展创造了极大的财富群，可如果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发生改变，创造财富的人就会被财富本身压死。因为财富对于富人是财富，对于穷人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关于财富是否“合理、合情然后才是合法”的价值观，没有与不同阶层财富相对应的价值观，就没有相互尊重与宽容的“阶层意识”。

　　按经济学原则，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投资。按此道理，企业家理所应当成为新商业道德与新商业文明的输出者，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投资收益率的判断。如果做新商业文明的推动者，收益远小于付出的成本时，结果就会是两个：要么把收益的预期再拉长，去追求“青史留名”，要么选择逃避，既然不能担当，就只好逃避。

　　王石去哈佛学习商业伦理，张瑞敏去选择打造中西结合的企业文化，这是一种使命的担当。但担当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选择了“移民”。不要小看了“移民”这样一个身份的变动，按社会学的研究，身份是一系列与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力、责任与社会预期等因素的概括。从这一定义推理，“外籍”这个身份导致的是什么？是这一群人在权力、责任与社会预期上，将经营企业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完全分开，中国是经商的地方，海外是生活的地方，生意在此处，生命却在他乡。

　　短期看，这对企业经营未必不是好事，扩大的眼界，不再纠结于财产的安全。但从长期看，却是大大的有害，因为这等于公开宣告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如果老板都如此不安全，有几个员工会真正有长期为企业奋斗的打算？短期行为的种子人为地被种下。企业家移民趋势的扩大，是对现有产权制度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结构的一种挑战。

　　当然，企业家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回归传统，国学的兴盛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一种产物。从祖宗那里寻求答案，在中国是有传统的。非常幸运的是，以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哲学，提供的正是所谓的“修身之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由内而外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家对“我是谁”的回答，以自我道德修养作为拯救企业、拯救国家的入口。由此我们才不会奇怪，为什么有的企业家干脆把《弟子规》这样的古代入门级教材作为员工的培训教材。既然老板自己在儒家哲学中找到了答案，那么，他们也希望员工从同样的地方获得答案。

　　遗憾的是，国学并不能够解释像“住房的户籍限购”这样的宏观现象，当然也不能够解释政府对类似最低工资与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强权干涉。当政府替代了基层员工的自组织体系，当政府宣称员工需要保护，这时基于利益的组织化沟通与谈判，基于利益均衡的法制机制就“闲置”了。而在挫折面前，国学中的“权谋或权术”一面就被唤醒了，以不少实业企业家进入房地产为例，这不仅是利益的驱使，更是“国学修身”最好的实战场所，以此推理，从比例上讲，房地产企业家中学国学的人最多，大概是个靠谱的结论。

　　有企业家对我讲，现在政府权力部门对企业的伤害比过去更加“致命”。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过去的工商、税收部门的“乱作为”是可预测的，所以，你也就会懂得如何对待他们，现在，政府机关都打着规范化幌子，行动完全不可预测，他们会在你觉得合法经营的时候，突然告诉你过去合法的，现在不合法了，因为形势变了。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政府管理部门的行为在恶化，真正变化的是企业家的预期，但凡移民的企业家，都会在法制化、规范化上有更高的要求，当他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好的一面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与富有的身家可以实现进退自如，他们不必再去玩一些“下三滥”的手法来获利。不好的一面是，做企业是一个马拉松，需要持续的毅力来平衡兴盛与危机，但安排好的退路可能使得相当一批企业家丧失了经营企业的使命感。

　　结论是，企业家资源是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源，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动机，相当一部分变成了“made　in　USA　or　oversea”，那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让企业家移民慢下来，或者不移民？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值得关注中国经济未来的人们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