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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历险非洲“投资危地”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5日 09:52 世界博览杂志

  利比亚战事骤起,中国撤走了3.6万人,188亿美元的投资裸露在风险当中。利比亚战争令中国公司损失惨重,其实,这背后还有许多发生在他国的、尚不为人知的故事。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

  利比亚战事骤起,中国撤走了3.6万人,188亿美元的投资裸露在风险当中。

  二战以后,非洲地区是全球政治动荡最频繁的地区,政变、革命、战争以及内战不断。但“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被称为“边陲市场”的非洲,也成为全球商机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

  但不幸的是,因为政策朝令夕改,我们的纺织企业在贝宁、多哥和尼日利亚等国之间“迁徙”;因为内战,中国商人在刚果(金)取得的矿藏勘探和开采权一直无法产生效益;因为对当地风俗习惯不了解,中国人在赞比亚经营的煤矿发生中国籍监工开枪射击当地工人事件;因为腐败,华商的货品刚刚交钱从警察手中“赎回”,马上就被海关贴上封条;因为人身安全频受威胁,华人在南非经营起现代“镖局”……

  此次利比亚局势动荡,许多中资建筑公司匆忙撤出,项目刚开头就扔下,被传“损失惨重”。但熟悉内情的人却很清楚,由于实行预付款制度,这些刚开头的项目因“不可抗力”搁置,损失并不大。相反,一些建筑公司如果坚持到项目完成,反倒会损失惨重。

  我们的企业为什么还要到非洲去?因为我们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资产,我们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投资一再受挫,我们很难再找到能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市场。

  于是,只能指望“富贵险中求”。

  但我们更期求,中国的海外投资能尽快脱离险境,进入理性的市场化投资循环中——毕竟,这承载了一个国家谋求民族复兴的希冀。

  如何将非洲风险与非洲利润对应起来是一门艺术

  非洲,中国商人心中的隐痛

  由于对非洲风俗习惯不了解、对成本计算不精密,中国人已经吃了大亏。

  特约撰稿人| 陶短房

  西非国家贝宁的经济首都科托努曾是中国纺织品出口重镇,全盛时期,仅在当地中国纺织商会注册的大公司就有22家(专业出口公司11家,直销厂家11家)之多。在号称“纺织品一条街”的米赛博,长近两公里的大街两侧,较大的店铺几乎都和中资有关——要么是中国公司的门市部,要么正在经营中国公司的产品。

  但这里自2004年起便不复昔日之盛。如今,去那里探访,中资公司的门市部许多人去楼空,经历过昔日盛况的人们想起当年的热闹,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贝宁曾是商机的代名词

  中国企业尤其民营企业千里迢迢跑到非洲,目的当然是盈利。曾经的繁盛,是因为盈利机会大、风险小;如今繁盛不再,则是因为政策逆转,风险变得更大,而盈利机会却变小了。

  贝宁是个小国,本身的纺织品市场非常狭小,主要依靠向邻国和内陆国家转销,维持庞大的进口需求,当初之所以吸引众多中资企业,奥妙在于前届政府的优惠政策。

  首先是“准入”。非洲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商人利益,对外资进入某些厚利行业有诸多限制:不许经营、股份不得超过49%、董事长必须是当地人、雇佣当地员工不得低于若干人或若干比例等。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贝宁在利润丰厚的纺织品经营领域并没有太多这类限制。

  其次是成本。在非洲做生意,关税成本十分重要,而各国关税差异极大,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贝宁的纺织品关税是约每货柜700万西非法郎(70西非法郎约合1元人民币),比邻国都要便宜,而且手续简便,便于向邻国转运。

  问题在于,非洲国家往往“成也政策,败也政策”。

  当初,贝宁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是为了和多哥、尼日利亚等邻国抢生意,一旦抢到手,又觉得“大头被老外赚走”;当地商会最初觉得外资带来商机、利润,表示欢迎,久而久之却认为“外国人吃肉我们喝汤”,便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限制。

  自2002年起,一条条“紧箍咒”便相继套在当地实力最强的中资企业头上:先是不得涉足零售,继而不得涉足小批发,只许做大批发,继而关税不断上调,从700万至900万、1200万、1500万西非法郎,超过了邻国水准(一度比多哥贵近1倍)。如此一来,从贝宁转口的中国商品价格变得对邻国毫无吸引力。

  于是,外国顾客纷纷退缩,狭小的贝宁市场自然无法继续容纳如此众多的中资纺织品公司。“作鸟兽散”,规避政策性风险,也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政变”是商人的毒药

  贝宁政治稳定,动乱很少,政治风险通常体现为政策、结构风险,在非洲还算是比较轻的,更严重的政治风险会让投资者倾家荡产。

  笔者在刚果(布)的黑角港曾遇到一位在非洲经营多年的温州平阳籍小五金商人,他曾在安哥拉经营五金店,结果遭逢“国有化”,几乎血本无归;后来和人合伙去刚果(金)内地的卢本巴希投资铜矿,结果遇上内战,直到探矿权到期也没能真正开工,还差点把老命搭进去。

  不是开玩笑,非洲是战后政治动荡最严重的区域,政变、革命、内战是经常性、普遍性的风险。即使“天下太平”,当地政府也往往带有浓厚的粗放经营、随意立法习惯,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和朝令夕改,没准今天招商,明天看你赚太多就开始限制,后天见税收太少就又开始招商了。

  比政策风险更可怕的,自然是战争、暴力风险了。

  笔者的几个朋友一直看好刚果(金)基武省的矿藏,多年以前便投入不菲,取得了好几处勘探、开采权,却至今未产生什么效益。麻烦就在于那里总打仗,不是开不了工,就是雇员根本不敢去。事实上,他们差点收购的一家加拿大人经营的多品种矿就曾两次被不同派别的游击队“光顾”,绑了一次票,伤了好几个人。

  近几年来中资企业在非洲碰上这种暴力风险的并不少。在苏丹南科尔多瓦,就有中石油的员工被绑架、杀害。埃塞俄比亚欧加登中原油田营地也被袭击过,尼日利亚接二连三发生中国员工被绑架事件,都为中资企业的安全敲响了警钟。

  缘何“水土不服”?

  劳资纠纷也是一项非洲常见性风险。

  非洲工会发达,保护劳工的法案完善、复杂。而许多中资企业、尤其一些民营企业管理方法不当,加上非洲当地员工乐天知命,不习惯物质刺激、加班和封闭式管理,造成许多冲突、摩擦。

  2010年10月,赞比亚由中国人在当地注资经营的科蓝煤矿发生“中国籍监工开枪射击当地工人”事件,其背后的伏笔,便是劳资双方在工资、劳动条件、劳保等方面矛盾激化,长期对立,罢工工人冲击厂区和办公室。

  这类劳资纠纷在非洲十分普遍,几乎每个国家都能遇到,中资企业一来管理上有时的确存在问题,二来不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和风土人情,经常在突如其来的劳资纠纷中措手不及。

  有时劳资纠纷的“主攻目标”并非中资企业,但同样会殃及池鱼。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近年来当地工会、商会为抗议成品油价格上涨,曾进行过多次总同盟罢工,这种罢工会强制所有商户无条件参加,一家湖州籍商人开办的进出口公司就曾因罢工期间照常开业,被“纠察队”砸了店铺和汽车。

  对当地风俗习惯的不了解、对成本计算不精密,有时候会让中资企业大吃苦头。

  有一间绍兴商人开办的纺织品公司在西非沿海生意火爆,当公司经理发现许多客户来自内地大城市——尼日利亚的卡诺时,便打起直接“登陆”的主意,稍作考察后便着手操作,一开始果然赚得盆满钵满。但他匆忙间并不了解,当地小批发和零售向来由几大家族所垄断,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套用沿海和国内的谈价、压价法则,盲目发展“下家”,殊不知那些下家都是“自己人”,结果没过多久,几大家族集体对该企业说“不”,一夜间将他们逐出当地市场,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才恢复元气。

  一家上海国企在西非内陆国家马里开设的棉纺厂也遭遇同样命运。他们当初单纯看到棉布在当地的市场前景,却忽略了对当地经营成本的计算,结果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虽然不错,成本价竟然比从国内进口还贵得多,经营效益自然可想而知。

  此次北非动荡,许多中资建筑公司匆忙撤出,项目刚开了个头就扔下,被传“损失惨重”。但熟知内情的人却清楚,由于实行预付款制度,这些刚开头的项目即使因“不可抗力”搁置,损失并不大。

  相反,一些“水土不服”的建筑公司如果坚持到项目完成,反倒会损失惨重。笔者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时,重庆某大型建筑公司初入当地,承接了多个大型政府住宅项目,为了中标他们把报价压得很低,忽略了不利因素。

  结果开工后,因当地建材自给率低,工程上马集中,导致大多数建材价格暴涨,成本控制不住;部分建材索性缺货,又造成工期拖延;而工期的拖延不但让大量从中国招募的民工拿不到报酬,抱怨连天,也直接导致工期拖延,被当地业主罚款、警告。

  此外,当地发生的突如其来的地震更是雪上加霜,最终该公司的多个项目因“严重违约”,被当地住房部收回重新发标,可谓鸡飞蛋打。

  腐败“殇中有机”

  当然,腐败在非洲,是任何外资企业难以绕开的暗礁,甚至明礁。

  其实非洲的腐败并非如某些国人所渲染的“无所不在”,也有一些相对清廉、甚至很清廉的国家和政府,但令人纠结的是,清廉往往和效率、利润成反比。市场越大、利润越高的国家和地方,贪腐问题越严重。

  笔者本人当初所在的企业,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分公司就曾遭遇到“连环腐败”:先由警察封库,然后警方托中间人放话,暗示“交钱赎货”。讨价还价一番后成交,刚刚揭开封条,拉出货物,海关的缉私大队已在门口拿着新封条恭候,于是前述场景又重复一遍。后来才知道,这两家事先早已打好招呼,警方放货、海关“缉私”,是前后脚出马的,蒙在鼓里被“双杀”的各国商户不下数十家。

  尽管有这么多风险,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仍然逐年上升,这又是什么道理?

  首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近年来中国国内工业品产能大增,许多出口产业都是低端、重复建设,欧美日传统市场早已饱和,且限制措施越来越多,即便能出口,利润也很低。相对而言,非洲成了最后一个能够大量消化中国低端过剩产能的市场,且利润虽今非昔比,和欧美市场相比仍属丰厚,进军非洲对不少企业、商家而言,可谓别无选择。

  其次,非洲幅员辽阔,国家众多,回旋余地大,只要掌握规律,趋利避害并不难。前文说到的那些从贝宁科托努撤出的中资企业,不少并非打道回府,而是转移到开出优厚招商条件的邻国多哥,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正是因为多哥取消扶持政策,这些中资企业才转往贝宁的。

  第三,“富贵险中求”,最麻烦的地方,利润往往也最高。中国石油企业在苏丹“险中求油”的典型例子且不去说,就说民营小企业老板们最头疼、诟病最多、公认最麻烦的市场,如南非、尼日利亚、加纳等,恰是商机最多、利润最大的市场。而公认市场秩序甚佳的布基纳法索却乏人问津——没有商机和利润,再安全又如何?

  事实上,许多风险的产生或扩大,并非不可避免,而是经营者对当地形势、市场规律、社会特点和风俗民情不了解、掌握甚少的结果。如果事先预研充分,事中处置得当,很多风险都可以化解、躲避。非洲市场既充满机遇,也充满风险,盲人骑瞎马一味蛮干硬闯固不妥当,因噎废食,望而生畏,却也会丧失太多的机会。

  “华人镖师”走红非洲

  危险国度“逼”出来的另类生意

  在抢劫频发的南非,一些中国人开起了“镖局”,用武器来保护人身财产安全。

  特约记者 |

  王晓鹏(发自南非)

  在南非,每天有50人死于谋杀;近年来,每年都有十几名华人因遭遇抢劫遇害。在治安最差的约翰内斯堡,专门服务于华人的“华人镖师”十分流行。目前,共有两家专门向华人提供保安服务的公司,生意非常火爆……

  抢劫频发催热保安业

  对在南非生活的50万华人来说,“抢劫”是个司空见惯的词汇。2011年4月8日,本刊记者到约翰内斯堡的非洲商贸城办事,正好碰到这里刚发生一起抢劫案:一名黑人在前一晚趁某华人店主不注意,钻到仓库里藏了一晚,把华人藏在店中的十几万兰特(1兰特约合1元人民币)货款揣到怀里。早晨华人刚开门,就有数名黑人到店里接应,想把同伙趁乱挟带出来。被华人识破后,携带武器的接应者打伤保安并抢走数万兰特逃窜。躲藏在店中的黑人嫌犯则被擒获。

  案发后不到半小时,商城就迅速恢复了平静:华人们都忙着与顾客讨价还价,早已忘记了身边刚发生的抢劫案。

  在南非,官方公布的最新失业率为27.5%,实际失业率已超过30%,于是,偷窃与抢劫成了家常便饭。由于华人喜欢使用现金交易、部分华人喜欢炫富,华人就被抢匪当成了ATM取款机。南非《华侨新闻报》在数年前曾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华人都遭遇过抢劫。实际上,在华人圈子里,抢劫算不上新闻,只有在抢劫过程中死了人,那才算得上是新闻。

  初来南非的华人,若向“老南非”询问治安情况,便马上有人讲述形形色色的抢劫故事:唐人街某超市老板遭遇拦路抢劫,最后竟连内衣裤都被扒走,只好抓一把野草遮羞,然后蹦到公路上拦车求救;某华商开车途中遭遇歹徒撞车并抢劫,“好心”抢匪竟从抢来的十几万货款中拿出3000兰特,让该华商先去修车;某华商遭遇黑人歹徒入室抢劫,歹徒在洗劫过程中竟收到中文短信,因看不懂中文让被抢华商翻译,未料,该短信内容竟然是“警察来了,快跑!”该华商这才意识到,是有华人败类指使黑人抢劫,吓得连夜搬家……

  抢劫频发也让南非保安业生意红火。2010年统计数字显示,南非共有警察(含预备役警察)25万余人,而注册保安却多达107万,是警察总数的4倍多,具有合法枪证的保安约60万。

  目前,南非共有大大小小的保安公司5400余家,这其中有两家华人开设的“镖局”:一家是福建侨领李新铸的“南非华人保安公司”,另一家是东北汉子卢立然的“中华玄龙保安公司”。两家公司的办公室内,短枪、长枪、霰弹枪、AK47冲锋枪、防弹衣应有尽有。进去参观一下,让人恍惚间感觉到了伊拉克战场。

  生意人遇险后当起“镖师”

  约翰内斯堡唐人街中段,有一座镶着琉璃砖瓦的中式小楼。“中华玄龙保安公司”就坐落在这里。总经理是45岁的沈阳人卢立然,单从外表上看,他跟传说中的“江湖好汉”似乎并无太大关联。2006年之前,他没有受过任何特殊训练,在从事保安行业之前,仅仅是个普通的商人。然而,一场意外促使他进入“保镖”这个从未涉足过的行业。

  2006年的一天清晨,卢立然起床后,发现自家院子里的旅行车车门被打开了。他立即意识到可能出现了问题。这时,四个手持刀枪的黑人歹徒已经闯进了屋内,开始了大肆洗劫。被按在地上的卢立然心如油煎,他担心的倒不是财物,而是在二楼睡觉的16岁女儿。要知道,这些亡命劫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卢立然试图反抗,但是稍有动作,劫匪就一刀刺过来,他左手的手筋被挑断了。“血流了一地,但我觉得活命的机会来了。”卢立然向劫匪表示流血太多,要去二楼包扎一下,并说钱也放在二楼。一个持刀劫匪便押着他上了楼梯,刚到走到楼道口,卢立然大声喊“闺女快开门”。已经醒来的女儿迅速打开卧室的门,将父亲放了进来,随即将门反锁。

  劫匪疯狂地砸开了门,卢立然忍住左手的伤痛,用右手抄起一个铁丝编织的书架,朝着即将闯入的匪徒砸了过去。黑人抢匪的刀被打掉了,身上也挂了彩。正当卢立然想制服对手的时候,另一名持枪劫匪冲了上来。

  枪响了……

  一通乱射之后,卢立然身中四枪。劫匪见事情闹大,落荒而逃,还枪伤了一位试图帮忙的白人邻居。被送到医院的卢立然早已昏死过去。医生们奋力抢救,在他的肚子上划开了一道40多厘米长的口子,总算把他救了回来。“还好是小口径枪,要是军用步枪或者霰弹枪,我早没命了。”如今对枪械颇为精通的卢立然,谈起那段记忆来平静得惊人。

  组建保安公司保卫华人

  这次突如其来的劫难,让卢立然中断了红火的旅游公司生意,躺在家里歇了整整一年。这也让他思考了很多:“南非有很多机会,并且这里环境好、没有污染。南非的华人,只要肯动脑筋、吃得了苦,都还生活得不错。出事之后,我也想过回国,但又舍不得离开这个圆过我发财梦的地方;再者,我那时候已加入了南非国籍,抢劫等犯罪其实是威胁到每一个南非人的,我总感觉有责任去做点什么……”

  作为南非公民的卢立然身体恢复后,开始着手策划做一个针对华人客户的保安公司。2008年底,“中华玄龙保安公司”挂牌成立了,目标就是为了保护当地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可以为来南非旅游或出差的中国人提供贴身的安保服务。该公司目前有保安20多名,保安车四台。

  另一家“南非华人保安公司”规模更大,号称有200多名保安,老板李新铸也被抢劫过多次,现在出门都随身带着保镖。总经理谢宇航则是一名预备役警察,曾协助南非警方处理过无数起与华人相关的案件。身边经常有朋友、熟人遭劫,是他们决心组建华人镖局、保卫约翰内斯堡华商安全的原因。

  去年世界杯期间,随着大量中国游客的涌入以及华商生意的兴旺,保安公司的业务也忙了起来。据卢立然介绍,世界杯期间的业务量增加了三成左右,公司人手短缺,还从当地保安公司借调了不少保安。服务对象除了生意繁忙的华商外,还包括国内来的媒体记者。

  国内一家门户网站的记者们,因为带了很多贵重的采访设备,来南非之后就从“中华玄龙”聘请了四名保安。在一些平日治安较差的黑人区,战战兢兢采访的美女记者与虎视眈眈守护的剽悍保镖站在一起,让卢立然觉得挺有意思。这种经历,对于保镖和记者而言,恐怕都是第一次。

  35岁的卢山是卢立然的亲弟弟,玄龙保安公司的日常工作都由他来打理。卢山介绍说,因为南非警力短缺,不少案件发生后,警方都无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南非的5400多家保安公司就成了保卫民众和世界杯期间游客安全的重要力量。玄龙保安公司与其它保安公司一样,都与当地警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遇到危险情况后,警方都会第一时间赶来驰援;在民众遇到危险时,只要得到求助信号,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客户,都会像警方一样赶到现场出手相助。

  江湖虽险恶 多半是传说

  卢山介绍说,这个公司里,除了他和哥哥卢立然是华人,其他20多名保安都是聘请的当地黑人。“从语言、路途的熟悉程度、人力成本的角度出发,当然要选择本地人。再说,你会让自己的老乡或朋友干这样危险的职业吗?”卢山说,公司里的保安都经过南非保安协会的专业培训,他们懂得处置各种各样的状况,保证雇主安全。“电影上那些动不动拔枪开火的场面,现实生活中很少。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无论是伤了雇主还是保安,都是失败。”

  南非法律只允许合法持枪,但黑枪泛滥。同时,法律对“正当防卫”的界定非常苛刻,如果对方只是持刀抢劫,则不准用枪反击;即便歹徒持枪抢劫,如果抢劫行为已结束,也不能从背后开枪伤害歹徒。“枪只是一种威慑工具,真正动枪了,打成什么样都有可能。”

  玄龙保安公司成立一年半,一共只开了两次枪,都是在危险的情况下朝天鸣枪示警,召唤附近的保安或警察前来支援。

  “南非华人保安公司”则有过一次与歹徒交火的经历,2008年4月,一位华商从外地开车到约翰内斯堡进货,路上遭遇抢劫,急中生智向该公司求救。前来营救的保安遭遇歹徒手持冲锋枪扫射,他们也不断还击。激烈交战后,抢匪在警察赶来前匆忙逃窜。

  在南非,请一个全职的贴身保安,一个月大约要2万兰特左右,如果需要配枪保护,价格还可能更高一些。不过,相对于生命安全来说,这个代价并不大。因为警方工作效率低下,抢劫发生后,往往很久才能赶到现场。另外,部分警察素质低下,就在处于“严打”阶段的世界杯开赛前,约翰内斯堡还发生了五辆装甲车抢劫银行运钞车的重案,其中两名嫌犯是现役警察;世界杯期间,西北省还发生过警察伙同歹徒持枪抢劫农场的恶性案件。

  世界杯结束后,南非政府已派部队进驻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与警方联合维持治安、防止犯罪率反弹;同时,屡次以强硬姿态出现在公众视线内的警察总监塞勒将军,号召南非民众团结起来打击犯罪,并誓言要清除警察队伍里的害群之马。到现在,约翰内斯堡的治安已有很大改善。

  乱世才需要镖师。“我盼望着我们镖师失业的那一天,那一天的到来,也就说明我们华人可以在南非安全地经商生活,或许我可以重操旧业,重新开我的旅行社了!”卢立然深情地说。■

  三大途径帮中国在利企业索赔

  中国在利比亚投资的企业共有75家,随着局势的恶化,这些企业价值数百亿的合同项目均已停工。

  特约撰稿人 | 洪永红

  中资企业从利比亚安全撤出后,人们开始关注在利中资企业的索赔和补偿问题。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在利比亚开展投资合作的企业共有75家,开展项目50个。随着局势的恶化,75家中国企业价值数百亿的合同项目均已停工。这些项目何时复工,是否能够在战乱平息后重新启动都是个未知数。

  那么,中国在利企业因这次政治动乱遭受的损失能否得到赔偿呢?如果能得到赔偿,应该选择什么途径进行索赔?

  通过多边条约和保险公司提出索赔

  根据国际惯例,外国法人在东道国享有对其财产的所有权、企业控制权等,利比亚的政局动荡使中国在利企业无法正常经营并蒙受重大损失,侵犯了中国在利企业的合法权益。东道国应履行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并赋予其“公正、合理待遇”的国际义务。

  但利比亚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对因战乱给外国投资者造成损失给予赔偿。所以,中国企业很难依据利比亚现行法律提出索赔,而只能通过多边条约和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如与利政府签订的协议中包括战乱风险等条款,可据此向利比亚政府提出索赔。

  中国企业与利比亚签订的协议有两种:一种是与利比亚政府签订的,另一种是与利比亚商人(企业法人或自然人)签订的。如果第一种合同中有关于战乱赔偿的条款,可以直接使用。如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与利比亚铁路总机构签订的《的黎波里—加迪尔角铁路项目共同合同实施协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签订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开展合作的协议》中都有类似的赔偿条款。

  然而,很多中国企业在利比亚主要是与当地商人签订的协议,包括中国企业与当地股东和其他商人签订的有关贸易、融资等协议。在第二种协议中,涉及到战乱条款的,一般是不可抗力条款,即因战争、内乱或自然灾害造成不能履约的,双方互不赔偿。

  所以,一方面因利比亚这次战乱受到损失的企业可以向利比亚政府提出赔偿,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防范对方商人向中国企业提出违约赔偿。如果按原协议应该履行,而现在因战乱无法履行,企业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提出不可抗力免责。

  向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申请理赔

  1985年世界银行通过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条约》(也称《汉城公约》),并于1988年6月成立了MIGA(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宗旨是,通过向外国私人投资者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并通过向会员国政府提供投资促进服务,加强会员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从而推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MIGA的创始会员国,利比亚也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缔约国。两国间的投资政治风险可以通过MIGA解决。

  《汉城公约》规定,MIGA承保的是非商业性风险,其中第四条款为战争和内乱险,即指因公约适用的东道国境内任何地区的任何军事行动或内乱给投保人造成损失的风险。这里所说的军事行动既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军事行动,也包括同一国家不同政府、党派之间的军事行动,既包括经过宣战的战争,也包括未经宣战的军事行动,内乱则指针对政府的有组织的暴力行为。

  由此可见,利比亚此次战乱属于非商业险的第四种险,即战争与内乱险,属于MIGA的赔偿范围。而且,利比亚作为东道国也完全符合MIGA规定的三个条件:必须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是一个同意机构承保特定投资的特定风险的国家;必须是一个对担保的投资给予公正、平等待遇和法律保护的国家。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在利比亚投资的公司如果在MIGA投了保,就可以向MIGA申请索赔。

  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是中国惟一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成立于2001年12月。中国信保的主要任务是积极配合中国外交、外贸、产业、财政和金融等政策,通过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支持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收汇风险保障。

  中国信保投资保险承保风险中的第三条,便是战争及政治暴乱。战争指投资所在国发生的战争、革命、暴动、内战、恐怖行为以及其他类似战争的行为。战争项下的保障范围,包括因战争造成的项目企业有形财产的损失和因战争行为导致项目企业不能正常经营的损失。

  去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应更多关注资本输出的风险防范,完善法律程序。但也不应对目前北非地区出现的风险因噎废食,不敢迈出“走出去”的步子。风险发生后,企业要与保险公司积极联系,并上报国家,让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出现风险国家索要赔偿。■

  (洪永红,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走出国门,“抱团”最重要

  ——专访对外投资专家张燕生、张汉林

  已经爆发动荡的地区,风险反而是已知的。利比亚未来很多年都可能不稳定,但总会一步步走向稳定。

  记者 | 赵国贺

  《世界博览》:目前,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面临哪些方面的风险?

  张燕生:我个人觉得风险有几个方面,第一是政治风险,例如这一次在中东和北非发生的动荡事件。就非洲地区而言,许多国家的政权交替都充满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是用激烈和动荡的方式实现的,因此产生很大的政治风险。

  这一次,我国从利比亚撤走3.6万人,188亿美元的投资陷入了很高的风险裸露。在非洲投资,政治风险是我国企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一些非洲国家在经济上也存在风险,比如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可能突然急转直下。

  总体而言,我们投资的非洲地区和相关的亚非拉地区,大多是处于转型和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风险都是比较大的。

  《世界博览》:既然在这些地区投资有很大的风险,我们的企业和个人为什么还要到这些地区去投资?

  张燕生:因为对外投资有巨大的益处,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核心是我们需要能源和资源,第二是需要开拓市场,第三是需要新的合作伙伴。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约为4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资产有2.85万亿,占到70%左右。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比较好,但收益性比较差。因此,今后我们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战略性资源保障。

  向发达国家投资,事实证明是比较困难的;另一个路线就是走向新兴经济体。随之面临的问题就是,新兴经济体往往都是投资的高风险区,如何对冲风险是需要各方认真思考的问题。

  历史上,英、法、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在海外投资方面都有惨痛的教训。中国如何吸取别国的教训,如何构建新的对外投资战略,也就是共享、发展的南南合作模式,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和制度安排。

  张汉林:我国企业个人在非洲等地区投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资源驱动型;二是市场开拓型,非洲地域广泛,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纺织、医疗卫生、通讯行业都具有巨大发展空间;三是利润攫取型,许多非洲国家税负较低、劳动力成本较低,能源充裕且价格便宜,许多在非洲的中资企业业绩良好,都能取得较为丰厚的回报。美国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在非洲进行项目投资效益高达36%以上,而亚洲为16%,全球平均为14%。

  《世界博览》:中国企业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考虑风险因素是否足够充分?

  张燕生:肯定做得还不够好,原因很简单: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家懂得做市场,但他们不是政治家,不知道怎样做政治方面的协调;他们也不是军事战略家,所以对于非经济、非传统的风险,经验和知识都很少,而在这个方面,民营企业考虑得就更少了。

  张汉林:中国企业缺乏对所面临风险的系统性和综合性评估。比如,中石油在尼日利亚的项目,虽然该项目的审批中石油在多年前就已经拿到,但由于该国局势动荡,到目前为止,中石油一桶油也没开采出来。

  《世界博览》:在这些地区一旦发生问题,中国企业应当如何面对?

  张燕生: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首先要寻求政府的帮助,以及行业协会、商会、同行的支持。简言之,团结才有力量。只有大家抱团来维权、抵御风险,才有可能维权成功。

  《世界博览》:现在在这些高风险地区投资的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张汉林: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要领域集中在资源、能源和通信服务业为主,主要的投资金额均有几单集中的大型投资项目带动。例如中国在尼日利亚和苏丹的投资为石油行业、中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投资为铜矿开采等。不过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呈多样化趋势,从基础设施和资源向信息等科学技术领域扩展。

  《世界博览》:既然非洲的投资风险比较高,那么我们的投资重心是否需要有所转移?

  张燕生: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怎样进入,而不是放弃。因为无论在中亚、西亚还是拉美,面临的风险都很大。已经爆发动荡的地区,风险反而是已知的,利比亚未来很多年都可能不稳定,但总会一步步走向稳定。风险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世界博览》:您二位对有志于到非洲等地投资的中国企业有哪些建议?

  张燕生:第一要考虑的就是风险,政治风险和社会、军事等非经济风险。企业家在这方面的知识、信息都很有限,所以他们要向驻外使馆、商务处做更多咨询,并通过贸促会等向海外投资有关的机构寻求这些国家的风险研究报告。

  另外,“抱团”走出去是可行的,即与银行、大企业、重大项目和投资战略并行,互相支撑和帮助。这比起单打独斗最后掉到海里“淹死”的可能性小得多。

  还有就是要做更多的准备,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在安哥拉,有很多中国企业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向他们取取经。

  在高风险地区防范风险,投保也是重要的手段,这方面仍需要加强。

  张汉林:第一,在进入非洲等地投资的中国企业要做好市场调研,充分估计投资风险,包括人口、就业、收入、消费、市场、风俗、政策、法律、法规。

  第二,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在政府指导下,联合本行业企业组成投资联盟对外谈判,增强投资竞争力、谈判力度、减少内部竞争。行业协会要为政府服务,向政府预测发展趋势,提出政策、制定标准。行业协会还要为企业服务,规范行业竞争,规划行业发展,提高竞争力,维护企业利益,设立投资信息咨询中心,专门从事信息收集和研究,对有非洲投资意向的中国企业提供有偿咨询服务。

  第三,前往非洲投资的企业,在利润分配、雇工待遇和产品市场等诸多方面,要尽可能多地考虑非方的利益。通过诚信的行为和互利的合作,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

  (张燕生,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汉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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