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系”A股总市值超1.4万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0日 07:27 中国经济周刊
“清华系”A股总市值超1.4万亿
每20元股市资金里，就有1元掌握在清华人手中。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维晨
14105亿元。
截至今年4月1日，“清华系”所占中国沪深股市总市值的份额已达到5.02%。
《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联合万得资讯，通过对沪深股市共计2000余只股票进行信息分析，编制出了“‘清华系’上市公司A股市值排名”，据该排名显示，一群与清华大学有历史渊源的高管群体，已控制了中国众多上市公司。
据统计，在沪深股市中共约接近100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毕业于清华大学或在清华有求学、授教经历。他们分别担任着不同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以及银行行长。而“清华系”背后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大约为14105.46亿元。
在上述企业高管人员中，12人担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46人担任董事长，13人担任总裁，26人担任总经理，1人担任行长。这98位“超级知识分子”掌控了90家领域不同的上市公司。
在“‘清华系’上市公司A股市值排名20强”中，马蔚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担任行长的招商银行(600036.SH)市值最为庞大。截至2011年4月1日，招商银行的市值为2531亿元。马蔚华也是股市“清华系”中唯一一位行长。
其次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常小兵担任董事长的中国联通(600050.SH)，其市值为1206亿元；排名第三的是黄迪南担任总裁的上海电气(601727.SH)，最近统计的市值为775亿元。黄迪南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他们三家企业分别属于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清华系”所涉及的领域还包括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航空运输业、电机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房地产开发、煤炭业、医药制造、汽车制造、化工、影视等行业，几乎囊括了全部的社会经济领域。
在位居前20强的公司高管中，他们大多拥有清华大学的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或工科硕士学位。有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府官员，也有的是优秀企业家。尽管有不同的从业经历，但是他们都曾是接受过清华大学的高等教育，或任职清华大学的教授或客座教授。
在近百人的“清华系” 和总市值“14105亿元”以及总市值占比“5.02%”，这三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是，这一群体的分量却已不言而喻。
或许在中国的股市中，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出有类似经历和身份的高管群体。而在清华大学百年诞辰之际，这一群体即被符号化。而“清华系”的名称，此前便被观察家代指资本市场上以“同方”为主的寥寥几家公司。
但如今看来，真正的“清华系”已经远远超出原本几家企业，一个高校联盟的范畴。这些与中国最高学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市场要人以及其背后庞大的公司机构所组成的整体能量，才是“清华系”真正的意义所在。
专访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
跻身世界一流，需要“去行政化”
《中国经周刊》记者 张璐晶I北京报道
清华学堂因清文宗咸丰御笔“清华园”而得名，如今这块匾额被置于了工字厅之上，昔日的皇家园林成为了学校领导的办公场所。4月10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在此处雅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
“去行政化”重在办学自主
《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根据这一要求，清华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还要做些什么？
邓卫：对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清华的总体战略是“三个九年，分三步走”，即第一个九年(1994—2002)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目标，我们2011年已经实现了自己的阶段性目标。
即将进入第三个九年，清华要想全面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占据世界领先位置，还有一些关键问题须进一步努力：
第一是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培养高素质、创新性的人才，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二，使我们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要成果。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据了世界第二，但还不是世界强国，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弱，而这又受制于基础研究的能力，因此我们更要重视基础研究和尖端科学领域的研究。
第三，加大改革的力度，目前我们的管理体制中还有许多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现在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清华会否将“去行政化”作为改革的方向之一？
邓卫：“去行政化”这个概念总体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学校的一切行政级别，去掉学校的一切行政管理的机构和岗位，这是不对的。因为学校是一个组织，任何组织都需要管理，而管理就要有相应的部门，就要有不同层次的管理岗位。
“去行政化”的关键是要按规律办事，即按教育规律、按人才培养规律办学，按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来处理事务，这才是“去行政化”的要害所在。
具体到措施，主要是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外，学校要主动向社会宣传，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即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大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从政府到百姓，从媒体到社会各界，都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管理部门要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让大学拥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宽容的社会舆论环境。
另一方面对内，要从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多方面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使大学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教师、学生服务。要探索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关于现代大学制度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特色而定，没有一个模式能拿来克隆，美国、日本、俄罗斯的大学管理制度都各不相同，我们的现代大学制度也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同时借鉴国外成功大学的经验来建立。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教授和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民主参与的积极性，科学决策，依法治校。
两岸清华都是中华荣耀
《中国经济周刊》：提起清华百年，就不由得让人想到清华的近邻北京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各自使命和竞争点有何不同？
邓卫：清华、北大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好像“双子星座，交相辉映”。而且在世界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像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牛津、剑桥等。这也是高等教育强国所应有的表现，不应该是一枝独秀，一花独放。必须有一批名校、有若干卓越的学校，通过竞争促进发展。清华、北大在中国承担着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使命。
清华和北大在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和北大、南开还曾合并为一校，共同创造了一段战时教育的辉煌。在1952年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原有的文、法、理三学院，几乎全部调整到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工科院系调整到清华，由此形成的学术渊源和文化传统是两校共同的骄傲，这也是和国外的“双子星座”不同之处。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定位大陆清华和台湾新竹清华的关系？
邓卫：两校同根同源，梅贻琦校长曾经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训，“行胜于言”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风。我去台湾访问的时候，看到新竹清华还在校内专门做了一个二校门的缩微版，就是希望把清华的传统在宝岛台湾继续生根发展。
不过，两校的学科结构不同，政治文化背景更不一样。不同的办学方法只要能服务于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是应该肯定的。两岸清华虽然地处两地，但是都以自己办学成就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耀。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清华大学邀请全球领域的一流学者对清华的某些学科进行了专业的国际评估，通过这次评估是否发现了一些问题，有无具体的改进措施？
邓卫：评估专家都是随机听课和随机与师生交流，不用事先打招呼，完全客观真实并附有书面中肯的评估意见。通过十几个学科的评估，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以前感觉到了，但不那么深刻，或者有些隐藏住了，没有发现，又或是有些问题发现了，但是通过评估鉴定后调整了改进的力度。
所谓“旁观者清”，我们还会坚持国际评估这个办法，通过同行的评议，使自己发展得更好。
至于具体的改进措施，我本人作为建筑学院的教授有两点比较深的体会。一个是我们的青年教师的发展前景与待遇相关，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大学里不能获得较好的待遇，人才的流失将会非常严重。国外专家对此问题看得很犀利，我们目前青年教师的薪资水平、住房条件、科研经费等都不是那么理想，大学对优秀青年教师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另外一个是外国专家感叹处于城镇化大发展时期的中国，为清华建筑学院提供了参与很多重大工程的机会，比如，奥运会、世博会、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但是反过来，因为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建设时期，我们更不能放弃在基础理论上的研究工作。作为大学还是应该有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不能有偏废。
大学要领先，就要在理论上有建树。就像是我们以前建筑系的鼻祖梁思成先生，梁先生的最大功绩不是建造了多少座房子、设计了多少项目，而是他第一次系统和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史，通过系统梳理给这个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急需一流大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北京报道
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地带的树荫静谧处，有三栋精致的白色别墅，这就是被誉为“清华大师别墅”的地方。有三位科学家受邀入住这里，他们分别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著名应用数学家林家翘和国际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首位华人获奖者姚期智。
2002年，世界著名的应用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到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这是清华大学继杨振宁之后，邀请回来的第二位世界级大师。这距他上个世纪30年代在清华读书，已经整整七十年了。
4月8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林家翘教授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了专访。林家翘说，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根据国家需要，提高整体的研究水平，中国需要一批一流的大学。
清华求学：学校小、名师多
林家翘1916年7月7日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省福州市。
1933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当时的清华只是一个方圆几百米的小学堂，但是，这里却汇集了一大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著名学者，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和数学家周培源等人。
后来者，将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誉为“黄金十年”。
包括“两弹一星”元勋在内，从1929年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到1938年，清华物理系共培养本科生69人，研究生1人，这其中有21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1人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1人成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
林家翘当年就读的清华大学与现在比起来要小得多：“当年我在清华做学生时，那时候清华比现在规模小得多了，老清华这个区，就是在二校门里面的，大礼堂前面的草地，就是清华的主要草地了，从这一部分就可以看出当时清华有多大了。那时候，清华收学生非常严格，我们的物理系一个年级只有十个人吧，算是学校比较大的系了。”
“那时候清华好几位教授的课都很好，而且物理系还在不断进新人，刚刚从国外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人非常有精力，带来的科学很前沿。比如我就记得叶企孙，三年级给我们教统计力学，他上课，第一堂课就讲得很深入，关联上的问题都想得很清楚。然后再讲一些细节。现在像这种高瞻远瞩的讲法很少的。”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老师中，对林家翘影响最深最广的，正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应用数学鼻祖的周培源先生。当时的周培源放弃了长年研究的广义相对论，专心于将数学应用到航空上，为中国制造出自己的飞机。“1937年日本人打中国了，所以大家都觉得中国很吃亏，就是因为飞机根本没有，所有的物理学家说爱国，就应该学航空。”？
1937年，林家翘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助教。同年，“七七事件”爆发，他便跟着清华大学的师生一起搬到长沙，半年后又迁到了昆明。
西南联大：好在一个“联”字
1938年2月，林家翘到达昆明西南联大。
林家翘对西南联大一言以蔽之：好在一个“联”字。“中国最好的大学都聚集在那儿去了，名教授都聚在一起了”。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后来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
林家翘认为这不是偶然。“在西南联大，(学生)积累基础知识，没有这个基本知识，不可能得诺贝尔奖。就跟种一棵树一样，它慢慢生长，哪一段出了问题，它都不成功了”。
1939年，林家翘与郭永怀、钱伟长等共21人同期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船运中断，后经多方争取，包括周培源先生的帮助，直到1940年，林家翘等人才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林家翘1941年获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之后赴美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学习。
在加州理工大学，林家翘遇到了他的博士生导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这位大师级学者把年轻的他带到了应用数学研究的前沿。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加州理工大学)，我记得当初是我的老师周培源读博士学位的地方。”林家翘说，“冯？卡门，他是对中国很有兴趣的，他很愿意帮助中国发展。”
师从冯·卡门，林家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收获：“第一，他给了我一般性的指导；第二，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论文题目。”
这个论文题目，就是在美国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海森堡(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著名论文《关于流体流动的稳定性和湍流》。
“海森堡成名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岁，他代表了新的物理学的发展方向。所以当时我去做他的一个论文题目，绝对是前沿。”
林家翘在博士论文中巧妙地运用了适当的数学变换，澄清并严谨化了海森堡的计算，给出了被学界认可的湍流现象的解释。“海森堡的题目，他没做出来，我做出来了。”
1945年，林家翘博士毕业时，撰写了三篇关于海森堡问题的博士论文，这些文章后来发表在美国应用数学杂志上。因为证明了一位科学大师不能解决的问题，当时只有29岁的林家翘从此在学术界声名大噪。
重回清华：我的工作就是提高研究水平
在人才济济的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实验室，林家翘这位华人成绩非常突出。对海森堡争议问题的证明，更让他有了与两位科学大师接触的机会，一位是后来被称为数学奇才、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另一位就是海森堡本人。当然，与海森堡见面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了。
林家翘获得学位的时候，冯·卡门请了冯·诺依曼，他们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把冯·诺依曼介绍给他。“有人就问我，跟大师接触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说要紧的还是issues(问题)——你考虑的问题，是不是他有兴趣的问题。他对于那个问题根本就有兴趣，你去讨论，他当然愿意跟你谈了。”
博士毕业后，林家翘先去了布朗大学，一年半后，去了麻省理工学院。1953年被评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6年评为学院教授。在麻省理工这所大师云集的一流学府，全校一百多位教授中能从教授升为学院教授的不超过十人。
1962年起，林家翘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先后担任了美国数学学会应用数学委员会主席、工业和应用数学协会主席等学术职务。
2002年，林家翘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为了推进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林家翘在清华主持建立了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以恩师周培源的名字命名，显现了林家翘对已逝恩师的怀念。
当初邀请林家翘回到清华大学的，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林家翘对触动他选择回国的那句话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当初就跟我谈，清华想要请我们这些人回来，帮助清华走向世界性的一流大学。”
现在的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有四个正式研究人员。人数为何如此少？林家翘觉得“少”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水平高，人不可能多，我们用中心这个词，就是表示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