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月收入3000元可称为白领，月收入5000元可称为中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持币100万买不到三居室、身家10个亿进不了百富榜的时代，火速到来。无论工资是否跑赢了CPI，中国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消费越来越贵，已是事实。人民币还是那个人民币，购买力不再是那个购买力。中国为什么这么贵？

　　中国有多贵？

　　贵国真贵！

　　月收入3000元可称为白领，月收入5000元可称为中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持币100万买不到三居室、身家10个亿进不了百富榜的时代，火速到来。

　　无论工资是否跑赢了CPI，中国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消费越来越贵，已是事实。

　　人民币还是那个人民币，购买力不再是那个购买力。

　　中国为什么这么贵？外贸依赖、货币增发、公共服务垄断、利益链条过长、财富分配失衡、社会保障无力——众人各执一辞。真正的、根本上的原因，你懂的。

　　中国有多贵？我们按照时价，列举了从1元到1亿元的消费方案。我们在四个国家的六个城市采集生活成本指标，描摹城市人居感受。我们把钱给到各阶层的人手中，观察他们如何消费、能买到什么。

　　贵，在影响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衍生出焦虑、不安全感和无力感，进而令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感觉挫败。

　　我们要物价平稳、收入递增、社会安定、生活美好，不要贵。

　　生活需要购买力

　　中国为什么这么贵？

　　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面对普通的生活，他能有足够的购买力。

　　文/胡尧熙

　　中国贵吗？深圳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45元，名列全国第一，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划分，深圳人的购买力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不贵吗？产自东莞的里维斯牛仔裤在中国柜台里的身价是899元人民币，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气焰锐减，标价24.42美元，合人民币166元。贝佐斯动用了什么样的谈判技巧，才可以让同一款商品在穿越半个地球后，价格悄然缩水5.4倍？中国贵不贵，是现实世界中的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满世界都是推论和答案，你可以亲历和感受，但仍旧不知道其中缘由。

　　贵中国的焦虑症

　　好的时代，人期盼未来；坏的时代，人怀念过去。2011年的人动辄寻找2003年的记忆，那时候CPI是生僻的名词，收入仿佛有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物价平衡在喜闻乐见的水平，月收入3000元者可以自称白领，月收入5000者梦想跨入中产，有恒产者自有恒心，有恒心者自信能够拥有恒产。步入新十年的起点，你失望地发现，中产者也不是橄榄形社会中最厚实坚韧的那一部分，而是身处金字塔的夹层中，进退维谷，上下不能，收入未必是牛车，但物价绝对是高铁，一路绝尘而去，不给半点追赶的机会。中国人的收入在过去7年间上涨12.76%，2010年的物价只需一个季度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超越这一数字，让7年勤奋化为乌有。

　　中国贵不贵，和CPI无关，和基尼系数无关，所有统计数据都抵不过冷酷直白的收支明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贵是一种焦虑，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欲吐不能，欲咽不得，只能艰难消化。富士康的员工焦虑，经历两次涨薪后的流水线工人月薪冲破2000元，只能购买半部自己亲手组装的iPhone(手机上网)4，全国收入最高的深圳人也焦虑，29245元的人均年收入在19755元/平方米的房产均价前自惭形秽，不够购买一个卫生间。“蒜你狠”和“豆你玩”刷新了中国人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它们置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体系之外，由看不见的资本之手操控。有人已经丧失了焦虑的权利，联合国统计，仍有1.5亿中国人依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勉力生活。在高高在上的物价之前，所有关于拉动内需的愿景都是浮云，生活的权利也在一分一毫的支出中大伤元气。

　　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尚有昙花一现的消费券供人饮鸩止渴，进入2010年后的物价飞涨时代，饮鸩止渴也变成奢求。我们给力奥运、给力亚运，却无法给力春运，有力IPO，有力外贸，却无力抑平物价，一切看似吊诡，却是写照。怎样解答焦虑中的疑问，让2011年的经济生活重回正轨，这关乎生活的权利，更关乎生活的尊严。

　　中国有多贵

　　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GDP的30%，这一数字不经意间已经和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之处在于，北欧诸国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国民均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仍是世界上福利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后，连带医疗、养老等大部分社会保障均要国民自己负担。物价之所以贵，在于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链条的利益环环相扣，生活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在于社会保障无力，付出大于所得，造就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现状。

　　环比世界，中国之贵，外国人也感同身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在调查中惊异地发现，从中国内地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前者价格是后者的一半。普通人的生活成本总是在利益之手的操控下环环上涨——由于中国铁路货运超负荷，物流公司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高达5000到5万元之间，这些费用流向何处不得而知，但来源却再清楚不过——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

　　物价飞升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事情，但经济学却无法解释一切，正如它无法解释在一个急需振兴国内消费的国家，居民为什么宁愿把钱存在银行里。中国人自己明白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在微薄的利息和狂飙的物价之间，消费或是存储其实都无关紧要，两种选择都不是好选择，那么不如选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那个。

　　世界上90%的打火机由中国制造，75%的DVD播放机由中国制造，60%的牛仔裤由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蔓延全球的大背景下，催生出另一个吊诡——同款商品，国内价格高过国外。人民币和美元的博弈每每都在外贸交易中展开，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比增发相应数量的人民币以平衡国内市场，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普通人身上，造成货币购买力大幅度贬值，物价相应大幅度上涨。中国工人生产商品，美国人收获商品；中国政府得到美元，中国公民收获贬值的人民币——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国外，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不断稀释着人们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外贸和内需本应是经济发展中并行的两只脚，内需不振，经济必定偏瘫。偏瘫式的经济最终造就不可理喻的物价，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有房地产依赖症，还有外贸依赖症。这是不是中国这么贵的理由——因为不依赖国内需求，所以放任让物价飞？

　　让生活有购买力

　　阶梯电价、水费上涨，公共服务的价格也在2010年启动了上扬的发条。中石油2010年全年纯利润为1676亿元，换算成天，这家巨无霸垄断企业每天尽赚4.59亿元，但它仍旧孜孜不倦地申请财政补贴，甚至谋求天然气涨价。

　　公共服务不全然是商品，却比商品更能左右你的生活，但对于这些生活必备资源，我们没有定价权。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公共服务的涨价，中国开始实行听证会制度，和其余制度一样，它很快显露出难以言喻的中国特色，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十多年来，中国的每一次听证会都以通过涨价方案作为最终定论，参加听证会的市民代表似乎都是那20%掌握了80%社会财富的高端人士，而非你我身边平凡的升斗小民。或许正因为平凡，所以被遗忘。

　　贵中国当然不是这个国家应有的面目，它是中国在强国进程中遇到的一个坎坷。这个因物价而焦虑的时代称不上坏，只是让人不安。有安方能乐，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皆因它能尊重并实现每个公民渺小而又简单的愿望。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不奢求创业和彩票致富，只求凭工作所得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者，至少让他看到这种可能性——面对普通的生活，他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奥运让世界欢腾，亚运让近邻赞叹，中国的毅力、韧力、执行力、创造力不应该只在举世盛会的时候才呈现出来。

　　普通人如何应对通胀？

　　黄亚生 除了房子，没什么可囤积的

　　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其著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曾获评《经济学人》年度书籍。

　　今天情况和上世纪80年代不太一样，那时候人们收入的增速比GDP增速更快，这意味着政府让利给老百姓，但今天情况是刚好相反的。

　　采访/张坚

　　通胀是一个政治问题

　　《新周刊》：横向来看，现在金砖四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通胀的危险，对于发展中的国家而言，通胀是普遍现象还是特殊现象？

　　黄亚生：通胀分几种，一种叫温和型通胀，一种叫高通货膨胀。温和型通胀在很多国家出现过，韩国有，现在的印度也有，没有太多反常的地方，高通货膨胀就是另外一回事。通货膨胀考虑的，其实不是价格本身的高度，而是它增长的速度。像拉美在80年代碰到的情况就是通货膨胀控制不住了，并不是价格有多高，而是价格上扬的速度非常快。通货膨胀一般来说，每年增长3%、4%左右，都是可以控制的。而增长15%，甚至20%以上就是高通货膨胀，它们甚至能发展到100%，200%，1000%甚至10000%。

　　通货膨胀很多时候是政治上的问题。比如印度不是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但它整个社会的价格都很明晰，政策响应速度比较快。印度人对收入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期比较协调，所以不会造成政治问题。中国最近是3%，这种程度上，老百姓就接受不了了，这说明老百姓的预期不是很乐观。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新周刊》：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国定量宽松政策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资本流入是这一轮通胀的主要成因，是这样吗？

　　黄亚生：我不太认同中国此轮通货膨胀是“输入型通胀”的看法，通货膨胀有一个重要的途径是从其他途径进口资金，资本账户也不会100%天衣无缝。但中国资本账户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因为它可以进行严格的资本管控措施。像过去90年代，东南亚确实出现过问题，就是日本经济衰退，造成资金留到东南亚，那是日本资本账户的自由度比中国高。中国情况和日本不同，所以我觉得肯定有输入的影响，但这不是主要因素。

　　中国式的资本通胀

　　《新周刊》：你以前写文章谈过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东西，可否简要谈谈，“注重投资出口却不注重居民消费”的中国模式和这一轮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

　　黄亚生：老百姓收入增长不快，实际是过去十多年中国通货膨胀没有变得很严重的原因。

　　中国通货膨胀是出现在资本市场上，比如煤、钢铁这些东西，价格增长非常快，这使煤老板收入增长特别快。

　　把价格分成两边，一边是生产者的价格，一边是消费者的价格，可以看出过去消费者价格并没有增长很快，因为人们收入低，所以购买力不强。某种意义上，生产一方和消费一方在抵消。但最近一年出现了新的情况，比如劳动力工资的上涨等，这种要求在过去是被压制的。现在允许一定程度的工资上扬，所以工资增加的速度特别快。但现在农民工的工资以30%的速度上扬，和以往农民工的工资被压抑一样，都不是市场的结果。

　　最近发生的情况，可能是因为过去压抑通货膨胀的这方面的力量，过去是负的，现在是正的。我是这样的解释，可以说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政策压抑了通货膨胀。你看上世纪90年代，不光没有通货膨胀，而且消费者价格指数是负的。而农民的收入也没有怎么增长。“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是这种现实下的被动选择结果，因为国内的消费太弱。

　　《新周刊》：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经济稳定对中国而言可能更重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你认为哪些经济政策能缓解类似通胀等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

　　黄亚生：央行出台了各种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没有很强的动作，只是一些轻微的加息等等。这里面有政治的考量。一方面是必须考虑地方政府和国企，因为它们都是投资的主力，如果收紧资金，会增加它们的融资成本，影响GDP。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对社会的伤害。这其实是一个两难困境。但真正有用的措施，必须是要排除那些不相干的因素。

　　通货膨胀会使人们对银行失去信任

　　《新周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过好几波通胀，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中晚期、90年代初期和最近这一轮，在你看来，前两波通胀的成因和这一轮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上世纪80年代的通胀，其实和今天有很大不同，甚至不能称为通货膨胀。那时候是转轨期，因为价格改革，物价一下子就涨上去，今天则是一点一点往上走。

　　《新周刊》：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面对通货膨胀的威胁时能做什么？

　　黄亚生：这真的很难说。80年代人们可以囤积那些商品，今天可以囤积什么？好像只有房子了。

　　《新周刊》：现在能够预想得到的后果是什么？

　　黄亚生：通货膨胀会使人们对银行失去信任，出现挤兑的问题。今天情况和80年代不太一样，那时候人们收入的增速是比GDP更高的，这意味着政府让利给老百姓，但今天情况是刚好相反的，GDP、政府财政收入和国企的收入增速都很快，在银行的储蓄当中，企业和政府储蓄占了绝大多数，家庭的储蓄反倒很少。现在很多人仍然在看好中国经济，但数据能说明问题。前几年，流入中国的钱比流出中国的钱多，但现在也反了过来。

　　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时候，有人说是外资撤出，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外资也是看到这些国家的富人转移资本之后才这么干的。

　　《新周刊》：通货膨胀对中国的出口有什么影响？

　　黄亚生：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中国的通货膨胀影响成本，劳动成本上升，材料成本上升，必然要反映到产品的价格方面。如果中国出口情况不好，那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外国人希望你升值，但你自己是希望贬值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外国人之所以觉得你还要升值，是因为中国出口外贸的竞争力非常强，虽然盈余在缩小。对他们来说，你还是盈余，他还是需要你升值的，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提高出口竞争力是要贬值的啊。那个时候就非常尴尬了。现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问题在于一个要升值，一个不升。如果以后真变成一个要升值，另一个要贬值，那就更加尖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