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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吕尼出生于女性解放运动初期，深受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萨岗的影响，她没有参与妇女参政，也没发明超短裙，但她靠近世界的方式，却让她成了现代妇女的缩影。她是现代版的安托万，还是法国版的杰奎琳·肯尼迪？布吕尼自称，哪种标签都会混淆真正的她，“成为法国第一夫人以来，变化最大的不是我，而是别人。”

　　卡拉·布吕尼·萨科齐的身份很多，但为英国《卫报》撰写专栏的身份只有两个。这位专栏作者如是介绍自己——“全球基金”保护妇女儿童免受艾滋病困扰的全球大使和法国第一夫人，她于2008 年嫁给法国总统尼古拉· 萨科齐。

　　9 月21 日，法国第一夫人在自留地里发表了《让我们一起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文章。年初，布吕尼曾以大使身份，来到西非贝宁的港湾城市科托努郊区，探访一家乡村医院。与她同行的，一位是“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以下简称“全球基金”)主席迈克尔·卡察契金，还有一位是微软老板、全球首富比尔· 盖茨的妻子玛琳达· 盖茨。

　　在两小时的探望里，法国第一夫人和一位名叫弗朗索瓦· 阿迪(Fran oise Ade,)的艾滋病母亲攀谈。在专栏中她写道，“当丈夫发现阿迪是艾滋病携带者后，抛弃了她。不久，她的丈夫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之中。在‘全球基金’的资助下，阿迪接受了免费的抗艾治疗，儿子贾布埃尔健康地出生了，不携带HIV 病毒。过去几年里，因为全球性大规模的抗艾行动，有100 万与弗朗索瓦相似的艾滋病母亲，得到生育健康宝宝的机会。”

　　事后，布吕尼亲吻了阿迪。

　　“因为哥哥的缘故，我对艾滋病问题非常敏感。”布吕尼说道。接受《外滩画报》特约作者采访时，她说：“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艾滋病毒的第一手入侵，见证了这一传染病的开始，以及人们的死亡。危险并没有消失，保护措施还是很重要。但对下一代来说这还很遥远，没有足够的恐惧。你需要告诉年轻人，艾滋病毒是一种多么糟糕的病毒，他们才会意识到恐惧，才会保护自己。”布吕尼的哥哥、摄影师维吉奥，因艾滋病于2006 年去世，年仅46 岁。维吉奥去世后，布吕尼家族以维吉奥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致力于加强艾滋病教育。2008 年12 月1 日，布吕尼宣布出任全球基金的抗艾大使，她的首要任务便是防止艾滋病毒在母婴之间感染。

　　布吕尼会成为新世纪的戴安娜王妃吗？

　　显然，布吕尼比戴安娜王妃更成熟、更自我、更另类。出生于女性解放运动初期，布吕尼自称深受西蒙娜· 德· 波伏娃，以及捍卫女性性自由的弗朗索瓦丝· 萨冈的影响。“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独立。”布吕尼曾说，20 岁的她很迷恋独立性，她当模特是为了靠自己赚钱，不必依赖父母或男人。一位了解布吕尼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她没有参与妇女参政，也没发明超短裙，但她靠近世界的方式，却让她成为了现代妇女的缩影。”

　　成为法国第一夫人以来，有关布吕尼的裸照风波、音乐事业、率直言辞、昂贵的花销以及每次出席外交活动时的衣着服饰，无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显然，在其现代女性与第一夫人双重身份认知之中，媒体和公众不得不屡次陷入了矛盾的选择。布吕尼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过演唱会的总统夫人，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在电影屏幕上抛头露面的第一夫人。

　　布吕尼会成为新时代的杰奎琳吗？

　　在接受采访时，她说：“当然，潜意识里，我的自我投射更愿意成为杰奎琳 肯尼迪，而不是戴高乐夫人。戴高乐夫人更像站在丈夫身后的法国传统女性。她有张经典的照片是为丈夫熬汤，有时我也会给丈夫做汤，但我绝对不会像那样子拍照。”

　　爱不应该有所牺牲

　　穆夫塔尔街也许是巴黎最古老的小街巷之一，至今仍保留着中古世纪时的巷街面貌。狭窄的鹅卵石小街两边，小酒吧、食品店、杂货店让安静的穆夫塔尔街充满了生活气息。尤其是圣梅达教堂广场前的露天市场上，苹果、草莓、西瓜等各类蔬果在干净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令人垂涎。

　　7 月的一个傍晚，圣梅达教堂广场上的铁盆喷泉边拉起了一道红色警戒带。原本热闹的露天市场却门庭冷落，人们都簇拥到喷泉边，踮起脚，努力想透过好几位身形高大的黑衣男人，看看警戒带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街边小店楼上的住家也都打开窗户，探出身子观望。

　　一位身穿白衬衫和淡蓝色牛仔裤的高个女人，背着棕色挎包，以一种模特特有的步伐走出咖啡吧，驻足在水果摊前。这时，一位戴着遮阳帽、脖子上戴着巨大耳机的矮个老头快步走上前，一手拿着一叠白纸，向女子讲解着什么。女子点点头，走回咖啡吧，等得老头的口令后，便又一次来到水果摊前。这位女子正是卡拉· 布吕尼，她正在拍摄美国著名导演伍迪· 艾伦新片《午夜巴黎》的一场戏。影片中，布吕尼饰演一位博物馆馆长，戏份不多，但她显然没有什么表演经验，一场简单的戏来回拍了好几遍。不过，这正好给市民们一睹她的风采。一位路过的法国老太太说：“她太迷人了，没想到今天可以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第一夫人。”

　　经过三个月的旋风式恋爱，2008 年，53 岁的萨科齐与40 岁的布吕尼在爱丽舍宫举行了低调的婚礼。从超级模特成功转型创作歌手的布吕尼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法国第一夫人。在嫁给萨科齐之前，布吕尼曾对他说：“我可无法在音乐和你之间做出选择。这很荒谬。我不会放下自己的工作，在未来的四年时间里给丈夫熨衬衫的。爱不应该有所牺牲。”

　　萨科齐没有让她选择。结婚五个月后，布吕尼照常推出了第三张专辑《好像一切未曾发生》。2002 年夏天，在几乎所有巴黎的汽车上，都能听到布吕尼抒情而优雅的歌声。这年，布吕尼的第一张音乐专辑《有人告诉我》发行，封面上，布吕尼优雅地抱着一把吉他横躺在地上。许多人对这位半路转做歌手的前超级模特并没有抱太高的期望，尤其她还包办了专辑中10 首歌曲的词曲创作。这张介于传统法国香颂与美国民谣之间的专辑，却出乎意料地大卖200 万张。《滚石杂志》如此评价：“在舒缓行进如同山林小溪的吉他中，布吕尼轻松地吟唱，叫人深深陷入一种发晕的境界，一不小心就会被渐渐紧收的情网给紧紧束住。” 2007 年，布吕尼的第二张专辑《没有承诺》充满了强烈的文学气息，11 首歌词均由包括叶芝、艾米莉· 狄金森、奥登等著名诗人的作品改编，销量却只有40 万张。

　　此次，各大音像店和网站都在最醒目处摆满了这张色调清雅的CD，并配上颇具噱头的广告语：“只需要14.99 欧元，你就可以和第一夫人共享美妙的午后时光。” 以民谣蓝调曲风为主的《好像一切未曾发生》共收录了14 首歌曲，其中包括翻唱鲍勃· 迪伦的《你属于我》，和改编自米歇尔· 乌勒贝克联合文学奖同名获奖作品的《一座岛屿的可能》，兼具了文学性和音乐性。

　　专辑中部分歌曲的歌词是布吕尼在认识萨科齐之前便已写好的，其中不乏露骨直白的句子，但她却拒绝为新身份而更改歌词的内容——比如《我是一个孩子》中的“我是一个孩子，尽管已经40岁了，尽管我有30 个情人”，而《你是我的毒品》中那句“你是我的毒品，比阿富汗的海洛因更致命，比哥伦比亚的白粉更危险”更引起了哥伦比亚外交部长的强烈抗议。法国一些政界人士也提出异议，某法国左翼网站上，抵制者扬言：“即使免费我也不听。”因夹杂过多政治因素，第一夫人的第三张唱片销量不尽如人意。

　　“事实是，这张专辑的创作和录制，就好像一切未曾发生，”布吕尼说道，“我也不是第一夫人，保证创作有充分的自由度，没有任何政治或严肃问题的考虑，它只是一张专辑，那些歌曲只是音乐作品。”

　　去年7 月，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举办的群星演唱会上，布吕尼又以歌手身份为91 岁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庆祝生日。当晚，布吕尼一身黑色套装，挎着吉他，与音乐老搭档、前著名摇滚乐团“艺术体操”成员大卫· 斯图尔特一同演唱了两首歌曲——自己的成名代表作《有人告诉我》和鲍勃· 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尽管布吕尼保证过自己当了总统夫人后不再登台演唱，但一年多后，她还是忍不住想回归舞台。

　　“她的表演很美，却有些了无生气。”《泰晤士报》这样评价布吕尼当晚演出。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在演唱会上表演的第一夫人，爱丽舍宫事先显然给了布吕尼一些礼仪方面的提醒。演出前后，布吕尼都没有拥抱或亲吻搭档斯图尔特，演出时也没有随着音乐节拍忘情摇摆。演出一结束，她和萨科齐两人便在保安的护送下离开了现场。她没有参加当晚群星共同上台合唱的《祝你生日快乐》。据悉，近日，布吕尼正计划录制自己的第四张专辑，遭到了总统顾问团的阻止，理由当然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那晚，布吕尼唱着这样一句歌词：“在他们放归自由之前，有些人究竟能生存几年？”

　　法国版杰奎琳·肯尼迪，还是现代版玛丽·安托万？

　　直到上世纪90 年代后半期，“第一夫人”这个词汇舶来品，才从美国运输到法国。法国人一直希望能出现一位像杰奎琳· 肯尼迪这样风华绝代的“第一夫人”——既美丽高雅，又知书达理；既是善解人意的妻子，又是能够帮助提升丈夫形象的政治伴侣。不过，长期以来，鉴于总统任职时的年龄，法国人已经习惯了总统夫人是上了年纪的太太。美丽的布吕尼的出现，无疑让法国人一阵兴奋。

　　虽然媒体对私生活混乱、从未结过婚的她能否胜任“第一夫人”的角色怀有质疑，但同时也希望出身显赫、受过良好教育、时尚品位高的她，能给总统带来些新的变化。

　　布吕尼出生于意大利都灵的泰代斯基家族。在她姐姐维莱里亚执导的半自传性质电影《富人难进天堂》的开场一幕里，女主人公便在教堂忏悔：“我很富有——我非常非常的富有。”她的父亲阿尔贝托· 布吕尼· 泰代斯基与其说是一个企业家，更不如说是个作曲家和艺术收藏家， 创作过包括小型歌剧、交响曲在内的16 部古典音乐作品。母亲玛丽莎则是位钢琴家。家中时常会迎来指挥大师赫伯特· 冯· 卡拉扬、著名女高音玛利亚· 卡拉斯这样重量级的座上客。布吕尼从小便学习钢琴、小提琴和吉他。

　　“我的父母不是那种会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父母，”布吕尼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曾说道，“但也不是只顾赚钱的父母。也许因为他们都是艺术家。我记得每次父亲在扩充企业规模或去博物馆间做选择时，他都会选择后者。我想这也遗传到了我们身上。”

　　1996 年，病重的阿尔贝托将布吕尼叫到床前，告诉她自己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她真正的父亲叫做雷默特· 毛里奇奥，是一位吉他演奏家，19 岁时曾和年龄是他两倍的玛丽莎有过一段长达6 年的婚外情。阿尔贝托让布吕尼不要把他知道这件事告诉她母亲，并说，这不是她的错。布吕尼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次年，81 岁的阿尔贝托在巴黎去世。如今，布吕尼与生父雷默特一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04 年，在接受法国《巴黎竞赛画报》采访时，她说道：“父亲是给你了姓氏的那个人，我的父亲是布吕尼· 泰代斯基先生。”

　　1997 年，父亲去世，29 岁的布吕尼退出了模特界，开始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在10 多年的模特生涯中，布吕尼上过250 期杂志封面，年薪高达750 万美元。“许多像琳达、克里斯蒂这样的模特，时常会很情绪化，很难相处。而卡拉却始终是完美的，”著名时装设计师让· 保罗· 高缇耶说道，“她很聪明，修养极好，就像小说或电影里的女主人公一样。”

　　遇见布吕尼之前，萨科齐被称为“闪闪发光的总统”，因为他爱戴金链子、雷朋太阳眼镜，十足一副“暴发户”的形象，脾气还特别暴躁。后来，人们发现，新婚后的萨科齐脱下了夸张的金质劳力士手表，代之以充满贵族气息的瑞士百达翡丽表。他不再在巴黎西部的布伦公园满头大汗地慢跑引起骚动，而是在布吕尼的陪伴下在爱丽舍宫的沙砾道散步。为了帮助暴躁的丈夫改善情绪，她成功监督萨科齐戒掉了那些容易引发情绪波动的食品，并帮助他培养集邮的爱好。法国媒体曾如此评价：“当她的丈夫在地下室咆哮时，布吕尼用她的美貌、出身和优雅使他平静下来。”

　　另方面，布吕尼也在适应“第一夫人”的新角色。“我不会去改变自我，”她说道，“但我从新角色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那便是要谨慎。以前，当我接受采访时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讲笑话，但现在我会谨慎地发表意见。因为它们会影响我的丈夫，影响公众的看法。”

　　相比萨科齐的前妻、同样曾是模特的塞西莉亚，布吕尼更好地适应了“第一夫人”的角色。个性鲜明、我行我素的塞西莉亚多次表示，自己并不喜欢“第一夫人”的位置；出席外交活动时，她会执拗地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非法国品牌服饰，甚至在2007 年德国G8 峰会期间抛下丈夫独自“逃回”巴黎。而布吕尼入住爱丽舍宫后，很快便一改另类多变的着装风格，成功转型典雅得体的“第一夫人”。

　　萨科齐的传记作者凯瑟琳· 奈写道：“在布吕尼出访时，她在24 小时内的笑容，比我15 年来看到的塞西莉亚的笑容还要多。布吕尼使总统看起来更加舒服，也更加现代，法国需要她这样的第一夫人，就像杰奎琳· 肯尼迪和格蕾丝· 凯莉，法国需要他们这样一对全球性的夫妇。”

　　尽管如此，布吕尼仍逃不过法国媒体的指责。去年10 月，法国《观点》杂志登出了两幅图片：一幅是布吕尼，一幅则是法国末代皇后玛丽· 安托万，并配以这样的图说——“相同的姿势，相同的表情，相同的笑容”。众所周知，安托万是18 世纪时期路易十六世的皇后，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送上了断头台。

　　该杂志毫不客气地将布吕尼比喻为现代版的安托万，称两人都以过度迷恋服饰和个人形象而著称。“安托万让法国著名女画家伊丽莎白· 路易丝· 维瑞· 勒布伦为她画美丽的肖像，而布吕尼则找来当代著名摄影师安妮· 莱伯维茨为自己拍摄大片。”《观点》杂志写道，“两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国人，都很爱音乐，安托万喜欢在宫廷里自弹(大键琴)自唱，而布吕尼自己就是个创作型歌手。”

　　在法国人眼里，布吕尼不断向世界传媒花枝招展地自我炫耀，脱离了法国传统的价值观。他们希望自己的第一夫人能够谦卑勤奋，踏踏实实地在丈夫身后当贤内助，而不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法国著名评论员杰拉尔德· 安德鲁称布吕尼每次出席外交活动就好像是参加“高级时装宣传周”，“对她来说，这正是个摆脱掉她不想要的旧衣服的好时机”。此外，她与萨科齐两人的奢侈生活，更引起了法国民众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据悉，2009 年两人每天仅购买鲜花的消费就高达660 英镑。

　　布吕尼却不以为然：“成为第一夫人以后，发生巨大变化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是媒体，因为他们没有把我的位置和我的工作区分开来。我不在乎这点，因为我知道这很难区分。法国哲学家亨利· 柏格森曾说过，人们看得更多的，是一个人的标签，而不是他的个体。标签有时并不准确，它会混淆别人。”

　　B=Sascha Lehnartz

　　C= 卡拉·布吕尼·萨科齐

　　M=米歇尔·卡察契金

　　

　　“批评就是政治游戏的一部分”

　　9 月，布吕尼在爱丽舍宫接受了本报特约作者Sascha Lehnartz 的采访。

　　B：年初，你去贝宁为全球基金(Global Fund)专程走访了一家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建的医院，跟我们说说你的感想吧。

　　C：这趟行程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希望。当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去年的进步无疑是有目共睹的。过去，那是一片似乎已经淹没在传染病海洋中的大陆。现在，情况看上去有所改善了，是全球基金高效的工作使得这一进步成为可能。

　　B ：究竟全球基金做了些什么呢？

　　M：我们实际上不“做”事。由我作为执行主任的全球基金是由贝宁政府号召的，为特定的医院项目提供资金。

　　B：同艾滋作斗争也就是同不承认这一问题的政府作斗争，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吗？

　　C：困难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在南非。南非政府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现在那里有新一轮的宣传活动，祖马总统也投身于其中。

　　M：是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尤其在姆贝基总统多年拒绝承认艾滋病问题之后，那是很重要的一步。这场对艾滋病的斗争获得了全新的动力。

　　B：除了行程和采访之外，您作为全球基金的“大使”还做了些什么？

　　C：现在我正在做一个新的广告活动。我试图加入我自己的创意。除此之外，还真的没有我能做的，因为全球基金有着庞大且组织良好的架构。

　　M：她成为了我们组织的代言人。

　　B：作为全球基金大使，你想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C：全球金融危机也影响到了我们。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10 月举行的下一届全球基金大会的财政承诺。我定下的目标是，在2015 年之前杜绝任何一个孩子因母婴渠道感染艾滋病。

　　B：你不会在国宴的时候利用你的地位说：“巴拉克，听着，你能不能调点钱来？”你毕竟是可以直接接近政治家的。

　　C：相对而言，我算是直接接近了一个政治家，而他在另一方面又能直接接近其他政治家。但对一个政治家的妻子而言，很难直接同另一个政治家谈话。你不能那么做，这是外交礼节。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人。我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我的言行举止得按照既定方式。我不能拍拍巴西总统的肩膀说：“听着……”——这没有外人所想的那么简单。不过，这的确也是一个传达消息的好身份。但是，不能为了传达某些消息而超出外交礼节或者像一个革命者一样。这需要机智和条理。

　　B：你有过被外交礼节所束缚的感觉吗？

　　C：没有，我就是不能被束缚——我的性格使之变得不可能。我凡事都很急躁。但是外交礼节是一种传统。你不能使外交礼节变得现代化，你要奉行它。

　　B：当名人，比如波诺、鲍勃·格尔多夫支持人道主义目标时常常会受到一些批评。既有人说名人这么做是因为自我崇拜的原因，也有人说行动并没有收到效果。你对这样的批评有什么回应？

　　C：批评是媒体一贯的部分。不管你为了什么目的这么做，只要一在公开场合下曝光，公众就会批评你。说实话，我觉得任何形式的行动主义都是好的，无论它是否起因于自我崇拜。如果我们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给了他一点钱来宽慰我们自己的良心，那又怎样？他能吃上一顿饭了。有些人说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可能只想要杯喝的。但即使这样，我不认这样的道德观是恰当的。如果波诺或鲍勃· 格尔多夫这样的杰出艺术家只庆祝他们自己富有的生活，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做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那样批评他们。

　　B：作为艺术家，你已经习惯了批评。现在，你也见识到了政治批评。政治批评是不是更卑鄙？

　　C：噢，是这样的。好吧，也许不是“卑鄙”，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它更容易应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就是政治游戏本身的一部分。当人们相信自己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时，即使你不是那么想的，受到批评也很正常。我丈夫就榜上有名，我肯定要排在很后面。我决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地位自然会涉及到批评。我决定不为此痛苦，因为我觉得这没用。

　　B：不间断的关注对你的行为有什么影响吗？

　　C：我并没有真的改变我自己的行为，但是我谨慎了许多。比如说，我喜欢开玩笑，我丈夫也喜欢。但我们只在家里开玩笑。幽默并不适合政治，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一场灾难。在音乐界或时尚界里，我可能会开玩笑，但我知道一句话可以在媒体中被放大，所以我变得非常小心。你不能只看一个人在说话时的表情来判断她的真意。比如，我可以表情谄媚地跟你说：这条领带真棒。但我也可以轻蔑地说：这条领带挺不错的嘛。

　　B：你跟媒体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多少？

　　C：自从我和一个政治家结了婚之后，一些东西改变了。过去每当我发行一张唱片时，我才会出现在媒体上。现在出现了我称之为“被动媒体”的媒体。这些媒体就是我不跟他们说话，他们也会谈论我。在八成的情况下我喜欢跟人们说话，所以结果至少会更接近事实一点。但是还有20% 的文章写到的都是些可笑的东西。这跟以前不同了。但这是正常的，毕竟我是一个知名人士。

　　B：但你的确通过把政治界和流行文化圈连接起来的方式，从某种角度改变了“第一夫人”的概念。你不是戴高乐总统妻子勒内·科蒂那一类型的人。她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照片里她为她的丈夫做了一碗汤。

　　C：我也做汤啊。我为我丈夫煮番茄意面，而且很有嚼劲。现在，政治家们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现代化。他们表明自己跟其他所有人都没有什么不同。总统不再是一尊雕像。我的丈夫是二十年来第一位在任期内离婚的法国总统。如果我的丈夫没有离婚，我今天就不可能出现在这里。而我也相信人们接受了这一点。因为人们总是能接受真相，能嗅出谎言的味道，人民也愿意接受人性，即便它牵涉到弱点和错误。我丈夫对政治家的人性化做了很大的贡献，尽管他并没有特意那么做，他只是无法掩饰。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无法掩饰自己真实的感情。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没有人会说这样的情感表露是错误的。

　　B：你认为2015 年，你还会是第一夫人吗？

　　C：我也不知道。这取决于我丈夫，我将不会参与做决定。他会自己决定好，无论萨科齐做什么决定，我都会跟随他。

　　B：你说过只要丈夫还是总统，你就不会开演唱会。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粉丝们有可能要等到2017 年？

　　C：只有在法国开演唱会，会让我觉得奇怪。我可以想象在其他所有国家进行表演，因为我会觉得很自由，就像我不是第一夫人一样。比如，在德国，对我的安保要求会低很多。如果有人想刺杀我，不管怎样随时都可以。但是，有些事情我不愿意看到，比如强迫人们忍受所有的安保要求。演唱会会需要很多受纳税人供养着的警察，最后人们会批评说：“第一夫人让每个人为她的任性付钱。”一旦我离开了法国，情况就会有所改变。所以，我喜欢在国外做一些巡回表演。

　　B：你还有时间写歌吗？

　　C： 是的，时间只是被划分了。早前，我有100% 的时间来做音乐。但是在我的儿子出生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一下子，他被摆在了我的首位，这压缩了我的音乐时间。同时，我有大约40% 的时间留给音乐，我以最优化的方式使用着那段时间。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让自己全神贯注于音乐。让我告诉你一个有哲理的事实：我认为无限的时间对艺术家来说并不是好事。本质上，艺术家可以比作一个调皮的孩子，需要一定的约束。幸运的是，我有许多约束。

　　B：你正在为一个连名字里也包含着“全球”字眼的组织工作，你自己有着非常国际化的经历，既是意大利人也是法国公民。目前在法国，“民族认同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认为自己依然具有“民族认同感”吗？

　　C：我有着一种欧洲民族认同感，出生在意大利同时也成为了法国公民。我从祖母那里继承了意大利血统、法国血统，从我祖父那里继承了德国血统。我的家乡都灵坐落在山脚下，皮埃蒙特方言和萨沃伊方言非常相像。本质上来说，一开始，我的心中就有这两个国家。我可以生活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我年轻时就是如此。我真的很喜欢这些城市，但是我的认同感是欧洲，我喜欢不同文化、语言和气质的交融。我相信那是一种财富。

　　(专访内容由TIP/CFP授权刊登 编译/张一阳、火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