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斯太太逃出疯人院

　　导语：当本应秉公执法的人却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执法者不但不履行公民的保护者之职，反成为施虐者；当无辜的正常人未经批准就被拘押到疯人院，是时候将严重威胁公民及其家庭安全保障的权力放到笼子里了。

　　4月9日，湖北十堰市网友彭宝泉因在湖北省纪委巡视组下榻的酒店拍摄了几组上访照片，被警察带回派出所，次日凌晨两点即被送进茅箭精神病院。家属多方打听方知悉其下落，想去探望，却听到医生说派出所要求一个星期后才准见。据彭宝泉妻子说，两年前彭曾与当地派出所民警有过争执。当时也找了本地医生做过精神鉴定；后来派出所还去武汉找专家鉴定，结果是有点“偏执”。而其家人坦言，彭返家后一直正常。这一事件发生之前的2007年，中国深圳公民邹宜均因财致祸被家人强行送到心理医院。后得朋友相助摆脱惨境，不久出家为尼。两年后，她一纸诉状将协同实行收治的家人和医院告上了法庭。2009年3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开庭就这一离奇案例进行了审理。受害者邹宜均在庭审时表示她主要是要做一个公益诉讼，目的是提请各方关注相关制度缺失和公民人身安全隐患，让“每一个人免于被绑到精神病院去的恐惧”。类似的正常人以精神病人名义被绑、被收治的剧情在中国诸多城市皆有上演，广州、昆明、南京、西安、上海、北京等地都有年龄、性别、职业、地位各不相同的公民被强制入院。个中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不过，概括起来无外乎两大情由：一为因财生隙；二因得罪权贵。此事不唯中国独有，八十年前的美国洛杉矶也发生过正常人被非法禁锢到精神病房的事件。2008年，好莱坞将这件真人真事拍成了电影《换子疑云》(Changeling)，由安吉莉娜-朱丽饰演与邹宜均有类似遭遇的柯林斯太太。

　　一次加班后回到家中的单身母亲柯林斯太太发现儿子沃尔特失踪了，报警、寻访、辗转数月，濒临绝望的妈妈被告知儿子已在遥远的中部伊利诺伊州找到。激动万分的妈妈一心想着在火车站与儿子见面的情景，殊不知已掉进了警官琼斯的陷阱。见到“儿子”的一刹那间，柯林斯太太就确信这不是可怜的沃尔特。一个母亲怎么会相隔才半年不到就认不出自己日思夜想的孩子？一肚子坏水的琼斯警官当然心中有数，他早已布好局，先唆人将媒体拦在一边，再使花招稳住柯林斯太太，这才让记者和镁光灯靠近“母子”俩报道这“感人”的“大团圆”场面。被搪塞的母亲恍惚无措间将调包儿子带回了家。心系亲子安危的柯林斯太太当然不会放弃寻找孩子的努力，她一再前往警局试图让警方相信家里的那个孩子不是沃尔特。她又如何能料到自己越是苦苦恳求，就越是与琼斯警官的鬼胎过不去呢？眼见“调包计”要露馅，琼斯警官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一再“烦扰”的柯林斯太太投进了洛杉矶总院精神病房。

　　《换子疑云》是个真实的故事，从中可得窥那个时期美国的政治、法制、宗教、传媒和民情等社会风貌。1928年的洛杉矶在市民心目中不再是“天使之城”，市政府和警方因暴力、腐败和无能早已失去了声誉和公信力。被批评的声音搞得坐卧难安的市、局长们绞尽脑汁图谋对策，想要重得民心，重获民意。在美国，当官的人人都知道拿纳税人的钱就一定要为纳税人服务，让纳税人满意，否则名声、职务难免不保。美国各级政府部门，从地方官员到联邦总统，基本都是民选，倘若不能遵守契约，信守诺言，履行人民托付的职责，做到“时刻为民众服务”，那么人民完全有理由、有权利、也有义务将他们赶下台；总统干不好，也会被弹劾，再执迷不悟或狡猾或强硬的当权者也会在几年任期满了之后被人民用选票淘汰。若想东山再起，难度颇大；倘若被问责免职，一般不会隔些日子变戏法似的又悄然异地当官。这些道理，美国的官员懂，民众也懂。所以美国鲜有无视公民权益犯事了还嚷嚷“我是某某地方来的某某官员”的嚣张人物，更不可能出现被官员财产公布呼声逼急了反诘“让老百姓也公布财产”的无知政客。不管美国的官员们心里乐意不乐意，他们得考虑乃至讨好民意。毕竟，能当上官的源头一般都在民众这一方，而不是由上头任命。当然人是不可能和地球上的垃圾说再见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私利、贪欲和邪恶。关键在于如何防范、监督和惩治这一切。

　　话说洛杉矶警方正陷于满城非议的尴尬境地，如何挽回面子成了当务之急。柯林斯太太正好撞到了他们的靶子上。警官琼斯心生歪念，决定利用孩童在警察“帮助”下失而复“得”的事件造假炒作，以提升警局形象。遭受失子之痛的妈妈自然无法顺着这个荒谬逻辑行事，而警官又怎甘心让柯林斯太太坏他们的“好”事！于是她被强行“护送”到精神病室。可以想象柯林斯太太所遭受的精神与肉体折磨。幸运的是，一直致力于揭露该城政治腐败和警察渎职的长老会布里格拉伯牧师联合社会各方正义力量，不仅迫使院方放出了柯林斯太太，还解救了其他数位因开罪警察而被强行关进精神病科的弱势妇女。柯林斯太太能够逃出疯人院，直接得益于牧师的支持。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体现了宗教在这个国家所能发挥的凝聚人心、影响舆情的作用。政教分离的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国家，同时又是最笃信上帝的国家。正如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浸渍，美国人则不脱清教文化肌理。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曾说：在美国“相信天使的人比相信进化论的人要多”。当然美国人知道不会真的有上帝与他们握手相欢，或亲临人间惩恶扬善。事实上，上帝已在美国人心中化成一种信仰沉淀和良知约束。美国社会不乏布里格拉伯先生这样富有使命感和正义感的牧师，分布在各地的教会组织也拥有大量信众。布里格拉伯牧师一直借助于地方电台揭露警方滥用职权，誓将他们不为人知的事大白于天下。他对柯林斯太太的遭遇深表同情，一方面与警方严正交涉，同时通过发表演讲、向媒体公布真相等向当局施压；而媒体对此事的关注、追踪和报道也逼得警方步步落败，无以遁形。

　　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国的民主时曾断言“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美国媒体就其享有的自由和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特点而言，更习惯于暴露社会症结，而不是大唱赞歌，因而更有利于对公权力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遭国会两党弹劾而被迫辞职的总统，就是因为《华盛顿邮报》两名勇敢的年轻记者对“水门事件”紧追不放，逐一捅破了藏在细节中的“魔鬼”。美国刚卸任的总统乔治-W。布什曾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言辞，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在笼子里，他们才不会出来害人。”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家和美国立国先贤们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当然，继承这份遗产需要政治良知和智慧，搞得不好也会有被挥霍之虞。当本应秉公执法的人却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执法者不但不履行公民的保护者之职，反成为施虐者；当无辜的正常人未经批准就被拘押到疯人院，是时候将严重威胁公民及其家庭安全保障的权力放到笼子里了。“法律不被信仰，将是一纸空文。”美国的民众确信他们有监督并把被滥用的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权利——也正因为此，警察才会在意公众的感受和评价。君子爱“财”求“名”，知应“取之有道”；“非君子”不具备这个觉悟，非要攫取不属于自己的钱财，矫饰被自身败坏的形象，难免会逾越“良知和法规”的雷池。正所谓“贪”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而对付贪婪邪恶除了靠良心、正义和权力的自觉自律，更要靠刚性法规制度的约束、媒体和民众的监督以及严厉的惩治。

　　在柯林斯太太失子事件上，可以说，拥有职业道德的媒体作为“第三种权力”与宗教力量联袂对抗了不公的公权力。而来自公民群体的支持则形成了又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事件自始至终，柯林斯太太总能感受并切切实实地得到牧师、律师、医生、老师、同事、邻居等的安慰、鼓励和帮助。他们愿意、也有能力以出具书面证明、出庭作证、无偿辩护、抗议示威等方式支持柯林斯太太。他们不仅是为了声援受害者，也是在自然地履行公民应尽的职责。他们满脑子维权意识，没有媚权、畏权的思维习惯，也不相信权贵报复的触手会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和城市有堕落、威胁和恐惧，但也坚信立法、司法、执法、行政的利益链条不该拴在一起；而有理性、有组织的抗议活动也不会受到镇压。再说，警局里也不是没有能查出真凶的尽责探长。蒙昧良知、枉顾事实、滥挥权柄的行径注定是无法得逞的。无视人性、母爱、法制威严的肇事者终于受到了惩罚：作恶的琼斯警官被处以永久停职，仕途就此终结；渎职的警察局长险丢乌纱，落了个降职处罚；受贿的市长识相地再没参加连任竞选。此外，市议会几经听证和审议，就正常人被随意关进精神病院通过了法律和相关程序，以防范违反司法程序、不经审判的滥权行为。

　　柯林斯太太的遭遇警醒了洛杉矶的公民、媒体、议会、宗教组织和行政部门。最终，公民对警局的信心有所恢复，残忍的罪犯也被处以绞刑。行刑前牧师替凶手祈祷：“愿上帝赦免你的罪行。”或许“自有其道”的上帝能够宽恕一切戴罪的和有愧的灵魂，但人间的法亦有定则。1928年的美国正值大萧条来袭，尽管经济亟待复苏，人们没有因时世艰难而放弃对政治腐败的监督和整治。当下世界又逢新一轮金融危机，难免会波及人们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生活。

　　柯林斯太太还没有找到儿子沃尔特，但她仍心怀希望。安吉莉娜-朱丽的演技无可挑剔，最为打动人心的是她的眼神——那传递爱，表达悲伤、愤怒、痛苦、思念、坚定和希望的母亲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