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后遗症”：只有我才能评价自己

　　导语：从美国回来的小雨和牛牛害上的一系列“后遗症”，折射出中美两国教育之差异，而在瑞士人Peter看来，中美教育都太有野心，欧洲的教育更强调，即使成为明星也要平易近人。

　　 “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有各种奇思怪想的活动。

　　“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

　　从美国回来发生改变的孩子还有Poncho的朋友牛牛。

　　牛牛在国内时其实是一个很讨大人喜欢的12岁男孩。早在小学四年级时他已能背诵一百首唐诗，经常被命令在宾客面前站起来，背诵一首《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的诗歌助兴。同样跟在伯克利当访问学者的父亲在美国待了一年，这孩子也变了。

　　现在，牛牛似乎也得了“留美后遗症”，挑刺症状明显：

　　“上课主要时间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很少问孩子们的看法。美国的课桌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排成一圈一圈，而中国的课桌集体向着黑板。计算机课程一个学期只讲了二十几页，做一个简单的Power Point就算合格。”有一连串事件让他憋闷，让他看不惯。

　　特别是，回中国后，没人表扬他了。在美国他可是经常被校长表扬的。

　　牛牛不到10岁就看金庸小说，但都是在家看，老师不知道。到美国后，很多时候上课主要内容就是看小说，校长曾经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夸奖“这个中国孩子爱读书”。这令他的自信心陡增，胆子大了许多。

　　5月29日晚，Poncho的妈妈与牛牛的爸爸一起组织了伯克利分校的同学聚会。当着记者和满堂宾客，他按山东人习惯仍管父亲叫“爹”。但这次不是奉命背唐诗，而是说出了一句四座皆惊的宣言：“你无权评价我，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父亲当场被噎住，表情有些尴尬。

　　对这种南橘北枳的现状，其实他在潜意识中已有心理准备。2008年9月，他在伯克利做一次关于“民主”主题的演讲，牛牛在下面看《纳尼亚传奇》。为了放映幻灯片，他把灯都关了。正准备开讲，儿子却在底下理直气壮地举起手来：你这样我就没法看书了。

　　他不得不在按钮之间调来调去，终于找到一盏只朝儿子的方向开的灯，各得其所。“这才是民主。”美国听众笑着说。

　　3个小时的演讲，牛牛看完了那本210页的书，全英文。

　　父亲为此感到困惑：“他遇到的生词非常非常多，为什么那么多障碍都打消不了他的好奇心？而我，一个学了快30年英文的人，仍然讨厌读英文。”

　　事实上，牛牛的高涨学习激情很容易解释。在美国，一个孩子所能收获的鼓励，像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找到水一样容易。

　　他就读的小学规定：学生每读完一本书，并把这本书写个条子推荐给其他人，便可到学校图书馆随意选一本书据为己有。牛牛中国式的勤奋就此被触发，经常写个“推荐书”给校长，然后去图书馆挑书。他就这样攒齐了几乎全部的《哈利波特》。最后校长不得不拒绝他：“对不起，我不能再给你了，要给其他同学留几本。”

　　不过，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的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

　　牛牛回忆，他在美国上五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全年级同学参加的露营，一共5天。途中有各种各样奇思怪想的活动。

　　其中之一是：把学生们分成十几个人一小组，白人、黑人、华人、墨西哥人。在地上画两道长长的横线，相隔7—8米，这是一条河；每个小组分三个垫子，想办法利用它们渡过这条河。至于怎么办，靠组员们集思广益。

　　一名黑人孩子建议“大家抓着树枝荡过去”——他善于爬树——被否定了；一名墨西哥孩子去向老师软磨硬泡“再给我们两个垫子好吗”，也遭拒；最后，牛牛和两名白人同学同时提出一个主意：让一名个高腿长的混血女孩跳到第一个垫子上，再前推后拽过了河。大家跟着她。“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

　　从美国回来，牛牛明显变得更勇敢了，这得益于他在美国街头向陌生人卖票为学校募捐的锻炼。当时他鼓起勇气，用蹩脚英语在超市成功推销出五张票，得十美元。

　　跟在身后的父亲追上去向第一位掏钱的美国老太太致谢，老太太说：“你儿子真迷人！”

　　还有一件事让牛牛的爸爸享受到了让儿子去美国上学的意外好处。

　　放学回家的路上，父子俩畅想未来。牛牛说了很多计划：等我长大了，你还给我讲故事，我和我儿子一起听，咱们三个一起玩，我给你买个大房子，你天天给我们讲。

　　到家，牛牛又凑过来，神秘地说：“爸爸，为什么我觉得为你做那么多事——买大房子啊，买游泳池啊，还是没有表达出我对你的爱？”

　　“我简直被儿子这句话俘虏了。”父亲自语。

　　“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

　　“这双鞋是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它值100元，中国的生产者只拿20元。但值80元的设计、创意、商标，需要想象力，你们做不了。”

　　“中国式教育把孩子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瑞士人Peter说。

　　这种热情得有些泛滥的鼓励正是美国教育的特色。但按于爱群的理解，“美国教育不对学生负责，只负责鼓励他们的想象力和自信心。”

　　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学生的基础功课极差。如同Poncho所见，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连“7乘8”都不会算。回国后，于爱群赶紧花了两千块钱，找人给她补了一个假期的数学。

　　因为数学“太优秀了”，Poncho获得了一张学校颁发的“华盛顿小学者”的奖状。这让她的继父——瑞士人Peter大不以为然，“美国人怎么能在小学时就让孩子们竞争呢？”他说。

　　Peter年轻时是马拉松选手，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住了近十年。用他妻子的话说，他对美国式教育“一肚子不满”。像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他认为美国人不尊重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每天早上唱国歌也属于对国家主义过度的灌输。

　　Peter的一些“瑞士观点”不久便对继女产生了影响——她关掉了电视。

　　“看电视学到的知识，远不如你为了看电视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多。”Peter说服了妻子，尽管她是一名电视工作者。与其让Poncho跟美国孩子一样看动画片和肥皂剧，不如跟着Peter出去Hiking(远足)——这是瑞士人最喜欢的运动。

　　有时候夫妇两人出去长跑，Poncho蹬着滑板车跟在后面。

　　这个由瑞士男人和中国女人组成的家庭始终不完全认可美式价值观。美国有一条令中国人颇不习惯的法律：不允许把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这种儿童保护措施为美国人津津乐道，而Peter和妻子一样看不惯，“我6岁就去镇上的商店买胡萝卜啦。”Peter一耸肩，“美国人夸大了这世界的危险。”

　　自从Poncho回到北京，Peter和她的交流少多了。一个英文变差了，一个中文不好。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观察，而非像在美国时那样，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美国的孩子为什么总在不停地吃零食，而中国的父母总鼓励孩子们多吃饭？

　　通过观察Poncho每天繁重的功课，Peter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中国式教育的“软肋”：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一点上，于爱群和丈夫取得了共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了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美国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美国人从小都自以为天才，都恨不得有机会能一夜成名。大多数人固然无法做到，但那少数真正的天才就会被这种极端的自信所发掘。而中国式教育则竭力禁止孩子的想象力，把他们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

　　为了表明自己对中美两国教育的态度，Peter跑到门口拿来自己的跑鞋，指着它说：“这双鞋是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它值100元，中国的生产者只能拿到20元。你们如果只是在学习，那么拷贝的能力会很强。但值80元的设计、创意、商标，需要想象力，你们做不了。”

　　因为在美国太闲了，Poncho一年写了两万多字的中文小说，靠此延续了母语写作，“我妈又给你看我的作文了？我要扁她！”她惊叫一声。

　　在美国的一年里，这一家三口常有激烈的文化碰撞。于爱群一般都站在“中国”立场上捍卫自己的母语价值观，而Peter常常站在她的对立面，两人再一起评价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的问题。为“政府是否有权力规定公民给自己起名字”，两人争论近一个星期还没达成共识。

　　这种争论无疑影响到了Poncho。她为继父编排了两个段子：

　　一个是，瑞士那个国家真小，举行马拉松比赛只能绕着圈跑。如果直着跑，一不留神就跑到别的国家了。绕圈跑也不行，因为绕的圈太多了，懵了，连跑到哪个国家都不知道。

　　另一个是，瑞士的手表和军刀最有名。手表号称是世界上最坚固耐用的；军刀号称锋利无比。那如果用瑞士的军刀去砍瑞士的手表，会怎样呢？

　　对瑞士人来说，这是两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时Peter的反应是：“乐不可支”，连声称是。

　　关于未来，Pomcho和牛牛都希望将来还能回美国。

　　牛牛是因为美国“能学橄榄球和空手道，吃的也好”；Poncho则干脆说：怕在中国学不好数学和理工科，“还不如逃到美国去。”“美国人很有野心。但现在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小孩子们整天都在拼命地学习，但只有想象力是最重要的，”Peter说，“我们瑞士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想成为超级明星。即使成为了明星，也要一样平凡，用功，平易近人。比如瑞士的网球明星费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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