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者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未来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这一群体在技术移民印象中，封闭而光鲜，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从不参与任何华人社团活动，全都住在当地高端社区，有的甚至把名字都改了。一位移民律师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曾被中国某部门要求配合调查他的一名客户，据说此人出境后，被查涉嫌挪用上亿公款，这位律师拒绝了：“保护客户的隐私是律师的义务。”

　　为了子女的未来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以他在国内的公司高管背景，“无论如何不算过分”。

　　当看到一位在国内做IT工程师的朋友，在加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餐馆服务生，三天后还因表现笨手笨脚被开除时，马舒“心都凉透了”。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国际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没人知道他曾打理过资产上千万的公司，也没人在乎。每次面试时，面试官的态度礼貌而坚决，“虽然你在中国的工作履历很吸引人，但对不起，这不算数。”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

　　也不是每个中国技术移民都想得开。2005年，让加拿大移民圈内轰动的两起事件，一是湖北省前理科状元读完博士后，只在一家工厂找到一份体力工，跳楼自杀；另一名中国博士在被公司辞退后，跳桥身亡。

　　马舒觉得，这都是让中国的教育给害的，“尊卑贵贱意识太深”，“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在马舒印象中，在餐馆遇到对服务生大声呵斥的基本都是中国人，“加拿大人很诧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尽管谋生艰难，尽管这两年澳、加开始收紧技术移民政策，申请移民的中国公民不减反增。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大陆共有4万人加入美国籍，移居其他国家的移民总数也在4万左右；在新加坡，华人总数约占全国人口75%。

　　马舒至今保存着2001年初到加拿大的一份报纸，上面刊登着当时的加拿大总督(相当于中国公安部长)，多用了15000加元(约10万人民币)装修办公室，被媒体曝光，道歉无果，只好引咎辞职。

　　虽然一度从事蓝领工作，马舒与朋友从未感到尊严因此受到损害，住房价格合理，多伦多居民曾一度抗议当地楼市被大量涌入的中国富人炒高；重新念大学的朋友，享受加国政府的教育补贴，每月2000加元足以支付学费及一家三口的生活费。“你现在能理解我不后悔移民的理由了吧？”他说。

　　中国绕不开？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在越来越多的技术移民家庭中，至少一名家庭成员保持中国国籍，以便给自己留条就业机会。这一现象很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掀起的移民高潮，人们把男主人保持香港籍的现象称为“太空家庭”，太太在国外照顾孩子，先生们继续在香港工作、做生意。

　　彼时的香港，一方面在许多人眼中政治前途不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些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

　　马舒重新开始操起老本行，做国际贸易，最初开始的生意还是与中国相关，即将国内的重型机械销往海外。

　　马舒承认，如果是想做生意，赚钱，中国是绕不开的天堂。

　　李兆，普美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移民加拿大，获取永久居留权后，仍然生活在北京。这位留学法国五年的28岁年轻人开车前总习惯性地将ARMANI西装脱下，挂在车后座，扣上安全带，才启动车子。

　　移民是他“长远布局的战略”，他坚信，与国际合作伙伴交往时，自己身上的欧洲气息与加国身份能拉近双方的距离与谈判的砝码。并且，这样的想法已得到越来越多致力于发展为跨国企业的商人的认同。

　　在他所知道的投资移民中，放弃中国国籍是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要么是全身而退出国养老，要么是嫁人，相夫教子去了”。绝大多数只是需要获取PR，两者之间只是政治权利上的差异，却能保证自己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国内畅通无阻地做生意。

　　“获取PR，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李兆说，“对于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个人来说，这点至关重要。”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120、130、122和110。

　　凌霄君，2007年投资移民新加坡，夫人孩子都迁居狮城，自己在上海继续生意。“在新加坡，生意有15%的利润，已经很让人欢欣鼓舞了，可拿回中国呢？太一般了。”“这就是中国的好处，”移民对他来说，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这些投资移民的商业逻辑中，个人身份与对中国的认同问题已经剥离开来，祖国不仅仅只是有着高度文化认同与依赖的政治概念，更是一座奶牛牧场，他们喜欢喝牛奶，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奶牛过一辈子，而是把牛奶挤出来，带走，同时，奶牛场也受益。这样有什么不好？

　　孙多菲，美国留学生，绿卡持有者，2007年回国与姐姐开创第五大道奢侈品网购站，低于国内专营店的价格使生意很快红火起来。2008年，孙多菲干脆把哈佛毕业的丈夫王征也叫了回来。

　　在波士顿，王征是一家公司的建筑工程师，小老板也是个中国人，五十多岁才爬到合伙人的位置，他觉得自己再这么呆下去，“闭上眼睛就能想到自己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样子。”

　　回国后，在正处于急速上升期的建筑业中，王征很快成为一家两千人规模的公司的副总，年薪是波士顿的两倍。“回到中国，你会觉得整个人生都彪悍起来了，”孙多菲说，“那是30年走完人家100年的路的速度。”

　　对于已拿到美国等国家国籍的王征们而言，仍然实行单一国际制的中国国籍法越来越成为国际化生活的障碍。

　　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钱江告诉本报记者，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是在1950年代的万隆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向东南亚各国承诺过的，以避免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陷入双重政治效忠的尴尬和危险。近几年，多有商界、文化节、知识界高层人士通过与中央高层见面的渠道呼吁实施双重国籍，这一问题也数次被高层讨论，但很快否决，“在身份证问题、户籍问题、迁徙自由问题等一系列身份界限没有解决之前，承认双重国籍，仍会带来新的，甚至是更大的不公平”。

　　一位已移民澳大利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实施双重国籍，是国际趋势，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国家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韩国、印度等在转型期一度流失大量精英人才的国家也已开始默认双重国籍，吸引精英回巢，站在全球化人才流动、合作的角度考虑，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纠结了两年之后，马舒终于决定加入加拿大国籍，经常在国际间飞行的他需要更实际的安全感，作为加国公民能享受到极其重视与完善的外事保护，另一方面，每次回中国，他又不得不到中国领事馆排队，作为一名外国人申请签证。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文中马舒、凌霄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