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28日 11:46 新京报
导语:库切有回在访谈中说道:“我不知道身为人是不是构成了值得骄傲的地位,当人们看到我们以何等的狂妄自大来对待一起分享大地的其他生灵。所以,我并不试图赞同或传播我的人类”,说这话的库切如人类的远方亲戚,冷静,漠然。在今天这个文学也学会喧哗作秀的时代,他也许是最不配合的作家之一,持续回避媒体、人群,拒绝声誉。这种时刻与世界、成见拉远的意识,也反映在他的文学评论中。
《异乡人的国度》收录了库切1986—1999年在《纽约图书评论》中发表的26篇文学批评。涉及的话题包括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以及作家个人的成长史,讨论的对象有笛福、里尔克、艾略特、卡夫卡、穆齐尔、布罗茨基等26人,清晰呈现了库切一己的文学观点与价值立场。
一般而言,作家的文学批评都非常耐读,或如昆德拉的雄浑无比,或如卡尔维诺的智慧轻巧,或如纳博科夫的犀利透辟,但大多偏重感性与经验。而具有严格学术训练与社会思想史研究背景的库切,一方面善于将自己的感性经验融入在叙述中,另一方面又观点态度直截锐利,不取中庸。
如在《何为经典》一文中,最可见出其思辨能力。艾略特在1944年二战期间曾发表了一次题为“何为经典”的讲演。库切质疑他在讲演中何以“只字不提自己的美国人身份,甚至不提自己的美国出身,却偏偏以多少怪异的视角,对一帮欧洲的听众盛赞一位欧洲的诗人”,之后运用社会文化分析方法,结合艾略特的文学历程,尖锐地批评他“通过界定所谓民族或民族性,运用自己所积累的一切文化权力,把自己关于民族的定义强加给知识界,以左右其舆论”,从而实现艾略特个人的事业心与进取心。
接着,库切以巴赫生前的潦倒无名与死后的声誉隆盛为例,细致分析了“经典”的衍变过程及其与批评的关系。他借用波兰诗人赫伯特的观点,认为所谓经典即是历经浩劫野蛮而仍能存留最终的东西,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世世代代的人们真心喜爱它,倾力保护它。而任何对经典的批判不仅不足以毁灭经典,相反正是它们,通过不断的严苛质疑为真正的经典正名,并将次要者淘汰出去。换句话说,批评,是任何有志成为经典的作品的不可或缺的同道。库切的评论舍弃了“同情的理解”,以社会学的方法厘析出文学与现实的复杂纠葛。
文学批评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于精确地指出作品的优劣,而是面对层层叠加的文学史论述,你如何坦然说自己的话,敢不敢做文学史的“异乡人”。这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勇气。
深刻了解作家生活历程是库切文论的另一大优长。我们常说知人论世,意味只有充分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价值立场,才谈得上切实洞察作品的独特价值,所有精当的文学批评无不建基于此。
库切书中谈他钟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篇,绝对算是精妙的演绎。他告诉我们陀氏相当仇外,对德国人有着“无边的恨”,埋怨佛罗伦萨人老在他睡觉时在大街上唱歌,反感瑞士人都不装双层玻璃,因此他对在国外与人相处甚欢的屠格涅夫始终心存芥蒂。而即便《罪与罚》大获好评,《白痴》成功发表,陀氏仍然对于自己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一头心有郁郁,嫉恨他们的财产和闲暇,这也是刺激陀氏始终要写杰作的重要心理动因之一。
库切的文论始终秉持着“异乡人”的身份,警觉任何成见与意识形态的束缚,如同他的为人,自觉与外界疏离。这种态度有意无意地回到了文学的基本要义之一,真正的文学首先是教人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它不愿意与这世界太过亲近,因为任何试图拥抱世界的努力与实践,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逐渐失去“我”的过程,最终只能沦为布罗茨基讲的“社会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