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27日 10:14 新民周刊
导语:陈独秀,这位曾经被全中国的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别说死后多少年无人念起,就在他的最后岁月,业已显得寂寞不堪了。
陈长璞:我的祖父陈独秀
在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看来,陈独秀终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记者/季天琴
春季的安庆正下雨,城外的叶家冲绿色葱茏,杉林笼在薄雾里。驱车前来的人们,操着安徽各地的土话,在陈独秀墓园中看到了好几拨。
尽管陈独秀一生淡泊,直至贫病交加客死异乡,但最终还是魂归故里了——1947年6月,其逝世5年之后,其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自四川江津县的原墓穴中迁出,顺江运回故里安庆。
陈松年的幼女陈长璞立在墓园,讲述父辈的故事——在漫长的动荡岁月里,陈松年刻意躲过政治,才把其父的遗骸留在了故土,把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长江边的城外。
陈独秀,这位曾经被全中国的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别说死后多少年无人念起,就在他的最后岁月,业已显得寂寞不堪了。
同为安庆人,事隔多年,叶尚志才初识这位乡贤。在牛棚里,叶尚志读到了秘密流传的陈独秀的《金粉泪》。陈独秀在南京坐牢5年,遗有《金粉泪》诗56首,由挚友汪孟邹夹带出来。后人有幸逃过十年浩劫,交到一大纪念馆。
《金粉泪》几乎全是忧思国难,体恤民瘼之作。叶尚志对其中一首七绝评价甚高:“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赢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1937年,年仅18岁的叶尚志参加革命工作,但是他称,“我的前半生对陈公茫然无知”。抗战开始他在抗大学习、工作,那时的陈独秀已成为“日本间谍”、“汉奸”、“托匪”,从此谈虎色变。
长久以来,陈独秀寂寞地站在历史长河的角落里。 被好奇心所牵引,叶尚志试图去了解陈独秀——在这些粗暴简单的标签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其嫡亲孙女看来,陈独秀更是一个人格魅力无穷,政治命运悲惨,生前评价不一,身后常起纷纭的独特历史风景。
然而作为一名研究者,陈长璞清晰地意识到阴影曾是多么强大。在上个世纪70年代,她悄悄地收藏关于祖父的一切信息,父亲陈松年警告她“爷爷的事是你不能碰的”。
陈独秀曾是戴着9顶帽子的反面人物,1980年代后,8顶帽子已陆续摘掉。
已经离休的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叶尚志多年来致力于为陈独秀“平反”。经过他和陈独秀家属多次上书,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已经重新评价陈独秀。
即便如此,陈长璞还是试图走进陈独秀的内心。在她看来,陈独秀终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
不过,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文人论政
当陈长璞初步接触祖父时,她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复杂而陌生的世界。倘若要理解陈独秀,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的转变。
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陈独秀曾说自己出生于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小户人家”, 他的叔父中举后官运亨通,当上了正四品的道员。陈独秀两岁丧父,后来成了这位没有儿子的道台大人的嗣子。
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严的白胡子底下开始读书生涯的。这位祖父看中了他的小聪明,恨不得他一年之中四书五经都读完,背书背不出,便使劲动手打。
可怕的是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后来白胡祖父便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神奇地考取了第一名秀才。据他自己说,他把《昭明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文不接下文的填了一篇皇皇大文,没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
次年,陈独秀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3场9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乡试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个“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
在这一连串的联想后,陈独秀转向康梁学派。
在他那个年代,外来者正准备瓜分古老的家园,传导了上千年的价值观开始崩溃,维新派寄望于皇帝,希望变革制度,后来又被证明为幼稚的幻影。排满情绪正在升起——只有将中国重新收回到汉族人的手中,变革才可能真正发生。
1901年,陈独秀留学日本。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学监姚煜的房间,将姚煜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
随后几年,陈独秀目睹的都是令他沮丧的事情。在他的老家安庆,徐锡麟试图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他的心肝被恩铭的亲兵挖出炒来吃了;当年一同剪下学监辫子的邹容病死狱中,时年18岁,他那本《革命军》风行中国。
然后,武昌起义的果实落到了别处。满族人的统治结束了,新世界却并未到来。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安徽担任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仓皇出逃,差点在芜湖丢掉了性命。流亡上海期间,他以编辑为生,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静待饿死而已”,士大夫的痛感也让他感慨“外人分割”的国运。
不过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了,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是北大的文科学长。
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以至于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
那时的陈独秀已经41岁了,人到中年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就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
而他自己赤膊上阵的行为,也让他的孙女陈长璞感慨“他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他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有点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了。
龙性岂能驯
在文化拯救的方案迟迟看不到结果后,陈独秀介入实际政治,组建党派,期待于更快的结果。他反感于周边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
1921年,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央局书记。8年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政治上的游戏规则,并非写下“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这样文字的陈独秀所能理解。
在陈长璞看来,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固然有其性格缺陷的缘故,更是中国民主革命曲折性的体现。他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反常,他才充当了政党的创建者。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北大学生许德珩,听过陈独秀的课,对陈独秀的性格有着独到的描写: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从处理事情的风格来看,陈独秀实在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后来在《新青年》同人的分歧中,胡适也颇为抱怨陈独秀的急躁性和独断性是毁坏《新青年》以及文人友谊的根由。到了建党,陈独秀每每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证明其书生的本色,缺少老于世故的手段。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原因是“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对此,几乎无人敢反对,只有愤而不平的杨明斋,偷越国境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
从此之后,陈独秀沦落为斯大林中国革命失败的替罪羊而被逐出历史。他之前的功绩一笔带过,他要为大革命失败负责,他背叛了中央,成为了托洛茨基派。
在被开除后的第二十五天,倔强的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痛陈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和党内的宗派主义。五天之后,陈独秀又领衔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旗帜。
终身的反对派
大凡深入陈独秀的世界,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看其精神,都会有所感动。陈长璞评价其祖父“一生为信仰所驱,不昧良知,不趋权贵”。
1932年10月,陈独秀因谢少珊的出卖而被捕,55岁的陈独秀第五次入狱。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中央苏区《红色中华》则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
在政治上,陈独秀是个四面不讨好的人,成了真正的独行者。这还是根源于他理想主义者的特立独行。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案于1933年4月以“危害民国案”在江苏高级法院受审。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老朋友章士钊仗义前来辩护,雄辩长达53分钟,还故意给陈开脱:“现政府正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掎角之势,乃欢迎之来不暇,焉用治罪乎”。
谁料此辩护招来了陈独秀的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一审结果,陈独秀以“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终审改判为8年。
1937年,日寇兵临城下,蒋介石想放陈出去,要求陈写一书面检查。陈坚决拒绝。蒋很尴尬。胡适出使美国,临行时致函蒋氏,吁请释放陈独秀,陈独秀获特赦。
同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回到政治中心,只是陈独秀已经远离政治舞台。
陈独秀提前出狱后,中共中央托朱蕴山等人游说陈去延安养老,也为陈拒绝,说是“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虽说此时陈独秀已经无意党派,但身份边缘而不坠,上门游说者仍然不断。陈果夫、陈立夫欲聘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明白:“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周佛海、张伯苓等人拉他进国防参议会当议员,他一口拒绝。胡适邀请陈独秀赴美,进行著书立说,他认为在国家危难关头前去是不光彩的,对胡的从政也很不快。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和陈独秀之间复杂的情感和友谊,在思想上,双方冲突颇为厉害。1925年11月,胡适到上海治痔,住在亚东书店老板汪孟邹家。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一下子站起来,气争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着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他又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走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了,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不过,尽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对立,但是双方都继承了知识分子的美德,思想分歧并未影响个人情谊。陈独秀每次入狱,胡适都积极奔走,并未因为陈独秀“赤化”而坐视不管。
“依然白发老书生”
1938年8月,陈独秀带着他最后的伴侣潘兰珍和在狱中所写的已成和未成的稿件,辗转来到了四川省江津县,直到1942年5月27日离世。
此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个贫病交加、风烛残年的老人,处于已脱离托派、更不愿投身国民党的一种特殊的游离状态,除了微薄的稿费外,只能靠一些游走于各种政治力量边缘的朋友的接济。
台湾传记文学家郑学稼笔下的晚年陈独秀,几乎是个清贫寒苦的清教徒:
“他(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不过,晚年的陈独秀并未放弃书写,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他的牢笼已经彻底打破,这个绝对不迁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逝世后,其遗作被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为《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一书,靠朋友集资印刷。胡适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推荐给出版社公开出版,并写序指出:陈独秀的这些独立见解“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他“从苦痛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台静农曾以“酒旗风暖少年狂”为题,写陈独秀晚年的壮烈之气。晚年的陈独秀专注学术,几乎不涉及政治问题,可是依然不失豪放的个性。他曾对台静农提起,晚年想写两部书,一是中国史,一是中国文字书。
在一封致台氏的信中,他表达了对学术的看法,仍然不失斗士的风采:“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陈独秀晚年自称“除却文章无嗜好,依然白发老书生”,不能让乌烟瘴气继续毒害青年,也就是他虽在衰病的晚年不能放弃的责任。他用尽精力著述文字学——《小学识字教本》,写到“抛”字,便一病不起,赍志以殁。
在他病逝后,时事新报、新民报发布这一消息,评论他的晚年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在他身后,其子陈松年将老父遗灵托福建一位行善的木商,用木排(筏)载上沿江而下,运至老家,安排父母合葬,并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陈独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陈独秀最早的名与字,“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
陈长璞回忆,在1979年陈独秀百年诞辰之日,安徽省文联某人要看陈独秀墓,松年奉命陪同,而令陈松年先生吃惊的是,那一片坟堆只剩一堆黄土,碑已不知去向。幸好找到当年抬棺的一位老农,才在老农的指点下于树林丛中找到原墓的位置。
所幸,这种萧条落寞的景象已得到改观。除了安庆的陈独秀墓园,在他穷困潦倒而死的六十七周年后,一尊青铜铸造的陈独秀纪念像在上海福寿园揭幕落成,它与胡适、蔡元培、章士钊、张元济、顾维钧等人的纪念像同置一苑,不再孤零零的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