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第N+1次的误传

　　导语：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做”国民党特务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因此只要看到什么和国民党特务有关的就眼睛发光。在2010年4月4日《上海书评》上拜读到贾葭先生的《法西斯主义在华的六年试验》，眼睛不禁格外发光，仿佛故友重逢——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丁三先生笔下的蓝衣社了，因为此书在2003年就以《蓝衣社碎片》为名由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贾葭先生的这篇书评文章在提及蓝衣社的性质和构造时有三种说法，即蓝衣社是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力行社有其自己的外围组织：中华复兴社和三民主义青年团；蓝衣社是复兴社和三青团的通称。但这些都是有误的。

　　1930年代的中国真有这么一个叫蓝衣社的组织吗？绝对没有！事实上只有一个叫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的国民党内的极端秘密组织，“蓝衣社”是世人误套在它身上的名词，它的组织结构也不是贾葭先生所言。

　　首先需要说明蓝衣社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力行社被误传为蓝衣社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力行社是极端秘密的政治组织，从不以力行社的名义对外交往，即便被人以讹传讹也从不加解释。其二，在力行社成立前不久，上海的励志社在报上刊登大幅广告，招募服务生，后来服务生皆着蓝制服，世人遂认为确有蓝衣社，误将励志社与“蓝衣社”联系起来。其三，1932年暮春或初夏间，上海盛传有组织法西斯团体的运动，并说这项运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大公报》记者特致电蒋介石探询其意见。蒋介石于当年7月10日正式发表意见，坚决否认其事。但是日本驻沪媒体等则坚持认为确有反日的 “蓝衣社”存在，并常发表有关消息。据笔者初步研究，1930年代的日本至少有六种人群在不断地收集和整理有关蓝衣社的情报，形形色色的秘密和公开的出版物不胜枚举。其四，国民党内的贵州籍干部刘健群撰写的《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中也提到“蓝衣社”一词，他强调国民党员应穿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但该书出版于1931年底前，刘健群非力行社发起人，而是在力行社成立后由力行社发起人之一的桂永清等推荐，才加入了力行社的二级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等他参加力行社时，蓝衣社一词早已流行甚广。其五，1942年4月，上海出版了一本名叫《蓝衣社内幕》的小册子，作者署名陈恭澍为军统上海站站长，其实真实作者是戴笠的把兄弟王天木。此书的出版不但被日本驻沪军警界作为教科书，以训练中国人替日本作特务工作之用，而这无形中对“蓝衣社”一词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力行社是以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为骨干的国民党内的极端秘密的政治组织。自其成立之日起，它便成为其昔日的校长、今日委员长的蒋介石党内最亲近和最信任的群体之一。在1932-1938年存在的六年中，力行社成员遵循拥蒋、反共、抗日的基本原则，先后主持或参与了著名的“安内攘外”运动、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国民军训运动。力行社的组织结构也有其特点，力行社是其核心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它的第二级组织，中华复兴社为其第三级组织。力行社下属的特务处处长即臭名昭著的戴笠。同时它还有相当多的外围组织，如“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西南青年社”、“中国文化学会” 和“ 忠义救国会”等。各种训练机构也名目繁多，诸如“军官高等教育总队”和“情报人员训练班”等。力行社的保密程度到组织内部也互不通气，即复兴社不知道有力行社的存在。1938年6月力行社结束后，蒋介石旋即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即所谓的三青团，力行社的部分骨干进入了三青团。力行社的行为在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社会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时至今天，将蓝衣社作为主题词输入搜索引擎的百度，就可以发现至少有七十六页呢！

　　贾葭先生说得不错，三民主义力行社正式成立时，当时的传媒未有任何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它是1930年代国民党内的极端秘密政治团体，不可能也不会举办新闻发布会或者酒会庆贺开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保持沉默，同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直到四十年后的1972年出于一个偶然的起因，已经身处台湾的力行社创始人之一的邓文仪开始指导和帮助他在美国大学讲授美国史的儿子邓元忠教授研究力行社史，其间得到幸存的力行社社员的鼎力支持，最重要的也许是这一研究得到蒋介石的默许。1984年，邓元忠撰写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由台北的实践出版社出版，2000年台北的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以《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为名再版此书。力行社的真相这才大白于天下。在此后的日子中，国内外史学界的同类研究渐多，传记文学的作者也纷纷加入，昔日的《蓝衣社碎片》即现在的《蓝衣社》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从1932年力行社成立至今的七十八年中，力行社被无数次地误传为蓝衣社。现在年轻人往往将“无数次”中西合璧地改称为“N次”。按照这种时尚称呼，贾葭先生的此次是否可以称之为“第N+1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