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新疆是新文化的“梦工厂”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21日 08:50 南方周末

  导语:我是一个坚定的统一论者,我不会赞成某种分裂的主张。实际上,中国历代政府统治新疆相当温和,包括当年瑞典传教团在喀什的观察,都认为统治者对于伊斯兰教及本地人的风俗习惯表现出很大的宽容,明清包括民国期间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治理,通常不赞成用很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

贺卫方自称是“新新疆人”,他在新疆的两年“支教”,有人替他感叹,在他看来却是“千载难逢的机 会”
贺卫方自称是“新新疆人”,他在新疆的两年“支教”,有人替他感叹,在他看来却是“千载难逢的机 会”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是常态

  南方周末:作为法学家,你认为在新疆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特别意义是什么?

  贺卫方:说起新疆大家都认为是边疆,因为它是汉文化的边缘,对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来说,也是边缘的。我说这里是文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不是边缘而是中心,因为它是各种文化交融、冲突铸造出新文化的“梦工厂”。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是一种常态,没有冲突才怪。

  我是一个坚定的统一论者,我不会赞成某种分裂的主张。实际上,中国历代政府统治新疆相当温和,包括当年瑞典传教团在喀什的观察,都认为统治者对于伊斯兰教及本地人的风俗习惯表现出很大的宽容,明清包括民国期间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治理,通常不赞成用很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出现阿古柏搞独立、搞分裂,就会采取左宗棠式的比较强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毕竟这是非常态的。而常态化是解决民族之间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非常重要。再者,需要想方设法通过民主的机制,让不同的主张能够获得沟通。

  南方周末:西方国家有什么方法处理族群问题?

  贺卫方:加拿大任何一个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包括总督、总理,讲话都要说一段英文,再说一段法文,因为魁北克省几乎全民说法语,民族情绪也很厉害,路牌一定要有法语,不能只有英语。

  美国可以接受一个黑人做总统,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接受维吾尔人做我们的主席?我认为将来完全可以。

  在美国,公民从来不需要填自己是什么民族,但是我们得填,招工或高考招生对少数民族优惠。跟美国相比,我们不断强化族群认同,而不是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强化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

  民主、法治说起来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其实是解决我们国家现实问题的重要出路。

  为什么奥巴马可以跟希拉里组成一个政府;而同样是黑人,奥巴马跟鲍威尔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你会发现即便华人在美国,有喜欢民主党的,也有世代投票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大是大非的环境里,因为大是大非问题都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税收、堕胎、同性恋、医疗改革等政策性的事。通过这些把国民给拆散了,同一族群中有冲突,不同族群之间持相同政见的人有合作,社会被整合成为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了。

  台湾民主的不成熟就在于一切以族群来划分,绿的,蓝的。这是不成熟的民主,成熟的民主不是以族群来划分,而应该是以社会政策来划分的。

  不同族群应当从小生活在一起

  南方周末:在同一个族群内部,还是会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阶层吗?

  贺卫方:对。阶级斗争学说过去是被简单化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也完全被妖魔化了。其实,阶级学说在西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框架,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的形成跟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古罗马开始到英国大宪章,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阶级:国王是一个阶级,贵族、贫民、自由民等又各自构成不同的阶级,他们相互斗争,也相互妥协,最后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结构和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有相对清晰的利益界限,甚至会影响到政府权力的分配。

  我们对过去阶级斗争的记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说法,感觉非常糟糕,是因为它代表着从前那样一个不断斗争的时代。现在不提了,但你没办法想象一个权力非常强大的国家、政府,每个人又都是原子化的,这样的社会肯定很糟糕,得要重新唤起对所谓阶级斗争、阶级妥协的正确认识。

  南方周末:唤起阶级的意识,能创造融合吗?

  贺卫方:目前我们只有一种身份辨析系统,就是民族。在美国,很少有所谓的民族学校,因为这样不同族群无法融合,应当从小叫他们生活在一起,互相交流,对于长大以后的相互理解非常重要。

  这个社会必须重新用多元化的身份系统去划分。应该强调所谓的国家认同,你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然后再强化利益群体的不同,比如说出租车行业的利益、老板的利益。我们也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行会、商会、工会、农会,都是为了重新整合这种利益,让社会中利益相同的人能够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显示自己力量、表达自己诉求、表彰自己权益的组织化的存在。

  任何行业性的组织可能多少会倾向于横向打破一味的依据血缘的族群身份辨别系统,能让各个族群都发生某种程度的“分裂”,不再一味地说我这个民族怎么样,而是这个政策对我们行业有什么影响。

  南方周末:你曾经想过写一个“治疆七策”,是哪七策呢?

  贺卫方:只是在点评某一次论坛,一个老师说到这类问题时,我提出了七点,包括我说的重新整合身份识别系统,尊重不同族群的抗议权利,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的合理化。还有,我不了解世界经典的现代政治、法律理论的著作到底有多少被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我猜会比较少。对于南疆的许多普通人,包括西藏的藏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分享现代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哲学各方面的理论、学说,这对于建立现代国家、民主体制是很有好处的。

  小城市也应有最高水准的大学

  南方周末:你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调入北大,也曾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现在又在石河子大学教书,比较这几类不同的大学,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贺卫方:在整个大学管理、决策过程中,应该是学者掌握决策权。就治理而言,大学就是一个学者的共和国,是自治的,我们就是大学的主人;但是实际上,中国现在大学管理高度行政化,不是学者握有最终的决策权。

  尤其是大学和教育部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教育部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学不得不服从于它的控制。

  越来越多的教育部官员,给大学带入很强大的行政思维,近年来教育部不断扩张对于研究生入学考试权力的控制。

  我们的大学过于集中,大学依附于政治中心。在海口、北海、威海这种小城市,是否也可以建设一些国家最高水准的大学?西方国家有一些最好的大学都在10万、20万人口的小城市里。我们都是在巨大的中心城市里才会有好的大学,搞得“巴黎充血,外部贫血”。

  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

  “我是一个新新疆人,”贺卫方说,“这和匆匆过客的旅游心态不同。”

  2010年4月17日是个星期六,下午,贺卫方在石河子大学法学院的“模拟法庭”里,在一个名为“阳光绿洲”的学术论坛上做了题为“新疆人文寻踪”的演讲。半年多以来,他先后九次在这所大学里搞公开讲座,前面八次都是法学领域的题目。

  作为一个“新新疆人”,贺卫方入乡随俗表现在喝酒上。一个是酒量增长,一个是讲究新疆的喝酒规则,“站着碰杯,坐下喝酒”。

  刚到石河子不久时,贺卫方有一次在乌鲁木齐跟朋友喝酒,他们喝的那种“援疆酒”正在搞促销,他刮中了一等奖,2800元。“贺老汉一辈子都没有中过这么大的奖。”他开心地说。那奖给的不是现金,而是乌鲁木齐到那拉提草原的往返机票。

  贺卫方游历南北疆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他去了塔城、鄯善、吉木萨尔、喀什、喀什噶尔、轮台、库尔勒、英吉沙尔、塔什库尔干等地。

  贺卫方在大屏幕上给学生们放他游历新疆时拍的照片,正是这些最初被他贴在博客上的照片,吸引了章诒和。2009年,章诒和两次到新疆探望贺卫方,并结伴同游。今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两人合写的《四手联弹》,书的第一部分就是有关新疆的。

  “石河子市30万人,只有这么一所大学。”演讲结束,贺卫方回到法学院挂着他名字的办公室,坐在蒙着一层薄灰的办公桌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每周给本科生上6节课。

  2009年年末,贺卫方和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的同事们还组织了一次“模拟法庭”,对孙伟铭案 (即轰动一时的成都“12-14”特大交通肇事案)进行了解析。整个的审判过程相当严肃,经过合议庭的细心讨论,最后做出的判决是不构成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

  “他很优秀,喝酒太多不好,但很难要求他节制。”章诒和说,“男人独自在外,很孤单,他天性喜好交友,特别喜欢新疆,喜欢得要命。我叫他小贺,他叫我愚姐。”

  走出“糟糕状况”

  “走的时候人家苦口婆心地劝你,你背着牛头,坚决要走,最后又回来了。你这不等于玩北大吗?”贺卫方把2008年和2009年说成他的“多事之秋”,先是浙江大学没有去成,接着到了新疆。“当时确实是意气风发,台湾光华教育基金给了一个亿,专门用于浙江大学法学院的建设,成立了教授管理委员会,他们想深度参与到整个法学院的管理和制度建设中,所有委员一致通过决定进我,这就埋下了后来麻烦迭出的种子。”

  贺卫方在杭州房子也买了,谁都知道他调到浙大了。但只差最后一个资产管理章,这个章一盖他的档案就过去了,但就在这时候又不行了。“就像是飞机到了杭州机场却降落不了,回首都机场也回不去。”小贺跟家人商量,接着往南走得了,到广州的一所大学任教。

  那所大学的副校长很热情,叫法学院马上打报告,学校赶快批,把档案转过来。此时,北大法学院院长说,如果走不了的话就回来吧。“我就觉得挺温暖的,他们知道我不好意思提出来,这个处境确实比较难。然后又办了回来的手续。2008年的12月9日,工作证办了,这一刻心里面一下子就踏实了。”

  2009年2月,北大一位校级官员问贺卫方,你是不是可以到新疆去?

  当贺卫方去新疆的时候,北京的朋友都觉得有“西出阳关”的感觉。

  贺卫方最艰难的时候,章诒和也正在遭遇到人生的“情绪低落”期。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卧底》、《告密》受到了不少好评,也让“愚姐”承受了不少压力,有些甚至来自她十分尊敬的人,章诒和心情从没那么坏过。“有一些更高辈分的老者,觉得章诒和这事做得太不近情理。”贺卫方说,他自己的观点是,揭露似乎是一种残酷,但早一点把真相说出来有好处,这样的揭露,不是为个人,而是为整个民族。“写了《卧底》和《告密》后,我日夜哭泣。”章诒和说,在这本书中,她第一次写自己,也写到了死亡与了断的话题,“那是一个真实的我,我并不热爱这个世界。”她没有解脱的途径,去了新疆找贺卫方,回归大地,复归性灵。

  也是在章诒和的提议下两人合写了这本《四手联弹》,作为小贺和愚姐走出“糟糕状况”的见证。

  关于新疆的传说

  “所谓幸福指数是实实在在的,这儿比北京好,水好,饭菜也好,我们可以仰望星空,能够看到星星。”贺卫方说。

  贺卫方把新疆的两年“支教”看成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拿他自己的话说,他来新疆,命运中早就埋下了伏笔。

  四年前,他应邀参加石河子大学举办的西域法学论坛,送行宴上,主人说欢迎贺老师多来新疆,他说希望有机会到石河子长住一段时间。当时宾主都觉得是客套话,没想到四年后,他真来了。

  其实,贺卫方的家族也和新疆有关。1963年,舅舅在山东老家被打成右派,教不成书了,一拍屁股带着老婆到了伊犁,一直到1981年平反以后才离开新疆;外祖父也死在了新疆。

  除了游历、交友,贺卫方还开始做新疆历史文化研究。

  在做关于新疆文化的演讲时,讲桌上就堆着《亚洲腹地旅行记》、《外交官夫人的回忆》、《重返喀什噶尔》、《新疆考古记》等书。“那些书在我书架上已经躺了20年以上了,当时看了个头,就没再看下去。这次不一样了,它描写的不少地方我都去过。”贺卫方一直对基督教的传播历史感兴趣,过去他关注的是基督教在内地的传播,但一直没能了解从西边穿过天山山脉的基督教传播史,“喀什那个地方还有景教 (即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编者注)的痕迹”。

  他发现瑞典出版的关于新疆历史文献的书是最多的。因为曾经有一个虚假的传说,称瑞典人的祖先生活在喀什,虽然后来被证伪,不过还是不断有瑞典人来到喀什,研究喀什的维语与瑞典语的关系。事实证明是没有关系的,瑞典传教团还是在喀什办了印刷所、医院和学校,虽然传教效果不大,但其慈善功能对当地帮助很大。贺卫方最近把他找到的瑞典文献的目录放在了博客上:“瑞典历史博物馆、瑞典国家档案馆有那么多有关新疆的近代史文献,应该尽快翻译出版。”

  贺卫方在新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理清了和中国200年来不断有瓜葛的英国几代“马卡特尼”,发现原来是同一个家族(theMacartneyfamily)。

  “以前大家都是孤零零地去处理它,比如研究太平天国时,他们会注意到一个马卡特尼(中文名字“马格里”)有一些作用,中国近代外交史也会研究他,研究洋务运动的人会注意到他。研究新疆史的人就研究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马卡特尼(中文名字“马继业”),但不大会关注这两个马卡特尼之间的关系,至多在生平中提一句,马继业有一半中国血统,绝不会想到其实更早的乔治-马葛尔尼,他们的英文名字是一样的。”

  贺卫方开始访问西方一些专门研究家族的网站,发现马卡特尼是一个古老的家族,最早在苏格兰,后来17世纪移居爱尔兰,一直非常受英国王室尊重,因为是贵族,家族中产生许多外交人物。“这个马继业就是当年英国国王把他派来见中国乾隆皇帝的马葛尔尼同一家族的后裔。1793年,在承德避暑山庄,马葛尔尼谒见乾隆皇帝,赠送礼物,携带了英国国王的信,最后因为他不肯三拜九叩,遭到乾隆的冷处理,结果导致让中国开放宁波、塘沽等口岸的一系列要求没有实现,只带回了一堆回赠的礼物。因为马葛尔尼拒绝向中国皇帝下跪,英国的朝野上下都觉得他维护了英国的尊严,给他加官晋爵。”

  马葛尔尼没有孩子,没有人继承他贵族的“职称”,于是他只好把家族“职称”和家族的姓氏转给他的一个侄女婿,这个侄女婿继承了马葛尔尼家族的名号,但是不能继承贵族的家徽,这在英国有非常严格的规范。

  当年李鸿章办洋务请的一个军火制造顾问,就是马继业的父亲马格里。因为军火工厂发生过爆炸,连累到李鸿章,后者一生气就把他免职了。后来中国跟英国建立外交关系,派出了第一任驻英国大使叫郭嵩焘,郭当大使,倚靠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马格里。马格里后来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工作将近30年。在南京,太平天国动乱期间,一位贵族家的千金丧失了父母家人,最后被马格里收留,两人结婚,生的孩子正是马继业。马继业在南京生活到10岁,回到英国接受教育。他在中国被称为“洋鬼子”,到了英国被称为“中国猪”,所以马继业终其一生,在他任何写作中不提及他的母亲。马继业把喀什总领事馆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在“大博弈”中,英国人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俄国人,跟马继业的工作有关系。马继业在喀什协助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勒柯克等考古学家,包括日本的大谷光瑞考古队,“马继业在中国文物流失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现在《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中文名叫马珍,我在网上检索到她的一篇文章《喀什英国领事馆摆脱遭受拆迁的命运》,2009年12月底我回北京,跟马珍见面,章大姐也来一块聊天、喝酒,马珍说她就是这个家族的,马珍已经在北京住了十几年,她准备专门就祖上马葛尔尼到中国所走的每一个地方和现在的发展情况做对比写一本书。”

  在新疆可以大哭大笑

  和贺卫方一样,章诒和也爱新疆。

  章诒和说:“全中国只有西北保持最本初的状态,没被改造过。在新疆你可以大哭大笑,可以和大自然最亲密接触。新疆人完全是超乎想象的美和纯洁,有很多人的性情保持爹妈生出来的那样,这在北京几乎没有。”

  2009年8月和10月,章诒和两次到新疆和贺卫方旅行散心,“写写新疆的花花草草、盆盆罐罐的东西,来忘记那些事。”

  在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口岸,因高原反应,下车只呆了很短时间,贺卫方快速“出国”到巴基斯坦边境,拍了照片,赶紧下山。

  一路上,章诒和讲故事,贺卫方当听众。她讲个人监狱的经历、父辈的往事、民国逸事、政界、文艺界名人琐事。这些故事中的一部分,收入了《四手联弹》。

  在轮台县的塔里木河流域,章诒和看到了沙漠中的原始胡杨林,讲了一个有关胡杨的故事。与“现在欧洲走红的油画家聂崇良”有关,章并不认识这个人。

  聂崇良是上海名门之后,1963年父亲“出事”,家产被作为敌产没收,聂被发配到新疆兵团。白天打土坯砖,晚上给农工讲故事,从《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到《红与黑》,但有人告密,兵团把他抓走了,说他思想反动,判了劳改,做苦役。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他利用一次押运的机会,逃回上海,满身补丁,一根扁担,家里人都不认识他了。他当了个小职工,惟一的爱好是到上海周边画画,一次,从河边住家里出来一个女人,看了他的画,对他说:“什么都不要管,爱画什么画什么。”这个女人叫费楠,当时已有丈夫和两个女儿,她像收留流浪汉一样收留了聂崇良,后来两人相爱了,费楠和丈夫离婚。

  “聂崇良结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妻子去新疆,去那本来是他最大耻辱的服刑地。一到新疆,他就热泪滚滚,说沐浴的新疆的风景是世界最美的,只要看过沙漠的胡杨,世界上没有别的风景可看了。他画的新疆胡杨系列画在欧洲走红。他的色彩感觉跟欧洲画家是一样的,我感动得要死。一个有艺术感觉的人,没有不对新疆动心的。”章诒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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