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罗斯曼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29日 10:12 南方人物周刊

  导语:多数以色列老百姓认为,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与阿拉伯人谈和平的想法太天真”。在战场上失去一个儿子的格罗斯曼说,“我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任务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

  “Shalom!”

  无论对方来自哪个国家,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的问候与告别,都会使用这句简短的母语。

  除却“您好”,这个希伯来语最基础的单词,更有“平安”、“和平”之意。格罗斯曼沉稳的声调传递出一股力量,捍卫着其人其作所思所求的核心。

  56岁的格罗斯曼,与阿摩司-奥兹(Amos Oz)、亚伯拉罕-巴-约书亚(A.B.Yehoshua)被誉为当代以色列文坛三巨头。他的作品,常以独特视角探讨人类的正义与公道,被译成25种文字,拥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并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曾在以色列电台做编辑和新闻评论员多年,1988年因不堪报道自由受限辞去工作。

  作为希伯来文学的传承者,格罗斯曼的早期创作即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1983年问世的首部长篇小说《羔羊的微笑》中,他的笔触已探及约旦河西岸的敏感问题,并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主人公,勾勒出个人命运与政治现实间的密切关系。他热爱祖国,关注以色列现实和犹太人的生存命运,同时也同情饱受战乱之苦的巴勒斯坦人。

  1987年,应以色列一家新闻周刊之邀,格罗斯曼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营采风。难民营内破败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感慨之余,他完成了随笔集《黄风》,如实描绘巴勒斯坦难民的生存状况。文集发表后舆论哗然,以色列读者受到强烈震撼。《洛杉矶图书评论》称之为“一个以色列作家所做的最诚实的灵魂探索”。

  随笔集《在火线上沉睡》中,格罗斯曼将视角投向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居民区,提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在犹太国家遭到忽视的问题。而2003年出版的文集《死亡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收录了他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发表的政论文章,主张巴以两个民族回归到和睦的“历史进程”中,有国界而无战争。

  长久以来,格罗斯曼试图通过政论、访谈剖析以色列充满冲突的现实,并参加了许多抗议活动和国际和平倡议。巴以问题上,他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却被很多以色列人误解,他所在的左翼梅雷兹党在以色列议会中仅占到3席。多数老百姓认为他“与阿拉伯人谈和平的想法实在太天真”。遭到以色列右翼势力攻击时,格罗斯曼回应,“我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任务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

  逾越节(犹太民族的五大节日之一)前一周,格罗斯曼首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3月5日上午他出席上海同济大学《幸存记忆:今昔——关于犹太难民》座谈会,与多年未见的高中同学哈伊姆-多顿(世博会以色列馆设计师)向观众讲述关于大屠杀的记忆和历史;3月6日下午他又以《冲突,对抗,戏剧——当代以色列》为题,在外滩5号作了一场精彩演讲。

  在沪期间,格罗斯曼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大屠杀:那边发生的事

  “请把灯光调暗些,我准备招供一切了。”

  聚光灯的热度让作家有些不适,他在台上半调侃起来。

  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伴随着黄浦江上偶尔传来的鸣笛声,格罗斯曼用希伯来语朗诵了代表作《证之于:爱》的片断。

  1954年,他生于耶路撒冷。父亲出生于波兰小镇,1936年移居巴勒斯坦,母亲是本土以色列人。8岁时他已开始阅读著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莫吐尔历险记》,从此走进迷人的东欧犹太世界。9岁时早慧的大卫担任了以色列广播电台少年记者。此后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戏剧,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约4000年历史的母语成为他惟一可以自由表达感受的语言。

  “希伯来语是一门在日常生活中死而复生的语言。漫长的流亡中,犹太人创立了意第绪语用于日常交流,希伯来语逐渐失去口头交际功能。你难以想象曾经有约1800年,恋人们不用这种语言互诉衷肠……19世纪下半叶,《圣经》希伯来语被重新用于现实生活,加进现代词语、俚语和外来语,得以复兴。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来到我们中间,他可以听懂一半的话。”

  1986年出版的《证之于:爱》,打破传统文学界限,以交叉、隐喻的独创性文本,描绘了大屠杀幸存者下一代人的“非正常”生活,开创了以色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先河。小说问世后,被《纽约时报》誉为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格拉斯的《铁皮鼓》等作品并肩的经典。

  “关于大屠杀,希伯来语有个专门词‘Shoah’。在我初有记忆的童年,周围人就在谈论‘那边发生的事’,大人们常说‘纳粹野兽’,儿时的我并不明白它的意思。”

  小说中,8岁男孩莫米克发现大人似乎永远无法从过去中挣脱,遂认定“纳粹野兽”是种神秘的动物。凭着孩子的勇气,他试图将野兽引出家里的地窖,把他的父母从惊吓中救出来。父辈们“密封起来的痛苦”成了莫米克沉重的精神负担,成年后的他冷漠苦涩,害怕去爱。幸存者子女的精神世界被创伤、恐怖和耻辱所困扰,同“纳粹野兽”的搏斗,成了一代人的苦涩体验。

  “我出生那会儿,许多幸存者刚从集中营回来,精神上伤痕累累,生活在沉重的集体沉默中。他们很难重新相信他人,甚至不相信自己还想活下去。我没经历过大屠杀,也不是‘第二代’,然而面对周围人遭受的这种终极伤害,面对所处的民族曾经的集体创伤,你怎么可能不写下来?”

  格罗斯曼意识到,大屠杀镌刻在以色列人的记忆深处,只有当他描写未曾经历的“那边发生的事”时,他才能真正理解自己身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男人、父亲和作家在以色列的生活。

  “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想探讨两个问题:首先,作为一名犹太人,如果当时我被关押在集中营,被剥夺了名字、性别等个人独特性,只留下一个冷冰冰的编号,为了保存自我,我会怎么做?会自杀吗?第二个问题,如果我是在场的刽子手,有什么可以保护我脱离这部罪恶的杀人机器?我保留的最后一点人性是什么?作为人,而不只是作为犹太人,每个人都得自我追问这两个问题。要知道,直至今天,剥夺个人独特性的独裁统治,与被迫卷入群体暴力的危险,仍像幽灵一样存在着。”

  写作,让我重获新生

  “人们常说,有个孩子是件多么美妙的事,父母养育孩子是幸福的。但在以色列,每个家庭都有阴影——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呢?”

  格罗斯曼有3个孩子,3年多时间里,他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先后送上了战场。

  先是长子乔纳森被召到部队当坦克手,格罗斯曼夫妇终日牵挂他的安危,同时,年幼子女的安全也令他们忧心。次子乌利和女儿露茜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夫妇俩从不让他们乘坐同一辆公车上学——万一孩子们乘坐的那辆车遭到恐怖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直到现在,许多以色列人依然活在随时面临亲友离开的忧惧心境中。”

  格罗斯曼动笔写《直到大地尽头》时,乔纳森还有半年即将退役,乌利则即将服役,他的内心充满慈父的爱,“希望它能佑护他们平安归来。”乔纳森回来了,不幸的是,年仅20岁的乌利后来战死沙场。

  2006年黎巴嫩战争爆发,就在格罗斯曼与奥兹、约书亚呼吁以色列政府停火后几十个小时,乌利死于真主党的炮火中。当时,格罗斯曼正和同伴们站在坦克旁,盼望着停火后回家过安息日。

  “乌利是在我写《直到大地尽头》时死去的,当时离他21岁生日只有两周。乌利出事前我已经在这本书上花了3年时间,他一直知道我在写这本书,每次从部队回来都跟我讨论。他死后,我觉得自己被连根拔起,什么都没有了意义。”

  悲痛欲绝的格罗斯曼一度决定放弃,但在挚友的鼓励下,最终走出丧子之痛,在2008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他说,“写作让我重获新生。”

  小说中,格罗斯曼融合自己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刻画了母亲奥拉在儿子踏上战场后的真实心境。因担惊受怕、不堪噩耗来袭的折磨,她毅然选择与年轻时的爱人徒步穿越以色列。

  除了触目惊心的战争灾难,格罗斯曼也写丈夫猜忌妻子,写耶路撒冷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写沉浸在爱情白日梦中的男男女女,写《圣经》人物参孙的孤独,写母女之间微妙而混乱的关系,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讲座最后,话题再次落到“爱”上。“爱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写作,正是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最基本的是,爱,意味着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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