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28日 09:25 东方早报
导语:1992年,当戈尔巴乔夫宣布:“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幸运在场的刘香成用胶片记录下了这个瞬间,第二天这张照片上了全世界所有报纸头版头条,并为他带来了普利策奖。但他和玛格南图片社的成员们一样,说不清什么是“新闻摄影”,却可以花几年时间在一个陌生地方生活,连孩子也跟在身边,“但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是那个时代最后的传承者。”图片背后的价值在于带着自己的审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拍摄那些图片。
上周,作为世博出版工程的一部分,受上海联合企业馆委托,由普利策奖得主刘香成和凯伦女士编辑的摄影集《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在上海首发。历史可能只是一些破碎的片段,但他编辑的历史影集,引导我们触摸过去,了解168年上海的现代化历史。“这些照片能够帮助我们勾画出一个偶然、错误、警觉和荒谬的大杂烩,而这造就了今天的上海。”
在这本影集中,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照片中,中国人的情绪都非常饱满、昂扬。“凯文对当代艺术很有研究,现在的画就是表现不出来当年社会主义写实派那种镜头。现在的人去唱歌,也唱不出那个调子。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节奏,其中包括人的精神状态、声音,图片也有这种力量。我们在梳理的时候,就希望,在我们能够找到的、尽可能找到的资料里,去表现当时的时代精神。”
刘香成出生于1951年的香港,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他曾挪用部分福建马尾船厂的经费来修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他创办的学堂中有一位学生叫梁漱溟。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出生于湖南的湘潭,从军然后读书,成为蒋介石福建省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结婚后的邻居中有一位叫严家淦的,是蒋介石去世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1949年后,刘家前往香港,刘香成就在那里出生,是6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位。但3年后,母亲带着刘香成迁回了福州老家。当年的私家四合院成了大杂院。在那个年代,刘香成的身份是出生于香港的华侨,班级中少数没有红领巾的学生。1961年,刘家又回到了香港,远离了被政治漩涡搅动的大陆。父亲在香港是报人,1970年刘香成去美国念书,父亲阻止了他念新闻的想法,最后他选择的是国际关系。不过改变他命运的却是大学期间的一门选修课,他在摄影选修课上遇到了基恩-米利,当时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他建议刘香成去他的《生活》做他的实习生。之后,他亲历了西班牙、葡萄牙动荡的政局,他走遍了中国、苏联、印度、韩国、阿富汗等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政治热点地区。
从1970年代起许多西方人通过他的镜头了解真实的中国。 那些30年前的照片,几乎成为西方了解后毛泽东时代神秘中国的窗口,照片后来集结成畅销摄影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去年这部分照片集结成摄影集《中国:1976-1983》在国内出版。1992年,当戈尔巴乔夫宣布:“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幸运在场的刘香成用胶片记录下了这个瞬间,第二天这张照片上了全世界所有报纸头版头条,并为他带来了普利策奖。
“我拍戈尔巴乔夫辞职,是一个意外”
早报:1992年,你用镜头记录了戈尔巴乔夫辞职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性时刻,你也凭借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这是否要归功于幸运?因为当时只有你一位摄影记者在场。
刘香成:当年,我结束了北京的工作回到洛杉矶,我跟美联社社长说,你答应我从北京回来之后,2年后能派我出去。那个时候甘地夫人刚刚被刺杀,他就问我愿不愿去印度。我很高兴地说好。我又要出国的消息,连洛杉矶分社社长也知道。当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我在暗房洗图片,其他美国记者跑到暗房跟我聊天。他们对我说,刘香成你疯了,所有美国记者的梦想就是来南加州,你好不容易从北京调回洛杉矶,你现在居然要去印度?他们感觉这有点不可理喻。
我拍戈尔巴乔夫辞职,是一个意外。我进克里姆林宫的时候,还不知道演讲完了苏联会解体。我只是人缘不错,人家(CNN)去采访,拉着我也去,于是我糊里糊涂地走进去。当然我也是有作为的,不是人家说不准拍就不拍,那是给了你机会也丢了。机会,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当年西方记者要有苏联外交部发的摄影签证,是很难的。当年我去苏联的第一个月,《新闻周刊》有个记者叫彼特-特尼,他就常年有这个签证,他有事情就从巴黎飞到莫斯科。但他说喜欢巴黎,从来不住在苏联。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位美国外交官家里吃饭,那位彼特对我说,希望有机会来苏联居住一段时间。我说话很冲,我说,“彼特,等你做决定的时候,那就晚了。”过了几天,苏联就解体了。等他和弟弟再次出现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可他有这个签证已经五六年了,他就是不愿意去。
我对苏联的兴趣,是因为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遇到很多优秀的美国记者,我发现他们大部分都去过苏联。然后他们对我说,中国这个制度都是抄袭苏联的。我要知道中国制度为什么这样,我要知道一个解释。在我的思想里面觉得,这很有意思,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苏联。有一次和美联社社长在一起,随口说想去苏联。过了段日子,他对我说,你还敢不敢去苏联。这样机会就来了。那个时候,我才在韩国不到一年,然后又把韩国家里的所有东西重新打包装箱运到德国,用卡车再运到莫斯科。
“现在的摄影师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生活”
早报:一张照片背后的生命力和价值在哪里?
刘香成:我的老师基恩-米利是一个有着19、20世纪传统的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首先在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他们不会有什么是新闻这样的问题,他们更多带着人文关怀。你看布列松拍法国的图片,那才叫真正的好,相对而言他在中国的作品不怎么样。只是中国人好奇,中国的形象在布列松那里呈现了。
这批欧洲人,带有很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拿相机看世界。在我跟基恩的九个月里,他轻轻松松地用这种传统影响了我。当年所有那些玛格南图片社的记者也不知道到底要拍什么,什么才是新闻摄影,他们出门的时候也是受杂志委托去拍图。那个时候杂志有钱,比如《时代》,他们会对我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所以,我的图片没有很强的新闻感,但确确实实我又是做了不少新闻摄影。可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所有大报大杂志社都在裁人,怎么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条件呢?但那个摄影的人文时代一去不回了,我是那个时代最后的传承者。
这就是图片背后的价值,带着自己的审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拍那些图片。
早报: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越来越高,图片越来越多,但好的片子还是几十年前的。
刘香成:这是因为,现在的摄影师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生活。布列松不大愿意接受采访,但有一篇纽约时报上的专访,他这样解释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当年我在北京工作了四五年,我对生活的细节非常感兴趣,但当时很多西方摄影师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但这个东西其实有它的生命力,要记录一个时代瞬间。
“中国摄影师自己画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
早报:之前看一组你在1980年代初前后的作品,你的照片中的中国呈现出和其他西方摄影师很不同的地方,比如你不会刻意去捕捉那些乖张的政治行为片段。
刘香成:我的图片跟他们不一样的原因之一是,我是中国人,我对这个土地和上面的人感情不一样,而美国人的教育给我的是独立的思考,我就是这种情况下来到中国。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里有很多政治信息在里面。我的图片其实是图片的政治报道,虽然是日常生活。所以我的图片都是人与人的感情对话,独特的一面是中国,是我中国人的感情。
早报:说起相机,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刘香成:在许多采访中都说不想谈相机,因为一想到相机,就会把它跟其他器材联系在一起,卫星电话、暗房、三脚架、放大机等等,一出门就是70公斤重,还要搬家。人家问我,还照不照相,我当然在照相,就是我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在照相,看这个世界。
早报:你怎么看中国年轻摄影师?
刘香成:中国人很喜欢给自己设个框框,比如摄影师,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这是我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他们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